临毕业前夕，党发出了“支援边疆，开发大西北”的号召。年轻人，火热的心，再加上反右斗争之后，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经过学校的层层动员，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毕业班的同学中掀起奔赴边疆的热潮。
当时有一本苏联小说，叫《勇敢》，描写的是苏联共青团员奔赴边疆建设共青城的英雄事迹。许多青年人看了以后热血沸腾，决心奔赴边疆，建设边疆。
在本届法律系的毕业生中，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向党组织表示了“支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
我是年轻人，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在填写奔赴边疆的志愿书之前，我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对边疆，我是既想去，又不想去。想去的主要原因是受《勇敢》小说的影响，我很想像小说里那群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一样，在边疆艰苦奋斗，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另外，人民大学给我留下太多的心灵创伤，在这里，我已成一堆狗屎，臭不可闻。我想远离人大，远离北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歧视我的地方去，重新起步，若干年之后，再比高低，再辨香臭。不想去的原因是牵挂家麟。说实话，哪个相爱的人不思念对方，哪对情侣不希望朝夕相伴。“左派”是人，右派也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他现在是臭狗屎，改造好了，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香饽饽。我要是奔赴边疆，他身边就没有亲人了，轮休日，他无家可归，无人说话，无人相伴，多么憋闷，多么可怜啊！我不忍心远离他。
去不去边疆，决定权不在我，在法律系党总支。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还能提什么要求，还敢提什么希望！只有一条路可走，服从分配，时刻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8月底，毕业分配的方案下来了。法律系300名毕业生中，被派往边疆的有80多人，其中宁夏22人、青海29人、新疆30多人。我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据说这是为了挽救我，把我分得远远的，好让我与吴家麟彻底划清界限。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被派往边疆的同学，大多数是带着各种处分去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同学是中间或中右分子，还有一些右派。说是分配，其实带有“发配”性质。“左派”同学大多数都留在北京或其他条件好的城市。革命需要嘛！
有人说：“分配你去边疆，你若不想去就不去呗！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在可以这样做，当年可不行。因为有两道紧箍把你箍得紧紧的，一是档案，二是户口。这两样东西都掌握在学校手里。学校决定把你分配到哪里，就派专人把你的档案、户口送到哪里。那时的档案属机密文件，不允许本人拿着。没有档案，就没有单位敢接受，就找不到工作。想干个体，当时政策不允许。你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没有粮票就没有口粮，没有口粮就无法生存。因为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而且每个人按月定量供给，每人定量有限，很少有多余的。总之，你不服从分配，就很难活下去，看你去不去！再说，当年的年轻人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发出号召，很少有人不响应。
我写信告诉远在香港的父母，我大学毕业了，即将奔赴边疆，去参加大西北的建设。过了几天，母亲来信说：我们已有10年没有见面了。在我去边疆之前，她一定要见我一面。她正在办理入境审批手续，叫我一定要在北京等她。我把信给有关领导看了后，说：“希望能准许我迟些日子去宁夏报到。”这位领导还比较通情达理，说：“那你就在这里过完中秋节随最后一批同学出发。母亲来了之后，要多向她宣传国内的大好形势，领她去看看祖国的新面貌。”
9月中旬，母亲来了。得到领导的允许，我把母亲接到人大招待所居住，既省钱，又可朝夕相伴。
母女相见，格外亲热。母亲见了我第一句话是：“我女儿长大了，长高了，漂亮了，就是瘦了点。”我说母亲还跟10年前一样年轻、漂亮，变化不大。过了一会儿，她问：“家麟呢？怎么没来见我？”对内地的反右情况，香港人耳有所闻，但对家麟的情况她不知道。我只好如实相告。她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只是没有说出来。待她情绪稍好一些，就关切地问：“你决心要去大西北？”
我说：“是的。”
“西北那么大，你要去哪里？”
“宁夏回族自治区。”
“什么？宁夏？没有听说过。你把地图拿来，指给我看看。”
“现在的地图上还没有这个地方。”
“你也太胆大了。地图上没有的地方你也敢去？”母亲有点儿急了。
“听说这个省区大概在内蒙古、甘肃一带。现在还没有成立。将来成立了，地图上就有了。妈，你放心，我不是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我赶紧解释。
“我劝你不要去。听说，那些地方非常荒凉落后，还飞沙走石什么的。在古代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大西北是荒凉、落后。正因为它荒凉落后，才需要人去开发、去建设。将来人去多了，把大西北建设好了，不就不荒凉、落后了吗。”
“你讲的道理是对的。但一个女孩子，去那样的地方工作，太冒险了。”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确如此。
“这次我们去的人很多，光我们年级分去宁夏工作的就有22人，其中有近一半是女生。妈，你放心。你女儿很能吃苦，别人耐受得了，你女儿也耐受得了。那里的人能活下去，你女儿也能活下去。”我劝慰说。
“那家麟怎么办？”
“他留在北京劳动改造，改造好了再说。”
“我还没有见过这位女婿，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你回国一趟不容易。咱们先在北京参观一些名胜古迹，过些日子我再带你去。”
9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是旅游的大好季节。我带母亲去看天安门，观故宫，游颐和园，登长城……这些天，母亲玩得很尽兴，但她心里总惦记着未曾见面的女婿。一周之后的一天，母亲执意要我带她去看家麟。我只好顺从。
我们乘车来到家麟所在的农场，向场部有关的领导说明来意后，这位领导说：“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我们农场也一样。场里规定，中午右派有半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你们要见吴家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见一面。”
正午，只听田间哨声阵阵，该是下工了。右派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场部食堂打饭去了。我们在场部着急地等待着。过了10多分钟，才看见家麟端着饭碗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了。他，头发像野草，胡子长长的，脸色黝黑，衣服又脏又湿，裤腿挽得高高的，穿一双破胶鞋。俨然一副劳改犯的模样。一见到我，他就问：“你怎么来了？”我指着站在旁边的母亲说：“这是我妈，从香港来看你。”家麟赶忙叫了声“妈”，并向我妈问好。我对家麟说：“你赶快吃饭。我们来看看你就回去。”家麟也顾不上客气了，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还没有吃完饭，上工的哨声又响了。家麟说了一声“我上工去了”，就离开我们，走出场部。
家麟上工去了，我们也随即离开场部。走到场部大门外，我看见我妈哭了，不停地用小手帕擦眼泪。我的心阵阵酸痛，我只知道农场劳动很艰苦，没有想到会这么艰苦，饭都来不及吃完就得上工。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语，都跌入了凄怆的河流之中。
第二天，母亲对我说：“昨晚我想了一夜。家麟活得这么苦，我不能再让你去边疆受苦。跟我回香港去！你爸现在当经理了，我们家不穷了。你要是不方便去说，我去找你们领导说。”她说着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往门外走。
我赶紧拉住她的胳膊，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而后说：“家麟这一阵子是农忙，所以苦一些，农忙过后不会那么苦。我是去边疆工作，不是去边疆的农场劳改，不会太苦的。去边疆，是我自己报的名，领导也批准了，很多同学上个月都已到边疆了。我不能当可耻的逃兵，我永远也不会当逃兵。再说家麟需要我。我留在内地，他会觉得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有盼头，他才能更加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妈，你千万不要去找我们领导。”
不知怎么，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消息这么灵通，我们悄悄去看家麟一眼就回来，竟然被他们知道了。过了一两天，领导把我找去谈话，说：“你怎么事先不报告，就把你妈领到农场去？”
“那天，我妈非要去不可，我就带她去了。”我支吾着。
“我叫你向你妈多宣传大好形势，多看看祖国的新面貌，你怎么偏偏把她领到农场去了！”领导生气地说。
我知道越辩解，领导会越生气。干脆低头垂手乖乖听训。训了一会儿，领导说：“你要记住，从今以后，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话决不要说，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决不要做。回去吧！”
我如释重负，快步离开……
月圆了，中秋节到了，家麟获准轮休返校过节。这次他的形象大变：头发整齐了，胡须刮光了，衣服清爽、整洁，连那双黄色皮鞋也穿回来了。我们与妈妈在一起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一起过了一个团圆的中秋节。过完节，我们各奔东西：家麟回农场，母亲回香港，我跟随最后一批毕业生乘上西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