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荣
郭自强，1938年1月出生，中卫市柔远人，小教高级职称，1970年12月入党。1959年7月毕业于银川师范，分配到原固原县红河公社任教，之后在彭阳中学工作，先后任副校长、校长、教育专干等职务。1998年退休。2004年去世。
2004年初春的一天，天气阴沉，我格外想念我的老师郭自强，于是就打电话。一方面想问候一下，另一方面是想请老师吃一顿饭。电话打过去后，我说找郭老师，郭老师的爱人刘老师一下就哽咽了，非常悲伤。她把电话递给了儿子华锋。华锋听到是我要找郭老师，也是泣不成声。原来我的恩师郭自强在一个星期前突然因病去世。
老师突然去世的消息，我是无法接受的。去世前半个月，我在原州区政府街碰到了在体育场晨练的老师两口子，还和我说了好多话。老师说话时，他的眼神，他的音调，充满了慈祥和关爱。那种温馨，那种关爱，我是无法言表的。虽然老师去世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在我看来他是那么的健康，那么的健谈，那么的善良。他的一生视工作如生命，是那么的敬业，那么的认真。那么好的老师怎么说去就去了呢？
1973年我考入红河一中后，知道了郭老师，那时他是学区的专干。在全公社大型活动中我看到他的身影，在学校的一些大会上他都要讲话，我听他讲的话和收音机里面的一样，穿的又是制服，我感到他是一个很大的“官”。转眼到了1975年，我到彭阳中学上高中，这时郭老师已是彭阳中学校长。
我是从红河一中来的，字写得比较好，能办黑板报，学习也比较好，老师就对我爱心有加。有一天，他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说了三件事：一是国家招生制度可能要改革，要我好好学习；二是没有面（给学生灶房交的面粉）交的话，跟他说；三是让我定期更换校园的两块大黑板，学校给一间房，专门放尺子、粉笔等办黑板报的文具。他说，这房子安静，也可以自习。时间过了30多年，我才体会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
1977年上半年是我生活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那时学校食堂的伙食特别不好，每个星期有3天都要吃高粱面，非常难吃。我一天几乎只吃二三两，一两个月下来，我就面如枯槁，骨瘦如柴，体重不足40公斤。最艰难时，老师给了我父亲般的关怀，几次把自己家的白面蒸馍拿来让我吃。我肚子虽然很饿，但接过老师手中的蒸馍，两眼泪水欲滴。
1977年是我的命运转折之年，当年12月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国大中专统一考试。在这之前，是由大队和公社推荐上学，我是中农成分，没有一个亲属亲戚在大队和公社当干部，尽管年龄不大，但命运之神不会光顾我的，我对上大学和中专是绝望的。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也是邓小平改变了我这个农民儿子的命运，让我有幸“金榜题名”。那年我们红河公社34名，包括我们宽坪大队6名农家子弟都考入区内外大中专学校，我考了200多分的“高分”，被固原县师训班（固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一期）录取。那种心情好像是刚从“大牢”里出来的一样，得到完全的解放，我感到天突然变得那么蓝，地突然变得那么宽。
考上学之后，我到老师家去了几次，老师非常高兴，和我谈了好多话，内容包括家庭的事儿，学校的发展，国家的前途命运，我看到了老师内心的那种愉悦。
1978年3月开学前，老师问我有钱吗。我说有10块，老师毫不犹豫，从家里写字台抽屉里拿了100块钱往我手里塞，刹那间我的心颤抖了，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那时老师的月工资只有42元钱啊！我是一个农家子女，和老师非亲非故，他却把我当自己家里的人看待。几年来老师给了我生存的希望，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感受到了老师的恩情。这100块钱的含金量无法用一个数字来量化，这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是一个长辈对子女的疼爱；这100块钱的事在我脑海和心灵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我一生都不能忘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怀念老师，但老师已经远去……再过若干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看老师，和恩师再好好说说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