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制定一整套对全国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法规，使之纳入国家计划生育的正常轨道，便成为一项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性措施！
天下第一难
中国的事情纵有千难万难，计划生育为“天下第一难”。
计划生育难，难就难在转变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生育观念。
上联：家藏万金不富；
下联：生有十子无嗣。
横批：无后为大。
这对充满谐趣、在民间广为传诵的对联，给人们什么启示呢？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训诫之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宗法观念，世世代代一直如绳索一样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灵魂，进而淀积为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摇撼不动的永固大厦。
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阶层共同严格恪守的道德规范的涵盖下，男子——成了“种子”、“根”、“苗”、“香火”、“顶门柱”，老人死后坟头上的“哭丧棒”等等的代名词——成了家族乃至国家人丁兴旺的唯一标志（在这种观念制约下，显然女人则被忽略不计了）。
于是，“九个闺女不如一个瘸腿儿”、“无儿便是倒灶门”……生男孩始终成为中国人生育追求的第一目标。
历史的巨大惯性一直延续至今天！
西北。一农民一个接着一个地生下女儿，他发誓要生一个儿子。为了防止计划生育手术队将妻送到乡卫生院做人工流产，他特地在屋后的黄土高坡上挖了一窑洞穴。洞穴长且深，里面铺上干草，并备好了供长年食用的各种干粮菜蔬，妻子一怀上孕就住进去，一住几个月直至生产后才重见天日。如法炮制，他家的三丫头、四丫头、五丫头、六丫头四个女儿全都降生在洞穴里……
北京。郊区某农户因超生被罚款3000元，他心中窃喜：“花3000元买了个‘议价儿子’，值得呀，值得！”儿子做满月那天，夫妻俩将双方的三姑六姨、远亲近朋，以及乡亲乡邻老少爷们全都请了来。高朋满座，喝酒划拳，做父亲的怀抱着新生儿，喜滋滋地向众乡亲频频施礼，尔后郑重宣告道：“俺琢磨好啦，现今国家时兴对外开放，俺这个儿子就起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三千一郎’！话音落地，满座欢腾，鞭炮齐鸣……”
安徽。某乡计划生育小分队获得十分准确的情报，深夜来到一家“钉子户”，准备凭三寸不烂之舌决心做通思想动员工作，却发现长期躲藏在外、傍晚才潜回家中的孕妇不翼而飞了。伸手摸摸床铺，床上的被褥余温尚存，人会跑到哪里去呢？事后才知道，孕妇的丈夫早有周密的准备，在床下挖了一个地道直通后院的柴房，地道口用一块木板遮盖着，那天晚上刚听到叩门声，丈夫情知不妙，急忙翻身下床，手脚麻利地移开木板，妻就从地道里顺顺当当地逃出去了——这一细节颇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故事……
山东。蓬莱县有一个“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主动向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7万元人民币，并声明其中的2万元用作自己今后的超生罚款，另5万元则赞助县里建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因为他看到县计生委的办公条件和医疗设备实在太简陋了……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无疑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过去生产队是一级经营单位，农民被管得死死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被抓得死死的。
如今，农民们被松绑了，计划生育也似乎被松了绑，土地上的自由经营，经济上的自负盈亏，致使一大部分农民总在自觉不自觉地企求或表现出生育上的“自负盈亏”。
于是，全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一件笨拙而原始的武器——罚款——罚款其实并不是灵丹妙药。
对于富裕地区的农民来说，有的干脆变“罚款”为花钱买“合法”：我出钱，我多生，似乎占了理谁也管不着。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无论罚多罚少，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罚你的，我生我的，双方打的都是“空对空导弹”。
还有一些交不出罚款的农民，干脆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加入到规模日益庞大的“超生游击队”或“超生盲流群”行列……
对于在广大农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来说，一种人是不愿得罪群众，采取说假话、虚报数字应付上面，致使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统计数字严重失实。
另一种是敢抓敢管，必然出现强迫命令，处罚面越来越大，干群矛盾日趋尖锐化。
要想转变几千年世代相沿的积习，谈何容易啊！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观念共同浇铸下的土地，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封建老树结出的苦果：“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思想，互为因果地编织成一个可悲而又可怕的怪圈——
一方面，极大地刺激着人们（尤其是农民们）的生育欲望和生育热情。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全面实施十几年了，我国80.21％的家庭仍然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另一方面，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又迫使人们（尤其是农民们）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生男流女，而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无形中也给予了帮助。不少孕妇利用医院的B超和羊水化验等科学手段鉴别胎儿性别，特别是二胎以上的生育者，一经发现是女性，就做人工流产，若发现是男性，就想方设法生下来。很多地区甚至一再发生溺弃女婴事件，遂造成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目前，我国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少了2.2％，依照这个比例推算，当他们长到23岁时，将会有4400万个讨不上老婆的男光棍汉出现……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既定国策。
没有犹豫，没有退路——计划生育工作再难，也必须毫不松懈地花大力气地抓下去——客观、公正地说，已经抓出了很大的成效。
计划生育可以称之为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年代的5.68，降至70年代的4.01，到80年代又降至2.47。
在60年代，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始终徘徊在35‰上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一直维持在20‰以上；自1978年至今，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成功地控制在11‰至14‰之间。
参照世界人口统计资料：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水平，全球不发达国家是24‰，亚洲地区是22‰。这说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不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
在整个80年代，全国共少出生两亿多人。有专家测算，在我国抚育一个孩子，从婴儿出生到16岁，在城市需要2.13万元，在农村需要1.05万元；这少生的两亿多孩子，仅抚养费就使国家节省了3万亿元。
计划生育已肯定地令人信服地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开始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直接导致我国的“11亿人口日”至少迟到了五年。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开展，首先得益于一个群众性的全民运动——
197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同时，指明乡、街道一级机构亦必须配备专职计划生育干部。
1980年，协助政府实施计划生育国策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其各级基层组织已发展到50多万个，已接纳会员达2000多万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密如蛛网、群众直接参与和介入计划生育工作群体。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有赖于各地各级政府创造性的实践——
江苏省如东县，用改革开放思想统揽计划生育工作，保证了人口生产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十年人口出生数累计减少20万人，全县计划生育率达99.74％，并成功地杜绝了多胎生育。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全区26248对育龄夫妇签订了合同并进行公证，全区没有发生一例计划生育合同纠纷，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人口增长的宏观控制能力，计划生育率已达到99.99％。
武汉钢铁公司创造了一套双承包、双考核制度，既承包物质生产任务指标，又承包计划生育人口指标，同时考核生产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实绩。全公司独生子女领证率连续六年达到100％。
“全国十佳乡镇”——福州市洪山乡，建立计划生育宣传队，大力开展基本国策教育，始终坚持一胎化不变，制度不变，政策不变，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全乡计划生育率达9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至3.66％，连续十年被评为市、省、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克鲁普斯卡娅扫盲奖”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称号的山东省五莲县，从抓好扫盲工作入手，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从而有效地转变了农民们旧有的生育观念，计划生育变成了农民们的自觉行动，十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3‰，低于北京7.92‰和天津9.52‰的自然增长率，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贵州省从江县占里寨，三十二年来实现人口零增长，更是令人们惊讶不已。这个侗族山寨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和八月初一，全寨人聚会鼓楼唱侗歌：“崽多了无田种，媳妇接不来；女多了无银戴，人家不娶她”、“祖公的地盘好比一张桌子，人多了桌子就会塌”、“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这种文化氛围浓郁的民风民俗，形成了占里人独特的节育惯例。据统计：1956年占里寨人口为675人，1988年仍为675人；直至1990年末，全寨人口也只有695人……
中国控制人口增长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对于稳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1980年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每年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中国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
1983年首届联合国人口奖授予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