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从初春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到“5·12”汶川大地震，从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中国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到上海发生袭警事件再到杭州地铁施工工地发生路面大面积塌陷事故……2008年，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永远的、深刻的、难忘的。无论是成功的喜悦还是痛苦的反思，对于伟大的祖国，我们唯有深深的祝福：中国，加油！
从隐瞒到同步：关于地震的真相播报
汶川地震中及时的信息披露，会成为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典范吗？
“当13日早晨，我看到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时，就觉得应该马上去银行捐款和献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李黎说。随即，她把自己的MSN签名改成了这句话，并呼吁所有人应该立即行动起来。
单在一场灾难中强调数字的惊人，也许显得冰冷，但是如果这个数字是及时的，则能激发出更多人的行动和奉献。13日下午，成都市的血库血浆饱和，还有许多人做了预约登记，此外，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街头，持续数日出现了排队献血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实属罕见。
及时的信息还意味着稳定，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当晚以及数日之内，在北京、成都等地传出各种“今晚要地震”的假消息，多数消息都能在传播开的几小时内得到有关往事如昨，1976 年7 月28 日凌晨3 时42 分，唐山市发生7.8 级地震。3 年后，人才得知死亡的人数。汶川地震，让人浮想往昔。部门的回应和驳斥，也因此未造成新的恐慌。
汶川地震，是新中国除唐山地震之外的又一次大地震，更是第一场在灾难中及时播发伤亡信息的大型自然灾害，而国人有序稳定的赈灾行动，以及对政府反应的盛赞，也证明了国民对这种信息及时公开制度的支持。
作为国家秘密的灾情
中国政府长时间以来，一直将自然灾害的受害人数列入国家秘密范畴，在民政部下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将“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列入“秘密事项”，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
由于得不到直接的信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的救灾力度一直持否定态度。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怀疑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政府所公布的24万人。《华尔街日报》在近期的一篇报道中，赞扬汶川地震中国政府行动迅速，并以唐山大地震为反面例子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由于政府隐瞒灾害严重程度和救援不力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许多亲历唐山大地震的人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中国著名播客平客并不觉得这一次政府的速度快过以往，他说：“唐山大地震后第二天晚上，我就喝上了解放军送来的牛奶。”
在国家遇到重大灾难时，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并大规模调度军队抢险救灾，这可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一贯做法，这可以追溯到1966年邢台地震，当时周总理3次奔赴邢台灾区，人们同时也还记得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站在危险的河堤上发表抗洪救灾的讲话，以及这一次，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后3个小时到达灾区。
然而，因为对死亡人数以及灾情相关情况的保密，救灾努力往往不为外界所知，除了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疑问外，这种制度也引发不必要的灾害恐慌，并延误救灾事宜，在2003年“SARS”爆发的春天，终于迎来了对这种制度的彻底质疑并最终导致它的终结。
一场被彻底保密的大地震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现代发生的大地震的排名，甚至国家地震局网站上的部分信息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地震活跃期是1966～1976年，其中唐山大地震为人类400年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大地震，强度为7.8级。中国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写道：1966年发生的邢台地震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大地震，共死亡8064人。
实际上，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中国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大地震应该是1970年1月5日凌晨发生的云南通海大地震，震级与汶川大地震相同，为7.8级，死亡人数高达15621人，可这场地震因为发生在特殊年代，其相关情况一直被保密，从而成为一场与公众绝缘的灾难。
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收集关于这场地震的史料，他曾经向多位指挥通海大地震救灾的领导询问当年救灾中如何对资料进行保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领导告诉他说：“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所以，即使身为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地震的具体伤亡情况。不过，虽然如此，解放军进入灾区速度仍然非常快，地震后昆明军区成立了救灾指挥部，通海距离昆明市有100多公里，地震是夜里1点发生的，解放军在后半夜就到了。
除此以外，当时的地震级数公布也非常特殊。通海大地震的地震级数有3个数字，在大地震发生两天后，新华社发布了一条语焉不详的报道，其中公布的地震级数为7级，据说，这个数字是由中央核定的。在1982年所立的通海大地震纪念碑上，所写的级数为7.7级，而在相关地震论文里，则7.7和7.8都有。杨家荣说：“这主要由具体的小数点的取舍造成，准确地说，这场地震应该是7.78级，按照四舍五入，应该是7.8才准确。有关部门可能说觉得地震级数，说低一点是一点，美国对这场地震所报的级数也是7.8级。”关于小数点的纷争，在以后的若干次地震中，都可以见到。
在通海大地震中，还对新闻纪录进行了限制。救灾指挥部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而且只能拍物，不能拍人。这些规定，在后面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唐山大地震以及70年代的所有地震的现场图片，都只有地震的场景，却没有死者以及救灾的人的照片。
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中国政府当时拒绝外援，而云南当地政府也认为，按照人定胜天的思想进行救灾，因此，坚决自力更生，对国内也不提倡援助，只收慰问信、毛主席语录和像章，其他物资退回。最后收到的东西包括：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10多万封慰问信，而钱和物资则少得可怜。杨家荣说：“这种现象有它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不好简单评价，而从实际情况上讲，政府以当时的条件，救灾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春耕并没有落下，那一年的收成还不错。”
迟到的新闻与立碑纪事
在保密的条例下，并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规定，这些信息应该什么时候解密，并由谁来负责公布，因此，每一个秘密的数据得以公布，都必须等待一个契机。
唐山大地震在震后3年才披露死亡人数，作为一个典型的“迟到新闻”案例，被放在美国的新闻学教材里进行批判。而这个迟来的报道，也是记者经过一番努力才争取到的。
这一新闻的作者徐学江，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回忆说：“1979年11月17日在大连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我是应邀参加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我抓紧时间很快写好稿件，送给大会秘书长审核。为了说服他同意发这篇稿件，我陈述了几条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3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我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他有点犹豫。我看得出，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说，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
徐学江感概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唐山大地震说不定也像通海大地震那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公布死亡人数。”
而1970年发生的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的情况更不一样，它发生在相对闭塞的边疆地区，并未引起那么多的人关注，在震后一直没有进行人员伤亡统计，虽然震级相当高，但许多人认为，边疆地广人稀，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员伤亡。
这种推测直到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此次调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世界级的地震研讨会即将在昆明召开。统计出来的数据，除了上报民政部以外，通海县人民政府还特别在当地著名的风景点秀山公园立了一块“通海地震纪事碑”，上面镌刻了这次地震的震级，波及范围，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等情况。在当时，这就等于是政府第一次披露有关通海地震的信息。立碑在当时是震惊四方的大事，许多群众赶远路特地来看这块碑，从而第一次知道了通海大地震的准确情况。
立碑在通海地震中，是一个特殊的记录方式。在1975年，地处震中的高大公社五街立了第一块“地震历史记载碑”，上面有“为给后辈知此事，留下碑文万古存”的话，详细记录了该村的伤亡损失情况：“…因灾情严重，本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占总人口的32.5%，伤者无数；牲畜死亡2/3以上……”
1990年，通海县另一个曾严重受损的村庄，秀山镇六一村，在一些老年人的倡导下，立下了又一块地震纪事碑。在此次地震波及的临近几个县，据说也有类似的碑文存在。
2000年1月5日，通海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由通海县政府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并邀请了许多媒体记者参加，许多人在这一年才开始读到通海作家杨家荣撰写的《通海大地震30年祭》，第一次了解到这场大地震的信息。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迟到的新闻。
SARS，公众的等待与焦灼
2003年的春天，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一直在通过他的各种“关系”，寻找一种病毒的样本，这种来势凶猛的病毒当时已经被官方宣布在广东地区得到控制，但实际上它已经逃出了广东，并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经过足足两个月的循环，杨焕明终于得到了一个样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偷”来的一样。有了样本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用了36小时，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
“为了公众利益的保密”，这个理由足以让一个部长毫无心理障碍地说谎，哪怕它阻隔了公众与他们所希望了解的真相，并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它极大地浪费了中国的公共资源，耽误了隔离和诊治疫情的时间。在SARS之后，《财经》杂志作了一个专题，叫做《SARS必须改变中国》，包括周瑞金、吴敬琏、王元化等著名专家纷纷撰文，强调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也正是这一场疫情，彻底让公众与政府了解到，透明的信息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管理是多么的重要。
2003年6月9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例草案结束了在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的程序，进入修改阶段。这个条例于2002年12月27日完成起草工作，而那时候，也正是中国人开始进入对“SARS”的疑惑和恐慌的时候。2005年9月22日，国家保密局宣布，因自然灾害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的事项，同时民政部宣布，《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相关规定废止，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2007年4月5日，《条例》正式出台，并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
与以往相比，汶川地震无论政府的救灾速度、公民的参与热情，还是信息的披露速度，都表现出了全新的姿态。地处灾区的四川、重庆等地的电视台，暂停了娱乐节目，几乎全天候播报地震信息，政府也极大地公开了灾害相关信息，为公众了解和参与抗震救灾提供了足够的渠道。无数的中国人，为他们在一场国家灾难中不再充当看客，而是能够直接参与抗震救灾而感到欣慰，年长者为年轻一代的成熟表现而欣慰，民众为政府的快速反应而感到欣慰，而政府也许也为民众的这种热情而欣慰。
汶川地震，距离《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只有12天。在这12天里，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有公民利用这一新的条例进行维权，要求政府依法进行信息披露的案例，这其中包括包头空难赔偿案与阜阳EV71病毒（手口足病）等事件。而各地政府的准备与表现，可以用《条例》的起草人、人大法学教授莫于川教授的话来总结：参差不齐。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的汶川抗震救灾，也许能给各级政府做出一个示范，并通过其正面效应，为这一对中国政府施政方式影响巨大的法规的推广实施，起到强心剂的作用。
李梓
地震：引爆国人心底大爱
中国民众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捐献、援助热潮，令人心震撼“捐款直送北川灾民手中，信任我，联系我。”
自2008年5月14日，于文静的MSN签名改成了这句话。一天之内，她收到来自朋友们的10余笔捐款，1万多元人民币。
12日下午两点半，她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领略到“震感”后，马上联系四川绵阳市的亲人——还好，城区几乎没受到影响。地震当晚，她的父母与附近的居民一起在市内的南河体育场过夜。两天后，这里开始收留来自北川的灾民。
第一批灾民进入绵阳后被安置在九州体育馆，地震48小时后，这里已经收纳了超过2万人，并陆续向南河体育馆转移——于文静姨妈家就在对面。
得知灾民越来越多的消息，于文静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募捐。她承诺：“等余震过后，我表弟就去商店买东西，直接送到南河体育馆的北川灾民那里。他会对购物发票、南河体育馆情况进行拍照，尽量提供全程证明。”
现在捐款还在逐渐增加中，并将很快被转换为矿泉水和方便面等物品，直接送给体育馆内避难的灾民。
相比1976年唐山地震的消息闭塞而言，互联网为汶川地震救援、捐助以及震后安置提供了更多种的可能。除了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主要渠道外，很多人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救援捐赠活动，成为“第二条通道”。
“地震第二天（5月13日）2个亿，第三天3.7个亿，这次的捐款效率之高，涉及范围之广，从未有过。”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说。这个数字还仅限于3大主要渠道而言，在他的视野之外，还活跃着如于文静这样的一批人。
西红柿鸡蛋疙瘩汤
地震第24小时，网民“万众一心2008”将一顶帐篷送到了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新浪大厦，成为这个网站接受的第一笔实物捐赠。她在信上写道：“虽然我不会做麻辣的川菜，但我好想端一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疙瘩汤，送到你们的身边，温暖你们饥寒交迫的身心。”
这顶帐篷已于5月15日下午，随着7万卷绷带一起，抵达灾区。
“网站既有媒体角色，还有企业角色。”新浪网公关部总监庄欢对《新世纪周刊》表示。所有网站大小不论，几乎都在地震第二天凌晨挂出了各种慰问以及祈福的话语。
汶川地震，波及中国大部分国土，心有戚戚焉的感同身受以及网络、电视的宣传放大效应，使得各种捐赠每天以成倍增长的态势前行。
西红柿鸡蛋疙瘩汤对于灾民而言，尚属奢侈。但这些捐款也能送去他们急需的饮用水、饼干、方便面以及帐篷等基本物资，并有助于震后重建。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有人利用国人对于灾难的一片热忱，开设假捐赠账户骗钱。“中国今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只要全中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一定会攻克难关的。同情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本人已捐，不是很多，但只要捐的人多了数目也会可观的，我发这个消息不是想表达我本人有多大的爱心，但我要呼吁广大网友伸出援助之手帮那些受灾的人民早日重建家园！不捐无所谓！发送给你的朋友或者QQ群。如果你还是个中国人，就尽一份绵力吧！”
言之凿凿下，是一个捐款地址。据报道，某假账户在聚敛20万元人民币后，终被查封。
到灾区去
“除了捐款，除了焦急，我们还想做点什么。”这个网络留言代表了一部分国人的心声。
作家、赛车手韩寒回答曰：“我不打算捐钱，我去灾区帮忙。”韩寒是同牛博网总编辑罗永浩等人一起进川的。5月13日晚11点21分，牛博网公告了“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提出以网站的名义发起捐赠，将钱汇入个人账户，罗永浩、韩寒等人进川安排捐赠事宜。活动费用由组织者承担，不使用善款，并随时向各位网友及时通告。如果捐赠不顺，将钱再如数退还捐赠人或者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并强调：“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截止15日中午12点，他们已收到捐款18万多人民币，7000多美元。罗永浩、韩寒一行已经于14日傍晚抵达成都。据罗永浩对本刊介绍，他们在当地采购了水与食物，并于15日10点左右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带着物资雇了10多辆面包、越野车向彭州进发；一路人走德阳、绵竹，因为不知前方道路以及状况如何，还没采购物品。“成都市内除了帐篷买不到之外，其余物资都能买到，抢购矿泉水的举动也已平息。”罗说。
韩寒15日下午在他的博客里通告了最新的情况：帐篷仍是最需要的，当地的地理条件很困难，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往灾区去。
“一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危险，很多灾区水库都悬在头上，而且有一定的山洪可能性。路上也有泥石流和山上落下的石块。余震依然频繁，而且大灾后可能会有疫情。另外一方面，交通已经管制，而且容易添乱。当我觉得自己在添乱的时候我就会回来。”
尽管韩寒开着很好装备的车，有足够的油，有通行证，有照明和定位设备，有卫星电话，适合偏远搜救，但仍呼吁大家不去，可见前方状况危险。
就在韩寒呼吁的时候，各地登山组织也在准备前往四川救援。北京的绿野山难救援队正努力通过红十字会等机构前往，尽量做到韩寒所说的“避免救人不成反被救，不添乱添堵”。
献血，也不失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办法。据报道，北京市近几日献血人数猛增，血液中心血库14日已经饱和。由于献血者踊跃，通常要排五六个小时的队才能完成全部过程。现在，人们可以留下姓名和电话做预约。
理性慈善
身在四川，韩寒也已经收到很多质疑，因为他出言捐0元。韩寒本来准备捐5000元，但事后觉得幸亏没捐，否则会“被人笑死，捐了钱还留下一生的污点”。
在民间，已经有些人为谁应该捐多少开出了价位。姚明公布自己捐款50万后，换来的不是喝彩而是攻击，有好事者认为他这么高收入的人居然只捐50万，是“不爱国、小气”。一天后，姚明的捐款数目增至200万。
“你捐款了吗？”朋友之间是询问。但对并不熟悉的人问“你捐了多少？”，意味大变，含有质疑与责难。一个公民对另外一个公民是否有权如此，值得反思。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也在受到这种质疑。“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
王石做了如下回答：“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捐款200万。对捐出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而且，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王石对《新世纪周刊》表示，自己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就在兰州，早已经感受到此次大地震时大多数人的心情。但慈善要理性。王石坚决表示，万科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不希望让慈善成为负担，中层以上干部不限。
其实，除了这200万，王石本人还在组织名为“拉起你的手”的活动，联合各种组织如中国企业家协会、数字中国、欧美同学会等，募集捐款5000万人民币，然后通过一些NGO组织，专项用于学校重建，为受惊吓孩子进行心理指导以及为父母丧失的孩子寻找新的家园。这个活动亦是在走“第二条道路”，完全自成体系，可监督可持续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捐赠。
王石说：“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刘英丽
纯洁奥运
北京时间2008年5月8日上午9点17分，22岁的藏族姑娘次仁旺姆高举祥云火炬，站在地球最高点、海拔8848.43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上，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自己获得“这么好的机会”。
圣母、圣山、圣女、圣火，次仁旺姆完成了最后一棒，这样的安排再完美不过。将不灭的圣火点燃在常年冰雪不化的珠穆朗玛，暗合了圣火的圣洁和体育原本秉承与追求的纯粹运动精神。3月24日，当最高女祭司从雅典古奥林匹克遗址采集到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火种时，火炬传递就和奥运会本身的精神一样，无关政治，绝不会、也不该因为任何威胁而停止。
来自珠峰的火种让比赛开始
在珠峰第一次点燃圣火，是中国在实现所有的可能；希望奥运回归运动本身的纯洁，是运动员在期待所有的可能。
在珠峰点燃圣火，是中国7年前的承诺。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奥代表团在莫斯科宣布，第29届奥运会的圣火会登上世界最高峰。2006年1月17日，航天科工集团开始为在珠峰火炬燃烧做技术攻关。2008年5月8日，火炬在风速18.1米/秒、温度在零下26摄氏度的珠峰最高点燃烧起来。
在珠峰燃烧的火焰
当人们担忧火炬能不能在氧气如此稀薄的珠峰上燃烧时，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火炬研发部总指挥高炳欣显得很自信：“从技术角度讲，哪怕珠峰再长高200米，火炬燃烧也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事实上，为了保证燃烧时间，同时还让火焰满足拍摄时的美感，珠峰传递的火炬燃料，和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间传递的火炬燃料截然不同。在平原传递的火炬燃料是液态丙烷，而在珠峰传递的火炬用的是固体燃料，可以在风速为80米/秒的情况下燃烧8分钟。此外，珠峰火种灯不仅是由保温材料制成，本身还含有氧化剂。
火炬设计的考虑只是珠峰火炬登顶的一部分，这次火炬登顶，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于登山运动员本身。因为从5月1号开始，珠峰就开始大雪不止，直到5月5日。在此期间，珠峰7000米处曾出现时速达64米/秒的大风。中国登山协会新闻发言人张志坚说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将会给登山队员带来极大的挑战：“在15米/秒的风速中前行，已经很困难，更何况是64米/秒的风速，能把人给吹起来。”为了准确检测珠峰气象，从3月开始，珠峰大本营就开始对珠峰的气候、风速、降水、温度做全天候的检测。在海拔6500米的大本营里，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空间是专门为气候监测设立的，这里有12台电脑，其中两台是全天空可见光成像仪，每隔一分钟，珠峰气候监测团队就能得到一张珠峰和天空拍照的成像。在5月8日登顶冲刺的当天，海拔8800米的风速是16.7米/秒，而在峰顶是18.1米/秒。这个数值，虽然人体还可以适应，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压力，因为这样的风速相当于8级大风。
正是基于以往对珠峰气候的分析，5月成了奥运火炬珠峰登顶的最佳选择。按照登山运动员把5月划分的4个登顶“窗口”期，北京奥运火炬珠峰登顶选择了5月的第一周。不仅日期是经过选择的，火炬手和路线也是经过选择的。这次登顶还是选择了从北侧出发的传统路线，而且从原来的50名待命的火炬手中确定31名作为最终火炬接力的人选。最终参与峰顶火炬传递的只有5个人，但是分享这次火炬点燃珠峰的人却是来自全世界：2008年5月8日8点50分，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发出“我们准备好了”的号令，火炬从第一棒、藏族女登山队员吉吉的手中开始，到王勇峰、尼玛次仁、黄春贵，最后也是由藏族女队员完成。
历时4天，准备了7年的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最终如愿成功。5月10日，所有的人在珠峰大本营庆祝人类第一次在珠峰山顶点燃火焰，并将珠峰的火种护送回拉萨，等待与6月19日的境内传递的火炬汇合。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怀疑自己对奥运的期待和热情。
发往世界的巨型明信片
中国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珠峰大本营总指挥李致新坦率承认，在珠峰火炬传递过程中，又有极少数人干扰。在今年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中国人再次感受到来自各方的敌意：有一心想要引起多方注意的“藏独”，有准备了400万欧元且希望利用抵制奥运筹得更多支援的“记者无国界”，有出自各种目的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政客，也有仅出于从众心理起哄的各种团体和人群。
从3月24日火炬传递开始，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破坏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奥运的政治化程度无以复加。上任一年，民意支持率降至历史最低点的萨科齐就坚持把西藏问题和奥运会开幕式挂钩。虽然62%的德国人反感政府将政治和奥运挂钩，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还是忍不住建议德国政府做些给中国压力的表态。果然，虽然4月1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不会抵制奥运，但她仍在准备再次会晤达赖。萨科齐和默克尔的态度，代表了西方不少政客的态度，他们不会顾及4年才举办一次的奥运会对于辉煌季很短的运动员而言代表着什么，他们也不会理会奥运会原本只是运动员竞技比赛的盛会，和政治、战争以及意识之争，从来都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奥运会从来都摆脱不了这些因素的干扰。
正是基于不希望奥运会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5月5日，国际奥委会颁布规定：北京奥运会期间，身穿支持“藏独”以及其他具有政治含义的T恤、或在领奖席上做出特殊手势的运动员将被认定违规。而4月27日，由100名中国运动员、2155名志愿者在北京香山脚下组成的一张巨型明信片更能代表运动员个人的心声：是运动让我们凝聚在一起。这100名运动员中，既有曾获得14个世界冠军、106枚国内外大赛金牌的“体操王子”李宁，也有申奥大使桑兰。明信片发出之后，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加入了这场号召纯洁体育的运动中，比如乒乓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励勤和张怡宁。
这样一个号召的发出，可以说是正当时。在此之前，从奥运火炬的传递到蔓延全国的MSN“红心”签名，民族和民主两派争吵不休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过本该是奥运会主角的运动员自身的感受。不管是以爱国的名义，还是出于改进的愿望，在这场游戏中，单单少了运动员的声音。他们，不会管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威胁要抵制，也不会管哪个团体在添乱；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在奥运会上战胜对手或挑战自己。让体育回归体育本身，让奥运真的成为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体育竞技赛事，是所有正在埋头备战的运动员的心声。和以往一样，他们希望用比赛本身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用明信片的方式向全球——无论是他们的对手还是朋友，发出号召，希望所有运动员把注意力都集中在2008年8月8 日到24日这16天的比赛本身上来。
相信他们的愿望不会落空。就像火焰从来没有在海拔8848.43米的地球第三极珠峰最高点燃烧过，但既然7年前中国许诺了，奥运圣火就如愿在珠峰上点燃了。现在，希望奥运回归纯洁体育的愿望，也会随着更多运动员的回应，而最终在8月8日成为现实。
纯洁奥运的艰难历程
奥运是全世界的体育盛宴。交流和表达意愿的自由，从来不是将政治叠加在奥运会之上的理由。
现代奥运会之父、法国人顾拜旦1919年4月在瑞士洛桑庆祝奥林匹克运动恢复2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用诗一般的语言阐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涵和价值：体育是美丽、艺术、正义、勇敢、荣誉、乐趣、活力、进步与和平的化身。
纯粹体育意义的奥运会，从来都是奥组委和所有运动员最终的诉求，当然，这个愿望实现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夏季奥运会共举办过28届，但实际上只有25届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而另外3届则因为战争而夭折。1916年原定于柏林的第6届奥运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办，1940年、1944年的第12、13届奥运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取消。
除了不可逆的战争，还有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那就是因为种族歧视或国家干预的奥运抵制。抵制，几乎伴随了现代奥运会的全部历程。现代奥运史上第一次抵制活动，发生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英国以此次奥运会是一场讨债人的活动为由，拒绝派代团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日俄战争爆发，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没有参加。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非洲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拒绝与奉行种族歧视的南非同场竞技，国际奥委会因此取消了南非的参赛资格。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同样因为南非种族歧视，非洲各国和伊拉克、圭亚那等国缺席。抵制奥运会的高峰出现在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运动会，因为不满前苏联军队出兵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反过来，事隔4年后，前苏联等国家采取了报复性抵制，集体罢赛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积极斡旋下，国际奥委会的各成员国才重新聚集在奥运五环旗之下。
现在，抵制奥运会不再单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也开始和政治集团甚至一些公司挂钩。比如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传递过程中，一直想办法干扰的“记者无国界”，就得到了法国著名制药公司赛诺菲-安万特集团的常年支持。该集团每年都会向“记者无国界”支付40万欧元的援助，而这个集团的公司目标之一，就是在4到5年后，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商制药公司。在5月，意大利著名运动品牌Kappa在销售网站推出了一款卫衣，前面的“Tibet”（西藏英文）单词被拉锁分开，胸前还有藏独标志。这件事被网友披露后，买断了Kappa在中国所有权益的中国互动（集团）有限公司，5月6日在公司网站的首页发表声明，证明现在中国销售的Kappa都是“自主生产和销售”的，并再次表明它们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损害国家利益、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
运动员的纯洁体育号召
中国第一枚冬奥会金牌的短道速滑运动员、三亚火炬接力第一棒，杨扬：“体育教给我很多东西，只要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广州火炬接力赛第一棒，杨景辉：“享受奥运，享受快乐！”
前中国女足主力门将、扬州接力火炬手，高红：“当孩子快乐地玩耍时，受益的是整个世界。”
奥运射击双料冠军、北京接力火炬手，杨凌：“每一块奖牌后面都凝聚了许多汗水，都融入了运动员十几年的青春。”
申奥大使、联想提名奥运火炬手，桑兰：“作为运动员来说，能够参加奥运会是一生最大的梦想。”
子夜
后奥运时代的真正挑战
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而言，北京奥运算不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经济基本面上的许多问题并未因此发生根本变化。
“后奥运效应”是指，奥运主办国及主办城市在奥运会结束后，出现经济下滑的现象。最能体会这一看似轻描淡写的“现象”对经济负面影响的，莫过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民。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导致的经济衰退，让这个城市的人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并足足用了30年才把奥运欠下的账还清。
当然，不是每个举办奥运的国家和城市都像蒙特利尔这么倒霉。但确实如此，历史上多数主办国和城市会陷入“后奥运效应”带来的经济泡沫，进而步入较长的经济低迷期。这是因为：奥运会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借此东道主不难创造出财富。奥运结束等于经济刺激结束，投资锐减。此时若没有规模较大的后续产业和需求跟进，则经济会步入困境；另外，借助奥运之前获得较高水平投资而发展起来的就业机会和相关产业链，也将随着奥运结束、投资减少而减少。这样，数量庞大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导致就业压力剧增。此时如果有可以继续用于投资的项目，并且这些项目能大到足以带动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就不存在。否则，锐减的投资伴随就业压力将使经济进入较长的低迷期。
那么，北京奥运会后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北京奥运会的投资规模以及因此衍生的产业与就业等等在中国经济所占的比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北京占中国GDP的比重低于4%，奥运会7年投资3000多亿元人民币，对北京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平均低于0.8%，而北京市平均GDP年增长率高于10%。换一种说法，以注意力经济、品牌经济、借力经济为特点的奥运经济，是借助短期的巨大影响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受益对象是主办城市北京。而北京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奥运相关投资在全国投资总量中所占比例也较小。因此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作用。所谓“后奥运效应”会造成中国经济低迷或“后奥运”依然能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这类悲观或乐观的预见均无道理。毕竟，经济发展的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基本面。
尽管数据说明，奥运会的结束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微。但依然有很多人寄希望以奥运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拐点”。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对中国经济境况的担忧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可否认，我国经济碰到的难题越来越多，一年以来，物价上涨、股市急跌、房市震荡等等，表明我国经济状态低迷，这样的局面还将延续下去。
不可避免的挑战
“后奥运效应”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大，并不能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前景乐观。相反，中国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并愈加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货膨胀严重，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快速增长。尽管6月有缓解苗头，但总体上CPI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大范围价格管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目前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几乎都在飙升。并且未来也不乐观，社科院预测CPI将保持上涨趋势。这再次验证了以往各国政府对商品价格干预的后果：往往适得其反，加剧了物价上涨的幅度。必须指出，本次通货膨胀本质是货币现象，即货币发行过量。它直接损害了人数众多的底层群众的利益。因为货币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再由它们去投资、消费来推高商品、服务的价格，等钱到底层群众手里，货币的贬值在市场上已经显现。
金融市场管理的不规范，使股市成为伤心地。股市没有担当起令人放心的投资平台。与中国金融市场极其相似的越南金融市场，是率先被秋风吹落的黄叶。它带给人们的警示和忧虑是，下一个会是中国吗？不过，也有好兆头，最近的6届奥运会举办国在奥运后股市均呈上涨。原因在于奥运结束后东道主国家往往出现工业生产放缓、通胀下跌和债券收益减少的趋势。英国戴维斯研究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奥运之前，主办国都忙于建设基础设施和扩大服务领域，而在奥运之后，这些国家就能喘口气。流动性增加和通胀压力减少为股市上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愿中国股市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长远看，只有制定合理规则，才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条件。
房地产的价格动荡和坚挺，依然牵制着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土地政策和银行政策的约束，使房子作为商品市场化不彻底、不合理，进而压缩了人们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老百姓几乎要辛苦一辈子才能买得起基本住房的国家，谈不上经济健康和国力富强。对于中国来讲，从官方公布的城市人均收入对比开发商标出的住房报价，情况恐怕正是如此。房地产的主要解铃人，当然是政府。一个良好的政策是消费者和房产商双方获得最大利益的共赢局面，但目前的政策使得政府和银行成为大赢家，消费者负担过重。当前，抑制房价快速增长是政府的主要政策，如出台“一房一价”的价格管制等。但是，房子市场化、政府减少干预和争利，才是最好的解铃方式。
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世界经济均造成影响。相对而言，中国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大国，受影响更加深刻。由于能源和原材料管理体制的落后，无形鼓励了高能耗低效率国企浪费过多的资源，不利于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这加剧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祸不单行，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减速使中国出口市场减小，对于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不仅意味着即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增长动力，还意味着国内外投资即将缩减。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成为关键考量。
除此之外，包括人民币升值问题在内的货币政策、医疗、教育、保险等等，都迫切需要市场化的变革。
真正的“拐点”是什么
过去10年，我国居民把近一半的收入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折射出居民对未来信心不足。主要原因是上述提到的问题没有科学解决，致使社会基本福利不健全。为防范将来不测，人们收缩了本可以用于消费的投入。而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因此不奇怪政府向来的政策是“鼓励减少储蓄，支持消费”。但尽管这些年来的财政刺激（消费）数目极大，却达不到拉动内需的预期目的。那是因为真正应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老百姓“不敢”消费。切记，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只有更多老百姓消费托起的内需拉动，才能使中国经济进入健康繁荣和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显然，这不是仅仅靠经济手段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或许奥运会带给我们的并非经济技术层面上的机遇，而是思想上的开拓与尝试。奥运作为国家大型项目已胜利结束，接着，更大的国事摆上台面，我们如何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举办一届象征人类文明的奥运会，能否给我们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解放带来启发和契机？
归根结底，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如何落实“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简而言之，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蛋糕分配”的困境。合理的分配原则将刺激生产和消费，带来经济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反之，分配的不合理对经济有抑制作用，社会矛盾得以沉积，尽管GDP每年在增长，却不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要解决“蛋糕分配”的瓶颈困扰，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法治和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所在。这也许就是人们期待奥运后带来的经济“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