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张书记：
亲爱的首长，工作一定很忙，很辛苦。
我想跟首长谈一谈近圆园多年来的一些感觉和体会。我是1938年入党的，就从那时起，当时在曲子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就从事了地下革命工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破坏了共同抗日协议，经常破坏我抗敌后援会的成立，但我们在地委组织部部长徐锡林、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兆祥的领导下和指挥下，一面组织成立抗敌后援会，一面训练干部。
当时我就担任了红河一带的后援会主任，也就开始了复杂而艰巨的革命工作。伪政府不止一次地要杀我头，要割我肝花，但我也没有被他们吓倒，我仍坚持了党的工作，听党的话。
1940年国民党疯狂地发动内战，敌军封锁了解放区边境。敌人像蚂蚁似的布满了红河一带，大肆地破坏抗敌后援会，捉拿我共产党员。当时庆阳地委来函通知所有公开的党员一律调回曲子学习猿个月，我也被调去学习。一面学习，一面还要搞生活。
在那里生活是更困难的，要在相距20多里以外的地方去打柴割草，卖了后一来学习用，一来要调剂生活。学习后又调马曲镇打游击战。十月间上级党委吴志鸿、杨志超要我回原地红河一带做地下革命工作。那时红河地区是敌占区，公开工作是很危险的，伪政府经常派密探到处搜索我地下工作人员。我白天躲在深山古洞里，晚间出来活动，给伪政府门上贴标语，街头上撒布传单。当时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还要向党及时汇报敌情和活动情况。红河去马曲要源缘公里路，敌军很严密地封锁了去路，但我在党的领导下，一一地克服了多种困难，风雨之夜是我们活动汇报的大好良辰。
1943年曲子、三岔党组织都撤走了，给我留一暗号。对暗号认同志，工作更吃力，直到1944年才接上了党组织。
1944年我和高玉秀接上了头，接着和宋圣三、惠玉明也接上了头，我们的工作又活跃起来。干部、游击队经常来红河，我家作为据点。红河地区由我负责接来送去。当时敌军大肆的封锁，边境出入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怕困难和牺牲，仍然坚持革命工作，也多次的遇险，都一一克服了。
1946年，平都负责人高玉秀等人来红河布置工作，了解情况。腊月二十七日来住在我家，新年初三被伪甲长发现了。当时盘问我妻李梅英，她很平静地回答说：“这是我娘家兄弟多年没来，今年看我来，你不认得。”这才瞒护过去。当时我们就转移了据点，迁到穆家湾。初七日，领导要回镇原井家沟，这条路被敌人层层封锁，十分难以通过。当晚过王原就被敌军哨兵发现，我们千方百计地才度过层层封锁，安全地送回去了。
又一次，由边区派来前去青海的两位同志来我家，组织要我护送平凉。他们来时，因路费是烟土，被坏人发现，并知他们要去平凉，贼人以烟贩子在半路谋盗，但不知有我护送。当我们半夜起身走在半路，贼人手持凶具摸黑而来，被我一下认得，并叫出名字，才将贼人给禁住了。我猿人顺利地到达平凉，送他们乘车而去。这两宗事不过是我举例罢了，我家保护干部，游击队往来吃喝居住那是经常的事。1948年和1949年我们又组织群众抗兵抗粮抗款，直接和伪政府对抗起来。一次把我拉去当了担架，一直到平凉我才逃回来，继续坚持工作。但伪政府还暗捉我，全家人不敢回家，居住在沟洞草丛里带衣而睡。
1949年全国解放了，我接受了组织分配，担任了城阳区区长职务，后提拔为区书记。直到1956年，因我年迈体弱耳目不灵退职回家参加生产。1958年公社化后，城阳信书记（信好珍）要我担任红河支部书记，我又担任支书两年。1960年初我被批判一顿，家庭成分也由下中农提为上中农，至今未改，不知何因。
现在我已经68岁了，劳动不了了。大儿住在王洼，小儿住宁夏大学，次子双腿发麻不灵，也不能劳动。但我仍然坚持了困难。以上这些是我大概的将20多年的事回忆了一下，和首长就谈到这里。
祝首长身体健康！
敬礼
王兆璜64.10.29
（信中提到的张书记是原中共固原彭阳区委员会书记张炳发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