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自从那个号称“日不落国”的马尔萨斯向全社会出示人口生育的第一块“黄牌警告”后，历时一个半世纪，在地球东方的中国，也现了一位马氏寅初先生——二“马”以各自犀利的人口思想，先后向人类繁衍史发出了不同凡响的挑战！
从1955年至1956年，马寅初教授几度前往浙江、上海实地调查、考察人口变动情况。他老先生吃惊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已高达22‰，且日呈上升趋势；若不及时控制生育，15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9亿，50年后将超出50亿。
马寅初生性耿直，素为中外闻名的谔谔之士。面对这一关乎国计民生和民族兴衰的重大社会课题，他四处奔走呼号。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寅初力主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并尖锐地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人口太多是我们国家的致命伤”……继而，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马老先生发聋振聩的长文《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共分为十个部分——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十、几点建议。
纵然在今天，我们重读《新人口论》，仍会强烈感受到马寅初老先生的赤子之心，报国之志，其势如醍醐灌顶，其状似热酒衷肠！
然而，马寅初很快就遭受了灭顶之灾。
当时的政治氛围是——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7年10月14日，亦即距刊发《新人口论》仅仅过去三个月零九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审判式文章。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的一种论调是：“苏联是老大哥，老大哥没有谈人口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人多是好事”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权术大师康生更是使出了杀手锏：“《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历史与真理，就这样在一瞬之间擦肩而过……
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并不理睬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仅仅八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净增1亿多。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随后，一个妇女补偿性生育高峰（1963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7.5），一年之内竟出生3000多万婴儿；从1962年至1972年，全国人口净增2亿人，形成了中国空前的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
“错批一人，多生3亿”——时隔二十多年之后，人们不能不痛苦地发现：为了这场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中国人不仅要付出几十年，而将是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蓦然回首，我们目睹的已是这样组数字——
1953年7月1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5.94亿人；
1964年7月1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6.98亿人；
1982年7月1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0.08亿人；
1990年7月1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1.34亿人。
197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为马寅初老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次年，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后，又被推举为全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主席。
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欣然仙逝。人们追思缅怀老人一生不灭的功绩时，报纸曾刊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过人的智慧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一个民族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来为一个人的高明预见作证，这是何等地悲哀，又是预言者多么恼人的胜利啊！”
显然，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历经10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又终于使国家经济走出了这片灾难的沼泽地；那么，已经累积成的11亿人口的负载，则无疑是需要中国人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一道来承受的啊！
“人口大爆炸”所带来的创痛既深且巨。
历史——就这样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中国——这趟严重超载的列车，注定要以百倍的努力和艰辛去翻越万重关山……
人口“分母”
“人口”一词，英语写成population，意即“人数”——蕴含着一种数字的概念。
中国人绝顶聪明。显然，我们的老祖宗比洋人更能悟彻其中的真谛，汉语谓之曰：“人口”——一人一口。“口”之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话。11亿人就有11亿张嘴，张开嘴要吃要喝，须臾不可或缺。吃不饱或吃不好，小孩就要啼哭，大人就要骂娘，就要拍桌子甩板凳，就要抗议、闹事、上街游行——所谓人言汹汹是也！
有人兴之所至，竟做了一道近似恶作剧的算术游戏：若将11亿中国人的“口”拼联在一块，其面积约有700亩之大，相当于北京颐和园内碧波荡漾的昆明湖。
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要吞下无数资源和物资的可怕的无底深渊！
其实，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一种学生式的演算。
公元1987年，中国人的眼前曾经一亮：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在全世界的排名由第八位跃升为第七位。然而，若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全世界1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仍屈居于倒数第20位。
有关社会学家忧虑地指出：中国每年的新增人口需消耗掉20％左右的新增国民收入。以1990年为例，中国有48.5％的增长粮食和45.6％的增产肉类用于新增人口；有35％的新设医院病床以及37.7％的城镇竣工住宅，用于城镇地区的新增人口。预测到2000年时，中国每增加1000万人口，则人均国民收入将下降10元左右。
在这些不容置疑的算术式里，人口基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分母”，就这样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命题：人均意识。
从前，也许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愿去多想；然而，“人均意识”却像影子一般永远徘徊在你、我、他的身边。
于是，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就业、医疗、交通、生态、人均国民收入……统统地被11亿人口这个巨大无比的“分母”一除，所得出的“商”令我们狼狈、尴尬、窘迫。
当今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再到校长、教师、学生直至平头百姓、老叟妇幼，大致上都通晓了这样一个大道理：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中华要腾飞，经济要振兴，关键是科技和人才；人才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发达。因此，重视和发展教育，已成为国家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当今中国，却又确确实实面临着一种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社会现实：全国中小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现在校舍中还存有450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广大农村学校仍然在为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的美妙理想而引颈企盼；按照国家教委要求标准配齐了教学仪器设备的中小学不足10％；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全国360万民办教师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理论上反复阐述的太阳底下最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其实并不令人羡慕，每年全国流失的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未到岗位的各类师范毕业生达10多万人……
座谈会，演讲会，讨论会，时不时有君子、贤能们发聋振聩的疾呼……报纸上，刊物上，文件上，也少不了刊载关乎教育兴衰的各种宏论……国人皆忧心，忡忡复忡忡！
1989年3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例行举办的有关教育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教育投入和教育经费两项，自然成为中外记者们百问不怠的热点话题。
面对记者们密雨般的“问题”袭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端坐台上，当场握笔与大家一道认真地算了一笔账：1988年，国家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为323亿元，加上各类社会集资101亿元，当年总计教育投入为424亿元，人均41元4角4分，折合成美金为11.2美元。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统计年表表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均教育经费为11.2美元，在全世界排名中倒数第二。
尽管国家财政竭尽全力，对教育投入的资金年年有所增加，仍然赶不上人口的急速增长。
会场上众皆愕然！
住房——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恰恰是住房，无一例外地成为困扰大多数市民的一道生活难题。
“找房子比找老婆难”——老百姓的调侃一点不夸张。因无房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结不成婚，或者结了婚直至生下孩子而夫妻双方仍住在各自的单身集体宿舍内，要不就干脆俩人晚上都住进办公室去……这类听似荒唐事，其实并不稀奇。
更有甚者，当治安保卫人员在公园幽静的角落“抓获”有越轨行为的少男少女时，人家却大大方方地向你亮出大红的结婚证书，结果落得双方都尴尬一场。
至于中国人为分房而争吵而打破头而使出十八般招数的“文唱武打”戏，早已是人们司空见惯、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了……
政府有政府的难处：中国近十年来全国城镇住宅基本建设投资多达2600亿元，建成住宅面积13亿平方米，建成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2500个——数字不可谓不辉煌。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难处：第一次全国房屋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城镇还有缺房户多达1054万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6.5％，即有四分之一多的住户缺少房屋；其中，无房户又有130万户，占了3.21％——问题不可谓不严重。
这是一对很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前所未有的建房奇迹与前所未有的房荒并存！
以北京市为例：一幢幢比肩高耸的大厦正由前三门、建国门、地安门等三环内地域向三环外地域快速延伸扩展，昼夜隆隆轰鸣的推土机声便是有力的证明。1989年，北京市政府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完成1000万平方米的基建面积，其中属于可供居民住宅用的建筑占到了半数；然而，经北京市现有的1000万居民一除，人均也就只有0.5平方米了。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的名句成千古绝唱：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今日的现实是，纵有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未必俱欢颜。全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是一曲难唱的“僧多粥少”的咏叹调啊！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时下的说法是：“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粮食之重要，国人皆知。
拥有1.07亿人口的内陆大省四川，素有“中国粮仓”之称。因而有诗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
“中国粮仓”现状如何呢？
四川省“七五”期间人口生育计划指标没有完成。进入“八五”以后，每年将有142万女青年步入婚育期，育龄妇女达到322万人以上，其中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比率平均为41.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每年将有230多万新生儿降临人世。
1989年，四川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全省人均占有粮食却因人口骤增反而比1984年时低了22公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到2000年，四川全省人口如能控制在1.2亿人（实际上已不可能），按世界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则平均每年必须增产粮食9.2亿公斤。四川农业部门发出警告说：全省粮食单产每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已高1400公斤，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要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已属十分艰难。显而易见，“中国粮仓”有朝一日会被不断增多的人口的“口”所吞没——这并非危言耸听！
毫无疑问，十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改革和开放救国运于既倒，使中国经济开始走出了贫困的低谷。
人口——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障碍。
犹如“经济巨人”穿上了紧身衣！
1990年3月24日，日本贸易振兴会海外调查部部长汤泽三郎，在《日刊工业新闻》上发表题为《从人口问题看中国改革》的政论文章，文中不乏真知灼见，颇值得国人一读——
“中国的人口每年以超过1600万的速度在增加，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加的人口相当于整个阿富汗的人口或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
“要想让如此迅猛增加的人口吃上饭并有工作做，没有长远的对策是不行的。
“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农业耕地的租赁，这个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目前的4.2亿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每年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1000万吨至1500万吨。从1981年起，中国重新变为粮食进口国，1989年粮食进口额达30亿美元。
“今后，农业生产已不可能取得显著的增长，理由是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和农业生产率下降。4.5亿多的农业劳动力，总是在寻求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以吸收劳动力为目的而推行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广大的沿海地区，结果，往往导致耕地继续减少。
“提供就业机会的开发，当前代价很高。耕地面积的减少，除了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外，还扩大了开发所需的原材料、机械和原油的进口量。1985年到1989年，机械进口额是60亿美元，工业原材料的进口额是35亿美元，两者都在逐年增加。
“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和工业原材料等进口的增加，这需要大量的外汇。于是，必须以促进出口为首要任务，才能确保外汇来源……”
日本学者的分析起码证实了这样一点：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十年改革和开放所获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西方经济学家则戏言：人口增长速度如此快捷，即使中国的这块“蛋糕”做得再大，也要被越来越多人的“口”所吃掉……
人与地球
1981年8月，地球的友好使者“旅行者2号”在神秘的土星上周游一圈之后，发回了一则令人懊丧的消息：至此，人类企望在太阳系星座上寻找伙伴的工作，宣告以彻底失败而终结——太空科学勘察所获取的成果一再表明，别的星球上没有水，没有大气，或者温度不适……总之，没有具备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一切基本条件。
人们臆想的所谓“天外来客”，纯属子虚乌有！
作为人类，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外形如鸡蛋的椭圆球体——地球上，它的表层和深处分布着：水、空气、土壤、植物、动物、石油、煤炭、金矿、铜矿、铁矿等各种资源，又从太阳那里吸取光和热，以供给一切生命繁衍生息。
作为人类，我们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