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现状与问题
（一）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有：扩大两省经济管理权限；在拓展外贸、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对外经贸业务上，给予两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财力上的支持，以使广东和福建两省发挥毗邻经济相对繁荣的港澳地区和作为重要侨乡的地理优势，在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使广东、福建两省有条件的地区得到更快的发展，扩大外贸出口，中央决定，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在广东和福建两省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的管理政策和运行机制。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形成过程的历史性起点。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和厦门特区，对那里兴旺的建设景象和发展速度感到高兴，并对当初制订的特区政策予以充分肯定。因此，中央加快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1984年4月，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等地区，整个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区域，已经在对外开放中连成一片；1988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批准兴办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包括整个海南省的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扩大开放的重要谈话。在这些重要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把对外开放的格局推向纵深。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域格局出现了新的转折点：以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为龙头，沿长江流域向内地延伸开放；开放所有内陆省会城市；开放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内蒙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的伊宁、塔城、博乐，云南的瑞丽、畹町、河口，广西的凭祥、东兴共13个沿边城市。至此，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地域格局基本形成。
（二）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对外开放呈现出新的局面。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从4743亿美元增加到11548亿美元，增长了144%，年均增长24.9%，比“九五”时期平均增长速度快了13.9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排名由2000年的第八位跃居到第三位。2005年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十五”计划2005年达到6800亿美元的预期目标。利用外资也增加较多，从2000年到2004年，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07亿美元增加到606亿美元，增长了48.9%，年均增长10.5%，比“九五”时期平均增长速度快了8.8个百分点。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165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189亿美元。
一是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年来外贸总额翻了一番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外贸的健康发展。在各部门共同努力下，自2000年以来累计的2000亿元出口欠退税基本还清，减轻了外贸企业的资金压力，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带动了进口的增加。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继续降低关税，扩大开放领域，贯彻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建立外贸主体依法登记制，落实各类所有制企业进出口经营自主权，积极推行外贸代理制。完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和管理措施。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了大进大出的格局。据世贸组织统计，进出口总额从1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美国用了20年，德国用了26年，我国用了16年。2004年我国对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可望达到12%，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对国民经济的作用看，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1971年只有4.6%，2004年达到30%以上，拉动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2004年进出口税收约占全部税收总额的18%，涉外企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超过1/5.与外贸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达到8000万人。
二是利用外资继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投资环境继续优化，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更具竞争力，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增加，服务业外资进入加快，外商在华投资效益良好，信心进一步增强。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吸收外资持续大幅增长；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数量迅速增加，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等行业以多种方式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近700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已逾30家。通过开放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新市场和新业态，带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迅速，零售业态日益多样化，供应链管理和品类管理技术开始推广。企业间联合、兼并和重组步伐加快，使我国流通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三大特点：外商投向高技术领域金额持续大幅增长；国家宏观调控重点行业吸收外资增长幅度得到遏制；外商投资地区结构有较大改善。
三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协调和指导，健全“走出去”的促进、服务和支持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到境外投资兴业，重点开发国内短缺资源的制造业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扩大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2004年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非金融类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35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分别超过10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业务遍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四是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抓紧完善入世后过渡期各项应对预案，利用各种多边双边场合积极推进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取得进展。加强对外贸易协调，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积极平稳地推动解决国外对我反倾销调查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现在已有50多个国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五是区域合作迈出新步伐。国家领导人参与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动，积极开展双边外交，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实施顺利，并签署了《安排补充协议》，进一步对港澳开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重要突破，正式实施了自由贸易区正常降税计划。这些举措发展了我国与世界各国、地区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三）对外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还有不少相当突出的问题。在出口中，一些企业应变能力、自主创新能力、自有品牌和营销体系缺乏，对外恶性竞争、经营秩序混乱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出口低价竞销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我国企业在国际交换中获取比较利益的能力不强。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少数地方拼优惠政策，相互攀比，实际上是给外商以超国民待遇，加剧了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你给“两免三减”，我就给“五免五减”；你给“零地价”，我就给补贴；少数地方压指标，乱招商。有的地方大搞“人海战术”，层层下达引资指标，出现了“工农青妇团，大家齐招商”的现象，招商团过多过滥。有的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对项目不加选择；只讲引进，不讲服务；只重承诺，不重兑现；有的地方从局部利益出发，擅自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如商业和零售业领域，由于有的地方擅自提前对外资开放批发和零售业，对国内流通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还有的地方滥设开发区、违法乱占耕地；有的在招商引资中违背国家法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损害国家利益；一些外资项目和进口产品不同程度地存在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问题。社会上对于外资也出现不少议论，如我们很多优惠是“宁给外商，不给国人”等，反映了人们对吸收外资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的担心。虽然我国吸收外资的积极作用很大，成绩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当前少数地方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对人们的一些担心也要认真进行研究，以便兴利除弊，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此外，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入世贸组织的应对工作依然存在薄弱环节等等。虽然这些问题一般发生在局部，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一）外贸增长方式应优先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运行在相当程度上受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经济增长方式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之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效益即投入产出率的高低乃至市场的兴衰，均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在摆脱了多次剧烈震荡以及由它造成的危害之后，已进入到一个快速、平稳运行的时期。但是，这一局面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不再面临大上复又大下风险的威胁，这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集约型增长代替粗放型增长，应是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
国民经济包括三次产业的各个部门，外贸也在其中。所以，外贸增长方式这个概念已寓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之中，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自然也包括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仅仅从这个方面看，似乎没有单提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然而，鉴于外贸在经济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的自身运行特点，单独考察外贸增长方式的现状和转化，还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早在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隔九年，即2004年年底，同一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不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重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不是无缘由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年特别是加入WTO后的3年间外贸迅猛增长，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国际市场亦充满诸多贸易摩擦和经济风险。显然这是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市场方面的反映。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致力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乃明智之举，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外贸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优先地位。就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而言，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要重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处于优先地位。这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外贸优先增长已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看来经济全球化将会推动外贸优先增长的格局不断拓展，至少它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停滞不前的。
外贸优先增长表现为外贸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据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国际贸易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增长率每年都大大超过世界产出的增长率。其中，1994年和199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都是同年世界产出增长率的近两倍。实行外贸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他们一度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中国，外贸增长率不仅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且高于世界贸易的增长率。从1978年到2004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约6.6%，而我国进出口年均增长16.8%。我国经济运行之所以长期保有相当高的增长率，对外贸易的优先增长是功不可没的。
外贸是经济成长的“加速器”，这是对进出口功能的形象性描述。从理论上看，让外贸优先增长是基于下列两方面原因：（1）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其依存度如今正在不断地加深，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以及为它服务的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实现的。（2）国内经济运行是对外经济运行的基础，而对外经济运行是国内经济运行的延伸或继续，它对国内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外需迅速增长，而外需增长将会扩大总需求或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国内市场疲软、物价走低和通货紧缩时期，出口对于扩大总需求、对于抑制经济滑坡或提升其增长率所起的作用将更为显著。二是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不仅促进国内供给迅速增长，还会改进供给结构，而供给结构的改善，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实际经验显示，包括产能结构和产出结构在内的产业结构的提升总是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结果。这在经济运行从衰退走向复苏进而达到繁荣的时期最为显著。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异常迟缓，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迟缓。过去外贸的迅速增长主要是靠“大进大出”，亦即数量扩张和粗放经营实现的。目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特别提出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其用意在于扼制外贸数量扩张，并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来推动多年停滞不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唯有卓有成效地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我国外贸优先增长的态势，才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也才能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二）我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体制方面。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与国际规则接轨、完善透明的外贸体制，但与之相联系的诸多方面仍然存在体制问题。例如，地方片面追求外贸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政绩观，忽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轻视环境和人力资源，长期利用超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牺牲了社会利益和劳动者权益，使正常的商品价值得不到反映；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民工与国营企业职工难以同工同酬，享受平等的医保、养老金待遇；劳动就业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不利于平等、开放条件下的就业；循环经济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体系尚待建立。
2.贸易政策方面。过去以出口创汇为核心，多出口、多创汇成为考核出口成绩的唯一指标。政府长期以来采取无差异性的普遍促进政策，如出口补贴、外汇双轨制和留成、汇率调整、对出口基地的信贷支持、对出口货源提供优惠贷款、超亏挂账的停息等，最终导致出口规模急剧扩张，出口价格下降，这不利于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3.贸易主体和贸易秩序方面。通过不断降低经营准入门槛，实施大经贸战略，我国外贸经营主体数量不断扩大，经营层次不断丰富，国有民营、外资企业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成为对外贸易最具有活力的成分。但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流通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企业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准、知识产权战略、自我保护能力有待提高；部分市场主体素质良莠不齐，一些企业利用制度缺失或漏洞，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侵犯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外贸经营中竞相杀价、无序竞争，给消费者和经营者造成巨大损失，严重破坏了外贸秩序，也损害了社会法治和信用环境，损害了我国的形象，这是导致贸易摩擦多发的主观原因。
4.能源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物质资源的巨大消耗，其直接结果就是进口量过大，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过高，环境污染严重。资料显示，我国建筑能耗超过发达国家2～3倍，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电力消耗弹性系数在0.8～1之间，而近几年中国电力弹性系数达到1.6左右。化肥是高耗能产品，我国企业生产1吨尿素约需要消耗1～2吨煤、1200千瓦时电力，一定意义上讲，出口尿素就相当于出口能源。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使我国乃至世界资源形势日趋紧张严峻。
5.自主创新能力与配套政策方面。市场经济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创新可以减缓、化解对能源、资源高速增长需求的矛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对服务贸易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美国20世纪80年代长达1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5%来自于新兴产业的发展，65%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化国家科研研发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3%，而我国只有上海市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达到2.06%。近年来虽然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逐步提高，例如，华为公司投入研发的费用2004年超过其营业额的10%，但众多中小型企业因为实力弱、意识不到位，投入的研发经费少之又少。不重视自主创新的结果就是企业普遍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开拓国际市场的牌子不硬。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存在着国内外企业待遇不平等、信息服务不充分、法律法规不完善、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在财税、金融等方面需要做系统、扎实的工作。
6.贸易服务和监管体系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贸易服务越来越多地由中介组织承担，而监管不仅是政府部门对具体商品的监测分析，更是对企业的事后管理与追踪，通过对企业信用的管理达到规范秩序的目的。目前我国外贸中介组织发展较快，但是某些行业协会由政府指定或直接组建，并非应企业需求产生。一些协会自治性不足，功能作用力差，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导致中介地位尴尬，企业行为无法规范和自律，无法全面代表行业和企业利益，真正发挥为会员企业服务和协调的作用。信用在微观上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速度；在宏观上可以促进商品和资源流动，提高经济效率。企业没有信用，会提高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信用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而经济活动主体日益增多，活动的范围迅速扩展，随之出现的少数企业抽逃资金、拖欠账款、逃废债务、恶意偷欠税、产品质量低劣等信用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形象，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没有良好的信用监管体系与制度，政府部门监管难度加大，将难以保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加强信用管理已成为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意识、增强企业辨别真伪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迫切要求。目前，外经贸、财政、金融、税务、工商、质监、海关、外汇管理等部门都在积极探索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信用评价体系，但部门间信用管理系统尚未建立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机制，需要逐步摸索、探讨和建立信息发布、信息共享和社会化、网络化的外贸企业信用体系。
（三）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措施
1.建立新型的外贸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外贸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出口创汇为中心。我国一直沿用进出口总值和增长率的方式对外贸进行评价，虽能从“量”上衡量外贸增长水平，但难以从“质”上反映外贸实际发展效益，而且容易造成盲目攀比，引发低质量的重复建设。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新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改变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做法，更加注重提高外贸增长的内在效益和质量，也便于衡量转变的成效。
2.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纺织品、服装、鞋、钟表、自行车、玩具和缝纫机等产品第一大出口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也需负起国际责任，在发展出口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更加追求出口的质量和效益，以实现贸易和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是质和量对立统一的过程，没有一定量的积累，就很难实现质的提高，因此要循序渐进地实现结构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一般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较长时间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的阶段。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加之地域经济的巨大差异，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人口负担重，就业压力大，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的突出矛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另外，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在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别，既要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出口上层次、上水平，又要切实考虑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现实需求。
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一要在追求出口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在战略导向上更加重视出口的质量、结构、效益，逐步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由出口创汇型和数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质量型转变。二要通过完善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支持企业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出口。三要加强高新技术产品、软件和医药出口基地建设，重点抓好汽车及零部件、船舶、飞机、铁路装备、港口设备、通信产品等大型和成套设备的出口促进工作。四要适当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减轻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对物能消耗大的产品出口，要取消出口退税并适当增收资源税，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出口产品应增收环境税。在实施这些政策的时候，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考虑到中西部的现实发展条件和经济特点，不搞一刀切。
3.转变进口增长方式。进口增长方式是整个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需要在着力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的同时，重视进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要重视完善资源和技术进口机制，更好地发挥进口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转变进口增长方式，一要健全战略性资源进口机制，制定和实施石油、铁矿砂、铜精矿等重要资源进口战略，建立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储备体系。要发挥进口大国优势，加强与资源输出国和资源输入国的协调和合作，参与调控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国内企业要积极稳妥地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二要增强行业协会协调功能，完善联合对外谈判机制，杜绝资源进口中的恶性竞争。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积极开展油气管道、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国际性战略通道建设。要加快发展远洋运输船队，大幅度提高国内企业运输外部资源的能力，降低远洋运输成本。三要完善国外先进技术进口、吸收和创新机制。采取综合手段引进国外关键技术，在继续扩大技术进口贸易的同时，重视利用国际合作研发、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吸收外资、对外投资、劳务输出等其他技术引进方式。要优化技术引进结构，从以引进国外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等硬技术为主，转向注重引进专利和技术许可等软技术；从以引进成熟技术为主，转向引进成熟技术和尚未商业化的技术并重。要加强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研发的结合，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提高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能力。国内企业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严格遵守技术引进合同，维护我国在国外技术引进中的良好信誉。
三、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一）转变传统开放战略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经济特别是外经外贸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传统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出来。
1.经济过度依赖对外经济。我国贸易顺差2005年年底已超过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无疑将增大在汇率制度改革方面的成本和压力，也暴露了经济发展中的不正常性——过度依赖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7%；外贸依存度超过70%，远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比重。
2.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带来金融风险。国际上一般把相当于一国3～6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作为该国外汇储备的适度额。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一年的进口额，大大超出了外汇储备的适度区。外汇储备过多，一是造成国内经济泡沫化的风险。外汇占款方式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过多资金流向商品市场，就会诱发通货膨胀；流向资产市场，则会导致资产泡沫。二是外汇储备资金投放渠道单一，收益较低，风险集中。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债券，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年收益率不超过2%。三是造成货币政策独立性削弱的风险。“蒙代尔三元悖论”原理表明：完全的资本开放、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3.对外资的优惠挤压了民族经济发展空间。为了出口和引进外资，我国对出口提供退税，对外向型生产企业提供用地、税收和融资等方面优惠政策，劳动力则长期实行低工资制，使外资的用工成本很低，现有工资水平不足美国的1/20.对外商企业的优惠，反过来就是对民族经济的歧视，造成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和发展不平衡。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传统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其要害是没有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经济首先要找准发展经济的基石所在，并在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寻找平衡点。经济增长有赖于最终需求的扩大，最终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在这三部分中消费可以说是“最终的”最终需求，而其他则是相对意义上的、具有中间性质的最终需求。这是因为，投资具有两重性，对当前讲它是需求，对将来讲它又是供给，如果没有消费或出口的增长，投资的扩大只会形成更大规模的闲置生产能力或通货紧缩；出口的增长，“最终”要受制于国外的需求状况，以及其他复杂因素，且从长期看，还要与进口的扩大对应起来。消费则不同，一个消费品被消费掉了，生产目的达到了，需求也彻底实现了。只要消费持续增长下去，就会对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起到拉动作用。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70%～80%之间，而我国近几年的消费率在逐年下降，远远低于正常水平。因此必须由传统外向型经济向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转变。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从全球视角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定位，放弃以前只是单方面利用国外或国内资源的出口政策或进口政策，把进口和出口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形成良性互动的整体。
（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原则要求
1.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要符合我国利益。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通过对外经济贸易往来我国要达到的目标和应维护的利益主要有：（1）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要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注重保持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作用，促进调整和优化有效需求的结构，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发展。（2）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必须有助于国内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前期利用外资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注重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重要产业和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3）对外开放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缓解国内能源、资源需求压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缓解能源、资源约束，具有长期战略意义。（4）对外贸易要为更多地创造就业岗位服务。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与对外经济领域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已近1亿人，继续拓宽发展对外经济，增加就业岗位的新路子，对于化解我国巨大而长久的就业压力，意义十分重大。
2.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要促进其他各国利益。我国发展外经贸和吸收外资为世界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不可否认，传统外向型发展战略对外部世界亦形成一定的冲击。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在制定本国发展规划时，要顾及到其他各国的利益与发展空间。目前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1）有节制使用自然资源。我国主要能源和初级矿产品的供求格局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以及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而我国大量矿山逐渐陷入资源枯竭的窘境，大量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目前占世界85%的人口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过多使用自然资源，一方面引起国际市场资源价格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引起外国对未来可利用资源枯竭的担忧。我国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逐步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出口。（2）不刻意追求外贸顺差。我国既是出口大国，同时也应当是进口大国。尽管贸易顺差发挥了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巨大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激化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尤其是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某些政治势力最钟爱的话题，中欧、中美纺织品的争端，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过度依靠外贸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亦十分危险，一旦外需出现波动，将使我国经济出现较大滑坡。在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加大进口来扩大外贸规模和调整贸易结构，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应该是我国今后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3）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7月下旬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中国经济是重大利好，有利于我国贯彻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贸易条件。对世界经济也是重大利好，有利于遏制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我国应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平稳有序运行。
3.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要实现各国多赢、共赢。国际经济活动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你赢就是我输，我赚多少，就是你赔多少，而是非零和博弈，参与各方可以共同受益、共同发展。例如，中国的出口，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商品；中国的进口，为各国生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反过来讲，我国也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众多益处。实现各国多赢、共赢须具备的主观条件是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管理制度等，最终体现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上。调整本国的资源配置结构，为本国特定比较优势的形成创造条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职能与政策调整的核心，也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重要任务。实现各国多赢、共赢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社会成员应本着负责的态度和风险共担的精神，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相互合作，以达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对策措施
1.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当前，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继续加快。新一轮产业重组和转移，促进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进一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同一产品中的制造或服务环节，都可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在全球范围进一步优化配置资源。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研发等环节延伸，特别注重产业配套转移、连锁转移，提高在投资国的产业集聚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增长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更多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制造及研发环节将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二是跨国直接投资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积极引进技术含量高、带动作用大的外资，切实把利用外资与带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结合起来。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利用外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比较大，但利用外资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不够。先进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数量较少，先进管理模式和专业化人才转移速度比较慢，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还比较低。二是接纳境外产业配套转移、形成高端产业集聚的区域还没有完全形成。投资比较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急需进行跨行政区的资源整合、产业整合、物流整合等工作，提高配套服务能力和现代流通能力，增强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还比较单一。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比例不到10%。而全球70%～80%是采取跨国并购的形式进行投资。发达国家吸纳国际资本的空间和能力比较强，发展中国家间吸收外资的竞争激烈，一些周边国家的引资政策更为优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世界各国出台了220项有利于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印度、泰国、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和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竞相推出了吸收外资的新举措。四是外商投资的区域布局、产业结构也需要调整。外资投资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数量还比较少，投资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环保产业等领域的比重也比较低。五是外商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还需继续改善。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由于进口设备税收政策调整、煤电油运紧张、部分生产资料供应不足、土地供应短缺等问题，对外商来华投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主要做好以下工作。（1）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为调整产业结构服务。鼓励外商投资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利用外资要从一般加工工业为主转为侧重于高新技术产业；从以工业为主转为着重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信息、咨询、广告以及资产评估、会计、律师、广告等中介机构。要在科技、教育等领域扩大利用外资，还要鼓励外资投向环保、旅游业。（2）积极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要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合作，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有计划地向外商转让部分股权或资产，促进企业股权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引导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和企业。积极探索外资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不良资产处置和重组的新途径及管理方法，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3）抓紧落实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东北地区的政策。继续扩大这些地区外商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支持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利用外资进行改组改造，促进中西部、东北地区加快发展。
2.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思想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国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才能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自己的跨国公司，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走出去”，既是面向新世纪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也是一个关系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目前发展尚不平衡，还存在以下问题与不足。
第一，投资结构尚待完善。这集中表现在地区结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三个方面。从境外投资企业的分布上看，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地理选择以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境外投资企业已遍及世界各地，但从总体方面看，企业跨国经营的地区分布仍相对集中在亚太经济区。其中，亚洲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投资环境吸引了国内大部分的投资。在产业结构上，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在规模结构上，以中小型为主。据统计，目前90%的海外中资企业投资规模不到100万美元，平均单项投资额仅为57万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0万美元的水平，甚至低于东欧140万美元的水平。
第二，经营分散，企业之间缺乏横向的联系与合作。经营分散使得企业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资源上实现共享与互补，甚至会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内部过度竞争。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企业投资母体之间相互缺乏联系和合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都以兼并或建立策略联盟作为发展手段以实现规模效应，而我国企业显然尚未跟上这种跨国经营的潮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企业体制制约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集团公司以及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企业。据统计，在海外投资6000多家企业中，国有企业约占80%。从行政级次划分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所属企业；从专业分类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和地方专业外贸公司和大型生产型国有跨国公司。由于至今都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使得海外的国有企业的分支公司，即使在业务上有相似和交叉之处，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他们之间存在的更多地是竞争和相互封锁信息。国有企业自身机制与国际跨国公司通行体制存在较大差距，也在本源上限制了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力和经营理念，使海外中资企业难以像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那样以各种手段进行兼并和联盟经营。
第三，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其核心资源满足市场需求、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根据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的分析，对外投资是企业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通常是技术、管理、品牌或市场）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经营行为。综观获得成功的外国和国内跨国公司，无一不是在上述某个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而我国多数企业严重缺乏上述四种跨国经营所要求的优势，大多数企业通常拥有的优势是价格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些优势在国际化经营中又受反倾销等制约，常常难以发挥作用。
第四，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人才匮乏。这在国有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往往造成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从管理人才的培养来看，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国际市场竞争。
实施“走出去”战略，政府层面的工作主要是：（1）做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明确“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应做好总体规划，明确发展的阶段目标和工作重点，做好海外投资的行业导向工作。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和信息等服务，进一步增强政策透明度，引导企业选准市场和项目，建立国别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继续发布《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2）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要降低门槛，放开对申请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企业的所有制限制。政府主要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境外投资合作发展，简化人员出入境手续，在贷款、保险、担保、外汇、出口退税、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提供便利。（3）加快出台新的促进政策和支持手段。完善税收、信贷、保险和人才培养等支持政策，建立与“走出去”相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形成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合力。制定支持境外中资银行向境外中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提高我国境外银企合作水平。
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层面的工作主要是：（1）培育国际竞争力，利用和保护无形资产。企业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企业只有通过扩大实力和规模、开发并保护自有知识产权、注重引进和培养人才、处理好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等，才能培育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其中核心技术又是实施“走出去”的重要基础。要注意企业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形象与标志、产品的品牌与商标、技术专利、管理、营销技巧和商誉等。（2）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向海外进军。通过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海外的部分国有资产由于缺乏监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还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使“走出去”的主体多元化。（3）认真研究国际惯例与规则，以及东道国的有关法律政策。企业在走出去之前，要认真做好知识准备和人才准备，全面熟悉和把握国际惯例以及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把握好带出去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数量与享用自由贸易区优惠税收间的平衡。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一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考虑技术性贸易壁垒敏感度，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二是尽快提高企业技术标准化水平，在改善企业竞争力的内外环境、促进出口的同时，维护合法权益、规范进口；三是企业应研究主要贸易对象国的具体要求，完善产品自身质量，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