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以国内需求为主促进经济发展，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内市场广阔，这是我国最大的优势。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立足国内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抗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质上就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主题。实际上，扩大内需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升华，成为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
一、实施扩大内需方针的必要性
促进经济增长一般从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两个方面来考虑。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是相互联系互为促进的。社会总供给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善为社会总需求的增加提供了条件；同时，社会总需求量的增加与需求结构的变化又可以拉动总供给量的增加和总供给结构的变化。社会总供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生产活动实际提供给市场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总量。其中包括国内提供的部分如农林牧渔、工业、建筑业等行业提供的最终产品以及交通、邮电、通讯、商业、服务业等行业提供的服务和进口的商品、劳务总值。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社会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支出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力总量，其中包括消费品购买力、投资品购买力和国外支付力（指商品和劳务出口），按需求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部分，也称之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国内需求即内需指的就是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既需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扩大出口需求，更需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作为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基本方针。
（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扩大内需作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当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1.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不断挖掘出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就是发展的潜力。外商来中国投资，正是看中了这种巨大的潜力，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在目前的低水平下，我国经济发展就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完全是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不合理带来的，应通过对需求的调节，使之对经济增长保持必要的拉动力。应当看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约束，所以防止需求膨胀的问题困扰了我们几十年。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投资和消费的约束机制已初步建立起来，根据供给能力的增长，适时扩大需求，开拓需求领域，已成为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面临的新课题。我国的高储蓄率为扩大国内需求提供了条件。我国人民有节俭的传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把居民储蓄和个人金融资产引导好，合理地使用于投资和消费，就可以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将长远需求转化为即期需求，从而对当前的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拉动作用。
2.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直接使广大人民受益。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实现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人均消费仍处在较低水平，应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改善人民生活。全国有7.5亿人口在农村，如能把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镇人口的水平，就可以支撑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2—3倍。
3.只有扩大内需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虽然我国外贸增长很快，但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一是以低成本、低价格的数量扩张为主的出口增长模式尚未根本改变，产品技术含量低。二是出口价格不断降低，但进口价格持续上升。三是加工贸易中间品主要依靠进口，对国内产业带动效应不明显，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利润不断降低，有的企业已处在亏损边缘。贸易条件恶化必然导致我国外贸收益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来的大量外汇的很大比例又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是用来购买国内急需的技术、设备，以消除生产瓶颈，增加就业岗位。在美国国库券的国外持有者中中国已居第二位，有力支持了美国经济增长。这必然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而国民净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相对缓慢。事实上，只有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基础之上，才能真正繁荣国内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4.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存在，全球经济特别是贸易增长速度减慢。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传统产品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加。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多。特别是亚洲各国因货币贬值使出口竞争力增强，会给我国出口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们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以弥补出口增长受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实施扩大内需方针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的供需平衡理论是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归结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其中生产即供给、消费即需求、流通与分配则是连接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他科学地阐明了供给与需求平衡既是社会经济正常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供求平衡首先表现为供求双方在使用价值量和市场价值量上的一致性。在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有一个内在比例关系。这就是，“在需求方面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些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8—209页。这段话体现了马克思认为供求平衡的本质要求就是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平衡。在价值生产上，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同种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实现上，商品的价值量的实现决定于社会需要该种商品使用价值量应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时，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就达到了平衡。按照这个本质要求，一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均衡发展关系，即平衡比例关系，或协调发展关系，这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才能保持正常健康状态，整个社会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过剩经济”问题。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多有“过剩经济”状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发生。这就是说，从社会总体上看，在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由于生产的商品供给相对过剩，供给超过需求，需求不足成了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治理“过剩经济”的主要途径就是要解决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刺激和推动消费扩大，提高社会需求能力和水平。从马克思的供求平衡理论和近一个多世纪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推演出如下结论：需求与生产存在着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需求对生产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1）需求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最终归宿。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不能为了生产而生产，促使人们进行物质财富生产活动的直接动机是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需求才是决定生产的最终原因。（2）需求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走向。人类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存在。需求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实现为商品。因此，社会需求的规模和范围约束着生产的发展规模、范围和方向。（3）需求为社会生产发展创造出动力。社会需求的增长和范围的扩大，对社会生产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从而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人们的消费需求推动生产的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2.西方经济学关于扩大需求的主要理论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从萨伊到凯恩斯，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期以来，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供给转变为需求，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形成的对社会商品的总购买小于整个社会提供的商品价值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会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决定了拉动现代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显然都是从需求角度出发的，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需求导向型经济作为一种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则是指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时首先调控需求，通过调控社会总需求以影响社会总供给，启动生产和经营，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体来说：当需求过旺时，采取抑制需求的措施；当需求不足时，采取刺激需求或扩大需求的措施。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就业量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因此，防止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社会总需求，它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并分别由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支配：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所谓“心理上的消费倾向”是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指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越来越少，用于储蓄的越来越多，于是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即消费不足。所谓“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又称灵活偏好，是指人们手中总想保存一定量的现钱，以便应付日常开支、意外开支、投机活动。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起因于人们的以下三方面动机：一是交易动机，即需要现金，以备个人或业务上的当前交易之用；二是谨慎动机，即想保障一部分资源在未来之现金价值；三是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对未来之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凯恩斯认为利息率是放弃这种流动偏好的报酬。流动偏好的作用使得利息率总有一个限度，不能太低。当预期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低于利息率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是指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指资本预期的利润率，亦即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随着投资的增加，预期利润率下降，从而对投资的吸引力减少，投资者对未来失去信心，于是引起对投资品需求的不足，即投资不足。凯恩斯认为，在上述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总需求通常小于总供给，即通常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形成大量失业，以至于经济陷入萧条的困境。据此，凯恩斯认为，一旦社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就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需求管理。主要政策措施有：（1）扩大财政支出，对公共投资及私人投资实行公共管制，以便阻止或补偿私人投资效率下降。（2）依靠政府财政和立法，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以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3）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水平，以维持投资流量，避免经济衰退的发生。（4）实行累进税制，对国民所得或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凯恩斯试图通过上述政策措施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提高有效需求，以防止大量失业和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强调指出，一般说来，由于消费倾向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习惯，因此，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不会显示出特别的变化，消费函数是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入手，并且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扩大公共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加。
由此可见，需求对社会生产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社会总需求启动不起来，经济则难以保持快速增长。扩大需求包括扩大外需（净出口需求）和扩大内需两部分。其中扩大内需又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和扩大投资需求两部分。扩大投资需求，能增加生产性消费；扩大消费需求，能促进生活消费。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引致需求最后要通过最终需求来实现。如果说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能给经济增长以强劲动力，那么扩大消费需求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启动有效需求，发挥消费需求拉动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实施扩大内需方针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1.实施扩大内需方针的现实必要性。从我国的情况看，近些年来，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商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市场已初步呈现出买方市场态势，1997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滑坡，进而世界经济正常秩序被打乱，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从而对我国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使我国经济明显出现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特征。从1997年10月份以来，长达20多个月的社会总消费物价持续下降，长达30多个月的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下滑，导致市场异常疲软，生产普遍过剩，企业产品积压，工厂严重开工不足，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就业机会减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下降，厂商低价倾销和恶性克扣现象增多，金融机构存贷差进一步扩大，储蓄资金大量闲置，银行经营困难，并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货币贬值，出口成本降低，相对提高了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我国人民币币值不仅长期保持稳定，近年来还面临着升值压力，出口成本相对提高，显然增加了竞争压力。这一切导致我国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更为突出，可以说，从1997年以后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变成了“过剩经济”问题。根据马克思的供求平衡理论，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健康正常的发展，除了继续实施以质取胜的市场多元化战略，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以促进出口、增加外汇外，必须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主要依靠内部潜力和动力，眼睛向内，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2.实施扩大内需方针的现实可能性。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国内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力量。我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广阔，扩大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基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提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潜藏着世界级的需求增量。虽然目前我国经济规模仅占世界的5%。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30位左右，但人口多、潜在和持续上升的需求大，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近年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处在转型期。城镇居民“吃”、“穿”、“用”等一系列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并由“吃”、“穿”、“用”消费为主转向“住”和“行”消费为主的结构升级阶段。只要加快体制改革，消除居民实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障碍；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居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必然能使城镇市场进一步开拓。另外，我国的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别大，既是发展的障碍，也是增长的巨大空间。比如，从城乡差距看，目前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仅及城市人口的1/3，占全国人口近60%的农民，消费额只占全国消费总额的4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种过渡比较缓慢。一些基础设施（比如电网）的落后，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因此，只要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农村市场也将被激活。这些都将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另据统计，截至2005年12月底，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存款余额，将在投资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而不需过于依赖外债来扩大国内投资需求。
最后，通过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国家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以内需为主的，长期依靠进出口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外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贸易环境，内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调节内需的主动性要大于调节外需。另外，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外需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商品和劳务出口已占GDP的40%以上，而美国、日本、印度、巴西只有30%左右。日本在以前高速增长时期也只有35%左右。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降低对外过度依赖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高国家防范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这说明，实行对外开放是发展我国经济的必要条件和外部力量，但我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寄托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上，而应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
二、扩大内需的战略措施
扩大国内需求说到底就是要扩大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既要注重扩大需求总量，也要注重改善需求结构。
投资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全社会实际形成的对投资品的货币支付力，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流动资产投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之一。从投资主体来看，扩大投资需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增加政府投资量，改善政府投资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独立的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改善政策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目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近几年我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了60%以下，消费疲软直接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就成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过去几年来我国实施的扩大内需的主要措施
1997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总需求不足问题开始凸现。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内需趋缓，外需减弱，经济增长受阻。中央政府意识到，要维持1998年初确定的8%的增长目标，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就应适时地将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转向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趋势。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投资需求。1998年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发行1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除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外，又扩展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2000年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除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外，又加大了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加大了对发展科技教育的投入；2001年和2002年各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坚持了上述投资方向，并重点用于在建项目和西部开发。仅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同期商业银行累计发放国债项目配套贷款1.32万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2.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培育消费需求。从1999年7月1日起，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水平、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对象的保障水平提高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月人均基本工资提高30%）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使之与机关事业单位大体相当；一次性补发1999年6月底前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等。
2001年1月1日和10月1日，又连续两次调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合计人均工资每月增加180元。此外，2001年还实施了机关事业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并建立了艰苦边远地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津贴制度。
2002年，在继续做好“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城市“低保”（向城市中所有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1998—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达508亿元，2002年达594亿元，是1998年的6.2倍。
3.采取有利于扩大出口、扩大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政策。（1）1998、1999年年初和1999年下半年，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以上，1998—2002年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实行按企业分类管理，简化退税申报凭证；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制度等鼓励出口的措施。（2）调整其他方面的税收政策。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调整房地产税收；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外商投资和加快中西部发展，对涉外税收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恢复征收利息税。
4.为刺激需求，财政支出结构做出重大调整。（1）增加对农村的投入。1998—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就达480亿元。（2）增加对科教事业的投入。其中，从1998年至2002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按同口径连续五年每年都比上年增加一个百分点。（3）增加中央对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1998—2002年年均增长43.4%，五年合计12319亿元。（4）1998年、2001年和2002年，中央财政共拿出近400个亿，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再就业工程和依法实施关闭破产。
5.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1）稳步推进以“清费改税”为中心的财税体制改革。（2）为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调高证券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3）推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从2002年1月1日起，取消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分配办法，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
此外，围绕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行预算管理制度和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
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增加贷款投放。（1）灵活运用再贷款手段增加对商业银行的短期融资。（2）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3）适时增加贷款规模。比如：1998年调整国家银行贷款指导性计划，由9000亿元调增到10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计划由2700亿元调增到3700亿元。
2.灵活运用利率手段。根据资金供求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在1996年和1997年3次降低存贷款利率的基础上，1998—2002年又先后5次降低存贷款利率。1996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息，金融机构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97个百分点。数次降息，累计减少企业净利息支出近3000亿元。
此外，中央银行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于1999年4次调整外币存贷款利率，有效保证了本外币政策的平衡。2001年，央行又连续9次下调境内外币存款利率，以促使商业银行增加外汇贷款。2002年又下调了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3.运用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1）积极发展个人住房信贷、助学贷款和汽车消费信贷。此外，消费信贷的种类扩展到大额耐用消费品和旅游等。（2）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据统计，到2002年9月末，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53%。（3）1997—2002年12月末，人民银行共安排支农再贷款额度1236亿元，主要投向农业大省、中西部地区和受灾地区农村。（4）改善对外贸出口的金融服务。
另外，货币政策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支持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仅1997—2002年8月末，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2664亿元。
4.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1）支持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2）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3）成立金融工委和金融系统党委；（4）金融机构与其所属经济实体彻底脱钩；（5）成立保监会；（6）出台《证券法》；（7）关闭高风险的金融部门，取缔非法金融机构；（8）组建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9）发放保支付再贷款。
5.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1）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对金融机构全面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2）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3）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相应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近8000亿元；（4）按照国际惯例，实行“五级贷款”分类法；（5）对中央银行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仅设9大跨省区市分行，撤销在同一城市重复设置的分支机构；（6）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制度建设；（7）积极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实施储蓄实名制；（8）加强自律，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9）加快商业银行改革，鼓励股份制银行上市融资。
应该说，近年来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为主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避免了经济可能出现的大幅下滑局面（1998、1999、2000、2001、2002年，我国经济增速分别为7.8%、7.1%、8%、7.3%、8%，其中国债投资贡献了1.5%、2%、1.7%、1.8%、2%），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遏制了通货紧缩趋势的进一步下滑。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但也应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需求不足和无效供给太多与有效供给不足矛盾依然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
（二）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几点措施
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必须进一步实施以下扩大内需的措施：
1.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早在200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上中央就提出，2005年中国经济要想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将扩大内需的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而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目前最重要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1）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等，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2）应鼓励并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及农民增收。（3）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并且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结合起来。（4）应在废除农业税的基础上，切实保证农民负担不再反弹。（5）应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正常运转。（6）应加大金融对农民生产的支持，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7）应积极稳步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的发展同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在制约农村消费的因素中，除了收入因素外，社会保障、消费心理等非收入性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了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回暖。因此，“十一五”期间，国家应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逐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控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目前我国要合理解决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的问题，除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外，更应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进一步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总体税收占GDP的比重约为15%，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约45%、发展中国家的约25%的水平相比，仍然还有很大差距，适度地增加税收将有利于增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控能力，加大调控力度。此外，还可以通过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断升级及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客观上给高收入群体带来了增收的机会，却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为了防止收入分配的过度分化，政府应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政府方面通过制定如下政策：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改善就业服务和就业环境；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培育社区服务业，加快信息、文化和中介服务的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发展集体、个体和私营经济，帮助下岗分流职工及时找到新的工作岗位；适时适当地增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等，可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3.调整消费政策，改革消费体制，建立消费信贷体系。要调整和完善消费政策，清理过去颁布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同时抓紧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和市场信息对扩大消费的作用。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进程，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降低住房特别是大城市住房造价，改进住房维修管理体制，加强和规范物业管理；清理整顿对汽车等行业的收费；改革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以满足广大群众受教育的要求。在抓紧建立消费信贷体系方面，主要是扩大居民在住房、汽车、助学等方面的消费贷款，特别是发展住房抵押贷款，不仅可以刺激住宅业的发展，而且对发展整个经济具有反周期的重要调节作用。除抵押贷款外，要不断创新支持消费升级的其他消费信用品种，如信用卡消费、商业消费信用，尽快建立规范的信用体系，推动信贷消费的快速发展。
4.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正确引导居民心理预期，促进居民转变消费观念。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教育等一系列改革使我国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较高，即期消费愿望下降，因此，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巩固两个确保；加强三条保障线的衔接；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社会化，加快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改进和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宣传，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的信心，使人们消除后顾之忧，改善心理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欲望。
5.加大规范市场秩序力度，提高消费领域信用水平，改善消费环境。我国目前的消费市场不规范，对此应彻底清理整顿消费环境，通过法制化管理，使消费市场规范化、秩序化。严格市场进入，完善各项政策法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紧紧抓住与人民切身利益和安全密切相关的商品，特别是加大食品、药品和农资的打假力度，整顿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用质优价廉的消费品占领农村市场。进一步提倡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企业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提高消费领域信用水平。国家应继续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的建设、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骗税等行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
6.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前要保持投资的必要增长，又要警惕和防止盲目投资和投资增长过猛，这就需要改革投融资体制。在投资体制改革中，一方面要努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尽快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要逐步实现投资主体竞标制、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特别要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和鼓励民间投资。针对当前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尽早放松对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方面的种种限制，实行更加开放的行业投资准入政策，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限制，全面有序地开放投资领域。在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方面，要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同时要为民间投资提供平等融资机会。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力争与国际创业资本市场接轨。提高居民的资产增值意识，吸纳居民的储蓄存款，增加居民的投资渠道，为中小型民营企业疏通资金来源渠道，给民间资本与外资同样的行业准入限制，为民间投资提供平等融资机会。
7.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改善国内供给。为了进一步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目前需要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注重供给管理。一是应加强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在继续搞活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同时，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重点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鼓励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三是应加大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步伐。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推进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四是应加大企业结构调整步伐，提升企业开发创新能力，加快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步伐。五是优化投资结构，减少和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全社会投资效益，这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国内供给的重要一环。六是加快调整产品结构。要适应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拉开档次，针对不同层次的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内容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开发生产不同档次的消费品，不断培育和创造新的消费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