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将道德的修养和品格的完善，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多少先贤曾立誓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进而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当成是上善的品格标准。
学识渊博的司马迁，一直把先贤衡量品格完美与否的标准，当成是自己修养品行的目标。于是他不顾冒犯天子，替涉嫌叛敌的将军李陵在刚愎自用的武帝面前求情。这正是义理之所在，而司马迁不愧是“威武不能屈”的典范。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司马迁遭受残酷的宫刑。自古以来，除了无力供养生计，或者甘心为奴的人，才不得不净身做太监，此外，普天之下，是没有一个男人会自愿接受宫刑，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男人。但司马迁为了伸张正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也曾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几度为了不堪受辱而欲轻生。然而最终，他选择继续生存下去。忍辱偷生，是否意味着他丧失了男子汉应有的气节呢？司马迁用一部不朽的巨著，给世人答案，向历史证明。
《史记》，是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是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丰硕成果。中华泱泱大国，历史源远流长。注重对历史的总结和借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风格。对此，司马迁的《史记》最是功不可没。
在司马迁之前，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一致推崇孔子的《春秋》。然而，《春秋》的缺陷与不足，在《史记》问世后便凸显了出来。由于它是对少数帝王的言行记述，所以无法完整重现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全貌，再加上条目式的文字叙述，比起《史记》生动的笔法，显得枯燥无味。
《史记》在历史学著作的领域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例。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具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特征：
其一，《史记》记事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直到当朝汉武帝时期，前后横跨二千五百余年，它把中华文明的源头整理得异常清晰，让后世之人，能轻易地从中华文明的各种演变中，寻找和总结出规律性的演化与教训，这是此前所有著作都无法实现的。
其二，《史记》也呈现给后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不是神，也不是工具，而是血肉丰腴的生命个体；历史事件亦不是单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因果。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学形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后世史学家，有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甚至可以说，中国后世的史学家和优秀的历史著作，都没能超过这个范畴。
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另一项耀眼的成就，那就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许多历史著作，往往过于偏重帝王将相的事迹，而忽略了更多的社会群体。司马迁却站在一个特殊的高度，俯瞰社会大众，关注民生以及社会群体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真实体现了作者极为先进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在《史记》中，太史公把项羽、吕后列入本纪，把孔子、陈涉列入世家，同时还为刺客、善辩者等立传，无不独具匠心，处处闪耀着作者智慧的光辉，散发着恒久的魅力。
《史记》不仅是一不一部光耀千古的历史巨著，而且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鲁迅先生曾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评价也已经为大众所认可。
中国文学，自发源伊始，莫不以抒情和议论性质为主流，叙述性文学，甚至史学，因受制于体裁及叙述形式，往往显得较为单薄和苍白，在中国丰富蓬勃的文艺发展上，显得枯燥而孤寂。
然而，《史记》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这种现状，推进了中国优秀叙事文学的发展进程。它不仅把客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演绎得如此生动，而且还直接成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艺术蓝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司马迁忍下了一时之辱，才诞生了《史记》这部承传不朽的伟大著作。他正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树立起了中华文明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史记》的价值和魅力是恒久的，同时也是多角度的，它不仅体现在文学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史实价值以及那些历史人物的品格和胆识、智慧与谋略上。
原著中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本书精心选出最具现实借鉴意义的“本纪”、“世家”和“列传”，省去“表”和“书”，笔者在尊崇原著体例，忠实于原著的同时也对原著中的篇目进行了适当的删减，省去原著中较不重要的篇章，将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以突出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在为人处世上、在才智谋略上、在道德修养上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人物，使读者在阅读其中王侯将相和先贤明哲的行事风格及成败始末的史实中汲取经验，以史为鉴。本书力求语言的简洁凝练、语意的通俗易懂、语句的通达顺畅和，使读者在阅读时既有节奏明快之惬意，又有如饮甘泉之况味。期望这样的呈现，能为读者开启进入中国古典殿堂的方便之门。评析部分将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同现实相联系，其独到的见解给现代人以借鉴。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史事，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更能从中学到做人、为官、从商的无穷智慧和高深谋略。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