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长城现存遗迹
固原长城西周时期属朔方长城。朔方长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是西周西北边防长城的一部分，位于西周西北境。
固原朔方长城现存遗迹，依《水经注》的记载，位于今固原县城“北一十五里”处。它在宁夏境内横穿西吉、固原、彭阳3县，长约400华里。这道长城，本文称之为固原长城。
固原长城从西吉县往西出宁夏进入甘肃，经静宁、通渭、陇西、渭源、临洮，直抵洮河东岸；从彭阳县往东，经彭阳县城阳乡、孟源乡出宁夏境进入甘肃镇原、环县、华池入陕西，经吴起、靖边、榆林抵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这道古长城，秦汉时期称之为“故塞”，以区别于秦昭王所筑的“故河南塞”和秦始皇派蒙恬所筑的万里长城。这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周朝防御北方戎狄族群所筑长城的遗迹遗址，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建筑。
固原长城始筑年代考
《诗经·小雅·出车》载：“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其中“往城于方”“城彼朔方”的“城”字，有人解释为建筑城市，有人解释为建筑城墙。对于“城”字的解释，本人曾在拙著《宁夏古迹新探·宁夏平原秦皇长城初探》中进行了考辨。《诗经·小雅·出车》中有“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城河上以为塞”，这两处的“城”字，都是同样的用法与含义。
《出车》篇中的“城”字。在古籍中，“城”字单用或与“长城”“塞防”相连使用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修筑长城。《史记·秦本纪》载：“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这里的“城重泉”与“城彼朔方”一样，就是说在重泉修筑了一道长城。《水经注校·济水》载：“《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筑）也。”此处“郑所城矣”的“城”字，还是说郑国筑造了一道长城。第二种是指长城、方城。《水经注校·潕水篇》载：“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周按”指叶长城至郦县长城，此本作‘六里’，《御览》及宋本俱作‘相去六百里’，故从之），若南北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当做迳）泚阳界，南北联络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指此城也。”“《后汉书·郡国志》载：叶有长山曰方城。”楚国的长城，或叫城，或叫长城，或叫长山。《元和郡县志·卷二》载：“华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为秦晋界。邑长城在州东七十二里，或说秦晋分境祠华，故筑此城。”这里的“故筑此城”，也是指修筑了一道长城。《文献通考·卷二十四下·四裔考》载：“杜氏通典傅奕曰：易称王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修障塞，易之设险也。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国分争，国有长城。赵简子起长城以备胡，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则长城之作其来远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壍，城全国灭，人归咎焉。”上引文中“城全国灭”“益理城壍”中的“城”字，其含义即为长城。所以，以上“城”字，均与《诗经》“往城于方”“城彼朔方”中的“城”字是同样的用法与含义。因此，“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说周宣王派南仲去于方建筑长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说周宣王命令我去朔方建筑长城。对“往城于方”、“城彼朔方”的解释，正如国际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所言：“‘城彼朔方’，不是说只造了一座城，而是筑了一条长垣，即长城。”
《出车》篇中的“于方”“朔方”。朱熹集注《诗集传》考证，“方”即“朔方”，在“今灵、夏等州地”，亦即在今宁夏、陕北的灵、夏等地区。朱熹所考证朔方的方向及范围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因为历史上的朔方往往泛指周都镐京北面的许多地方。所以《出车》篇中的“于方”“朔方”，就是指位于今西安市西边的周朝都城镐京北面的灵、夏、固原一带。至于朔方的治所，是随着华夏诸族与北方诸族的战争胜负、民族融合进程及华夏疆域的变迁不断由南向北移置的。周朝朔方在“大原”“太原”（今宁夏固原）。《括地志》说：“刘矅复置（高平）为朔州治所。”这说明，南北朝时期前、后赵的朔方地区也在今宁夏固原及其毗邻地区，固原地区与朔方是有渊源关系的。前、后赵时期的朔方在宁夏固原可作为追溯周宣王“城彼朔方”所指地区的参照。所以，“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就是说周宣王在今宁夏的固原、陕西的北部建筑了一道长城。
其实，周宣王派南仲“城彼朔方”“往城于方”，古人早就知道这是去建筑长城，而不是筑造城邑。《文献通考·四裔考》载：北魏皇兴中（467～471年），蠕蠕犯塞，北魏征南将军刁雍给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上表说：“臣闻北狄悍愚……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水逐草，战则与家产並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赉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由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违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君王之雄杰，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於六镇之北筑长城。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二（三）（《册府元龟·卷九九〇高闾表为‘三’》）百里，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其劳，利三也。省边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利四也。岁常递运，永得不匮，利五也。帝从之，边境获其利。”刁雍时为北魏薄骨律镇将，镇城在今吴忠市北，辖境包括今宁夏灵武、盐池一带。他请求仿效前四代君王修筑长城的事迹，在北魏沿边的薄骨律等6镇北境修筑长城。刁雍表章中所列举的四代君王防御北狄的战略：第一代君王是西周的周宣王，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诗经·小雅·出车》）。第二代君王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匈奴列传》）。第三代君王是秦始皇，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造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
第四代君王是汉武帝，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筑长城，“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史记·匈奴列传》）。刁雍说周宣王“城彼朔方”与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修筑长城都是“皆同此役”，这就说明周宣王“城彼朔方”与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修筑长城干的都是同样的工程。所以，周宣王“城彼朔方”就是与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一样地修筑了长城。刁雍请求“今宜依故”，就是要依照前四代君王修筑长城的事例，在北魏“六镇之北筑长城”。而且刁雍陈述修筑长城的第三利是“登城观敌，以逸其劳”，其中“登城观敌”的“城”字，亦是确定无疑的指长城。《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载：“太和中（477～499年），尚书中书监高闾上表曰：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暴敌轻侵，则设防固以御之……北狄悍愚，同於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赉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略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部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今宜依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城，惠乃百世。即於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於侧，因施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无往至……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馈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尝游运，永得不遣，其利五也……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此当与卿面论一二。”北魏尚书、中书监高闾与征南将军刁雍的说法完全一样，周宣王“城彼朔方”是指建筑长城。所以，南北朝时期，人们就知道周宣王“城彼朔方”是指在朔方地区筑造了一道长城，而不是建筑了一座城邑。
《出车》篇中的“玁狁”。“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周宣王命令威名赫赫的南仲到朔方筑长城，是为了扫除盘踞在那里的玁狁。那么，玁狁盘踞在什么地方？对此，《诗经·小雅·六月》有明确记载：“薄伐玁狁，至于大原。”从这里知道玁狁盘踞在大原地区。《六月》篇中的玁狁，也就是《出车》篇中的玁狁。这两篇诗中指的都是盘踞在大原地区的同一个玁狁。关于玁狁的族属，《出车》篇说：“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玁狁于夷”。由此可见，玁狁亦属西戎。对此，《国语》韦昭注释说：“犬戎，西戎之别名，在荒服。”所以，玁狁即西戎，即犬戎，盘踞在大原地区。
关于大原的地理位置，顾炎武进行过考证。他认为“薄伐玁狁，至于大原”中的“大原”，指的是今固原、平凉一带。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大原》说：《元和郡县志》有记载：“‘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玁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因此，顾炎武认为，上述引文中的“大原”，指的是今平凉、固原一带。《史记·匈奴列传》载：周襄王时，“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汜邑……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於雒邑。”（“大”“太”二字古通，太原即大原）。从上文看，周襄王被戎狄追杀，是自西向东逃奔，被迫向远在其东面的晋文公求救。晋文公兴师是自东向西，讨伐戎狄至于大原。显然，《诗经》中的“大原”绝不在今山西的太原而在今宁夏的固原。
大原在固原的考证结论，众多文献资料及研究考证均可证实。顾颉刚先生不同意“大原”在今山西阳曲县的说法，但他在其《古史辩自序》中又提出了“大原”在今山西的西南境。他说“太原的地位，必不在秦汉以来的太原，即今阳曲县一带，其必在山西的西南境，即今山西永济县南黄河的转角上。”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这一考证，太原就到了周京的东边了。但《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十七年“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周穆王的军队“六师”从周都镐京“西指”，“迁戎于太原”，这个“太原”，只能是今宁夏固原一带了。《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征犬戎是“天子北征于犬戎”。周穆王从周都镐京“北征”，其进军方向只能是北向今甘肃平凉和宁夏固原地区，而绝不会东向今山西永济县了。以“北征”方向判断，大原只能存在于今宁夏固原地区。《诗经·大雅·公刘》说：“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溥”，广大也。“溥原”即“大原”。百泉一名，西周已有。从《诗经》语句“溥原”与“百泉”的地理关系看，“百泉”地境必与“溥原”毗邻。参照《括地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地理著作，唐百泉县属原州（今固原），西去原州九十里，这证明百泉县地近今宁夏固原，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彭阳县东。所以，《诗经》中的溥原，即大原，亦即固原。现今整理研究古籍、古地理的许多学术著作，亦将与西周史迹有关的“大原”、“太原”定位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大原即固原，那么，《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就是说周宣王命令南仲到周都镐京北方的大原地区建筑了一道长城。以今地言之，就是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建筑了一道长城。
周宣王命令南仲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建筑的这道长城，也见于我国古代典籍《山海经》的记载。
综上所述，《诗经·小雅·出车》是世界上建筑长城的最早记载，也是我国长城建筑史上的最早篇章。这道长城的现存遗址，就是今固原长城。今固原长城，西周时期属周宣王所筑朔方长城中间的一段。
宁夏固原西周朔方长城始筑于周宣王时期，距今已2800多年。固原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始祖，固原地区是中国长城的故乡。固原长城在长城史上的源头地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