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常玩的传话游戏一样，最后一个人听到的话与最开始的话总会大相径庭。因为，人们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总会因为自己的接受程度、理解能力、表达方式的不同，对信息进行个人化修改，最终导致传递出去的信息失真。
先讲一个有名的故事。据说，美国在1910年一次部队命令传递中出了这样的情况：
营长对值班军官说：“明晚大约9点钟左右，哈雷彗星将可能在这个地区看到，这种彗星隔76年才能看见一次。命令所有士兵穿野战服在操场上集合，我将向他们解释这一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的话，就在礼堂集合，我将为他们放一部有关彗星的影片。”
值班军官对连长说：“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8点哈雷彗星将在操场上空出现，如果下雨的话，就让士兵们穿着野战服列队前往礼堂，这个76年才有一次的现象将在那里出现。”
连长对排长说：“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8点，非凡的哈雷彗星将军身穿野战服在礼堂中出现，如果操场上下雨的话，营长将下达另一个命令，这种命令每隔76年才会出现一次。”
排长对班长说：“明晚8点，营长将带着哈雷彗星在礼堂中出现，这是每隔76年才会有的事，如果下雨的话，营长特命令彗星穿上野战服到操场上去。”
班长对士兵说：“明晚8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万岁的哈雷将军将在营长的陪同下，身穿野战服开着他那辆’‘彗星’‘牌汽车经过操场前往礼堂。”
经过5次传递，少校的命令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信息失真率达到90%以上。为什么信息会失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有许许多多自以为不用证明的信息，而且，我们很可能就是凭借这些信息进行决策。例如问大家“美国总统由谁管理”？十有八九的回答是国会。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的管理权在财政部，因为总统是美国政府的财产，作为财产，他理当由财政部管理。因此，美国总统的保镖既不是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也不是由联邦调查局或者军方负责，而是由财政部负责。当紧急情况发生时，保护总统的命令既不是由国防部发出，也不是由议会发出，而是由财政部长发出。如果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真实运行机制缺乏真正的了解，就会导致判断的失误。
每个人先入为主的信息会让我们认为自己传达的信息是真实的。这不仅是普通人容易犯的错误，很多科学家也会如此。1906年，天文学家罗尔发现火星上有一条红运河，并将其画在地图上。他画得如此精确，被科学界广为采纳，以至于全世界所有学校课本的火星图也都有了这条红运河。
没想到，“科学”竟和人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火星上并没有所谓的红运河，罗尔是因为患了眼疾，以致看到了自己眼睛上的动脉。后人把这种病通称为“罗尔症”。
每个人头脑中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就好像是“火星上的红运河”，它们可能会存在于对日常行为的描述性语言中。比如我们在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情况时，往往会参考过去的状况，在这种基础上根据其他因素进行调整，得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变化的环境，完全依赖于历史数据，甚至缺乏对信息、情报进行必要的分析、就贸然做出决定，带着这种视觉盲点的决定，必败无疑。再回顾一下朝鲜战争的爆发。曾经参与策划朝鲜战争的美国最后一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写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布雷德利说，当时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基于这种先入为主的情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断言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出兵也“不足为患”，因此战争是“赢定了”。
也正基于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们对中国对其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做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其结果是“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我们青少年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思维，在头脑中还没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点、信息，在这一点上，是一个优势。但是，青少年又很容易偏听偏信，听风便是雨，那是因为我们头脑中同样有着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信息——父母老师是权威，他们说的是对的；报纸书籍是权威，上面写的是正确的。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不要简单用一个绝对的先入观念束缚自己的思维，而应该用更广博的知识来形成自己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