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从另一个星球飞来的文字，非典SARS，就这样成为羊年春天最活跃的词汇。不知它从哪来，却知道它无所不在地弥漫在空气中，肆虐在每一次呼吸里。于是，每一个人，你、我、他，都逃不脱面对非典，应对SARS；都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叙写着属于自身属于社会更属于中华民族的一段文字。它们或悲壮、或神圣；或感动、或普通……
人在非典
非常感情
王泽：女，40岁，北京某杂志主任编辑刘凯文：男，4岁，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4月23日，儿子的幼儿园打来电话，让所有家长在规定时间内接走孩子。这消息与几天前的通知刚好调了个个儿。那次被告知的是，从这个星期到五一前夕，所有家长不能再任意接孩子，必须严格执行一周接一次的原则。本周由于长假调休，则意味着孩子要在园里一下住上9天。
大多数家长选择了赞同。在这非典肆虐的日子，尽管他们掩饰不住思念，却仍觉着孩子在幼儿园也许还算得上是一个安全的所在。
只是，这样寄予着安全期许的“所在”真能容下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吗？这不，幼儿园的另一项通知终于来了，孩子将回到家里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迎接SARS的挑战。
儿子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当晚，我与孩子的父亲就商量好，半个月的假期哪儿也不去，孩子与我只能呆在家中，生活所需，全部由孩子的父亲买回，而要到外面去购物的丈夫，从此就不回家了，他将住到单位去。
本以为可以过一个合家团聚的“五一”，不料，那期许的圆还是缺了一角。
与儿子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心却在凝重中充满惶惑。电视里每天播放着非典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那病例好似僵住似的天天在三位数间徘徊地增长，令人觉着那呼吸的空气中都满是SARS。电话中短信里，朋友同事不断地把各种传闻递来，那与外界几乎隔绝的生活，信息量却顽强地坚挺着非典形势严峻容不得一点乐观的状态。
好像受了非典的影响，儿子最喜欢玩的游戏，不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却改成由我扮演细菌病毒，而他是那拿着宝剑大喊“杀杀杀”的威露士消毒药水。当他拿着宝剑很有些大气凛然地喊道：冠状病毒，不许你侵犯人类！我的心里竟涌起说不出的感动。就像感动那些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进入隔离区的新闻记者，还有那些自觉自愿享受隔离的普通人群……
终于有一天，玩得开心的儿子突然说：妈妈，我想幼儿园了，想老师和小朋友们。我便从幼儿园发来的网上邮件中抽出一个，那是园方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小朋友们，你们回到家里，暂时不能来幼儿园上学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居住的首都北京，正经历着一场劫难……
念到这里，儿子突然说：妈妈，你别念了，再念我都要哭了。
嗬，我那年仅4岁的小儿，也读懂了这封信么？我的心里再次涌上无尽的感动。
难道，感动，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感情吗？
超常勇气
辛莉：女，36岁，海南某部门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我有一万个理由离开北京。
在那千里之外的海岛，有一个山青水蓝空气清新的地方，那是我的故乡。曾经我在那里生活了几近30年，我的童年、幼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都被包裹在浓浓的椰风海韵中。我熟悉那里每一朵海浪。我惦记那里每一片槟榔园。
此外，更为充足的理由是，在这非典型肺炎肆虐的典型时期，那个地方迄今没有SARS。从海岛传出的消息是，他们将从海陆空中，把非典关闭在岛屿的大门之外。当北京正成为疫区的重中之重时，当京城的病例呈百位数增长很快就超过了广东时，那个海岛仍然流动着活跃的气息。
清新的海风，香甜的空气，明丽的阳光，孩子在蓝天白云下纵情恣意地奔跑，情侣在椰树摇曳中轻松尽情地拥抱。不用口罩，无需恐慌，也不必人与人之间瞬间拉开由猜忌和担心造成的距离。
的确，我有一万个理由离开北京。家乡的亲人在召唤，朋友传递的短信在询问，询问归期，归期是何夕？
然而，我终于没有离去，就这样静静而又固执地留在北京，留在这座饱受沧桑万劫不衰的京城。
看着那样多医护人员战斗在抗典一线，看着那样多支援的手伸了开来，看见新闻记者走进隔离区展示出镜头笔尖从未涉及到的领域，心里有了太多太多的感动。为了这分感动，升起超常的勇气，原来真英雄就这样来自老百姓。
想着自己生活在疫区，想着家乡人正全力以赴杜绝SARS，再想着如果因了我的归去，给身边人带来的担心给那片槟榔园带了负重，心里便有了太多太多的不忍。为了这份不忍，升起超常的勇气，留在京城，莫问归期，原来关爱别人与关爱自己一样令心中兴奋。
就这样，我没有归去，我没有离开北京。我在这里关照着北京SARS从暴发到下降再到被制服的全过程，这过程曾让我和北京人一样忧虑恐惧，这过程又让我和北京人一样感动自信。我也与北京人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今后不再消弭的超常勇气。
SARS一定会成为过去。我向身边的人这样说，我向远方的亲朋这样说。
到那时，我们将拿下口罩，拆除距离。
到那时。我们将大笑一场，大喊一声。
北京，我爱北京。
寻常经历
高达：男，27岁，北京讯达翻译公司职员真该死，电脑又Down了，这是一周之内Down掉的第二部电脑。一部台式、一部手提。
与外界的联系是彻底地断了。
虽说那台32寸的彩电仍然坚韧持续地把各种信息传递过来，近到身边远至国外，可于我不过就是一个被动的接收终端。
虽说还有一部电话座机和一只可以发短信的手机，可于我这个习惯而又愿意动手的人，声音的魅力还是抵不上文字。
因此，我固执地认为：在这隔离的世界，我与外界的联系是真正彻底地断了。
我并不是北京市宣布隔离的那几个地区的居民，自认为也绝不会是非典病毒的感染者。只因了近期去北京朝阳医院为我那年迈的老爸拿药，排在我前面的“那位”不停地咳嗽。至于“那位”得的什么病，我不知道。可自那次之后，北京的非典形势就突然严峻起来，我们从电视里报纸上，一下子获得好多有关非典的知识，特别清楚的，便是了解了它的传染渠道。
于是，我便前所未有地对自己警惕起来。
如果把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都当成需要隔离的疫区。我当然是属于到过疫区的人，尽管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不仅年轻还壮得像头牛，但不能掉以轻心，不为自己却是为更多健康的人，为咱们北京。
于是，我决定“自我隔离”。
没有通知父母，没有通知单位（其时单位已开始放假），也没有通知社区居委会。之所以不通知，仍是那份执著的自信，再加上身体特征并无丝毫症状反应，也就用不着太兴师动众造成恐慌了。
揣着一份北京市非典急救报警电话，从超市里拎来足够吃10天的食物，我关上了家里那扇棕赭色的大门。我要独自而又从容地完成这份隔离，这份让良心安宁、让公德张扬的隔离。
自从开始自我隔离，电脑便成了我唯一也最善解人意的伙伴。搜索、浏览、接发邮件……一根电源电话线，把世界互动式牵在身边。
我接受着亲朋的祝福，也把珍重发给每一个关心我和我所关心的人。然而，让我自己也感意外的是，这时期的邮件，更多地发往一些不知名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白衣天使，他们正和突如其来的病魔搏斗、决战。
我把我的赞美献上，我把我的感动倾诉，我把我微不足道的薪资捐赠……
我已做了和将要做的一切，都因电脑不知何故的屏蔽，中断了。我不得不在真正的隔离中度过最后的3天。
我想，等到我能够自豪地打开那扇棕赭色大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上那二部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电脑，冲进朝外大街的百脑汇。
我会用不灭的记忆，用电脑打出的文字，记下这段非常时期的寻常经历。
非典假期
4月27日16：00，HU7282北京—海口航班准时落地，机舱门打开上来几个身穿全套防护衣带防护眼镜的人，乘务员温柔地让大家别动，测体温确认全机无恙后方能离开。
终于摘下捂了三个半小时的16层口罩，呼吸一口熟悉的湿润微甜的海岛空气，心情好像没有预计的那样轻松，这几天SARS病例以每日三位数速度增长，我的“逃离”纵然有太多的理由，也不是没有一丝惭愧的。
但是这是一个盼了很久的长假，我决定无所事事，努力做出度假的样子。海岛一如既往的节奏缓慢，没有被疫病打扰，人人从容平静、按部就班，发烫耀眼的日光下偶然会见到一两幅应景的标语诸如“最大限度保障海南成为无疫区”等，提醒着人们海峡那边发生的事情。
我用睡觉和上网打发着时间，偶尔透过窗子望向琼州海峡，发一阵子呆。每天下午4点照例要打开电视看每日的疫情通报，明知会被那些令人心烦的数字影响心情，却还是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无法停止。
海南的夜晚照例是每天的黄金时间，天空清澈深邃，海风新鲜凉爽，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坐在大排档吃那些没有污染的海鲜，经常会满足地发出一声叹息。
手机每天都能接收到几条千叮万咛的“非典短信”，温情一点说：“用圣人的胸怀面对，用科学的方法支配，用皇帝的御饭养胃，用清洁的空气洗肺，用婴儿的感觉去睡，用灿烂的阳光晒被。”搞怪一些的讲：“告诉你个内部消息，得非典的病人都是长相五十分以下的，我是没事，拿你当朋友才告诉你的，赶紧头上插朵花扛一扛吧。”莞尔之际，我看到了朋友的坚定乐观。
有些想念北京了，这个城市的性格让我着迷，开始有点坐不住。
5月7日，决定回北京，谁也拦不住；
5月12日，领导命令我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出差海口，不得已再次“被迫”领略椰风海韵；
5月30日，再次返京，这次的航班，除了乘务员，已经没有一个乘客戴口罩了。
场景切换有点快，有两次早晨醒来，要定定神才知道自己在哪里。
终于正式回到工作岗位，见到那些久违的面孔，我知道，非典假期结束了，我爱的这个城市正逐渐摆脱噩梦。
肖晓
后SARS时代 这是一个命题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非典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不久，可能会有一批“非典后”时代的新产业和企业家诞生。SARS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实体，更重要的是心理危机和恐慌。
2003年5月13日，北京，亚洲大酒店。
一个有关SARS与亚洲（中国）经济的国际圆桌研讨会在这里举行。会议主办者是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开发银行。
此时，由于SARS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两度把中国的北京列入疫区，并向全球各国发出预警。北京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开房入住率达到了近年来谷底。亚洲大酒店从门童到总台再到会议接待处，所有服务人员都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在这个最需要微笑服务的处所，头一次脸蒙口罩为大会提供服务。
在亚洲大酒店会议厅入口处，摆设了三道体温测试站，被邀贵宾、采访记者，全都要通过三次红外线体温测试，方可进入会场。在白衣人员的三道岗旁，是指示开会路径精制的牌子。今儿个这牌子，除了路示之外，似乎还指示着危险与勇敢。
医学专家在电视报纸等媒介里多次告诫大众，对付SARS病毒，开窗通风最为重要。这一天，亚洲大酒店的会议厅没有开空调，硕大的厅室内有点燥热。于是，服务人员把可以开着的门全部打开，包括往常仅用于工作人员通道的那扇小门。
由于门厅洞开，会议的声音有些发散，让同样戴着口罩却不肯漏掉新闻的媒体记者有些犯难，为使电视同声效果最好，有记者把话筒对向扩音壁，其他记者赶紧效仿，于是，会议厅那方装着扩音设备的板壁旁，便多了一道难得的风景。
终是看着记者们伸手举话筒的辛苦，训练有素的亚洲大酒店的服务员们拿来一根二根白布带，那些个碍事的话筒便被布带高高吊起，省却了记者们的一番辛苦。
这个国际圆桌研讨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许多异样风情，拉开帷幕的。研讨会来宾精英荟萃翻开“SARS与亚洲经济”国际圆桌研讨会名录，实可谓各路精英荟萃。随便挑一个，都是热门人物。
其中有世界银行驻华代表首席经济学家Deepak Bhattasali、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Bruce Murray、东盟秘书长Ong keng Yong、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陈兴动、美国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蔡金勇、《华尔街日报》中国社长Jonathan Kaufma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Kerstin Leitner、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总裁干野忠男，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Homi Kharas，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Lfzal Ali，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则分别从日本、马尼拉、印度尼西亚亚加答、香港等地发来了录像演讲。
参会代表还有：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商务部、中国财政部等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京办主任梁宝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京办首席贸易主任陈景光，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国驻华大使、公使等外交官员，以及各大跨国企业、机构代表等。这些跨国企业及机构主要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副总裁祈日涛、SK集团副总裁金相国、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欧盟商会主席贝思、UT斯达康总裁吴鹰、韩国贸易协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金哲焕、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政府关系总监刘国来、丘博集团中国副总裁黄小冶、大众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绥新、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副总裁舒齐、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局副局长刘文芳、罗顿机构副总裁翟力平、丰田汽车中国事务部安明奎、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北京办事处总经理倪昂利、JP摩根大通银行（中国）运营总裁Carl E。Walter、麦肯锡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吴亦兵、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饶猛志、中国美国商会主席Chris Murck、北京台资企业协会秘长陈国原等。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各路精英纷至沓来，其探讨SARS与亚洲包括中国经济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更深层面上的意义，则是现代科技现代社会，已真正把世界变为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遭受到突如其来的侵害时，地球上的人类便不管这侵害来自何方，都要携起手来，共同面对。一个合作的时代，到来了。
一个铜板总有它的两面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一个铜板总有它的两面，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非典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不久，可能会有一批“非典后”时代的新产业和企业家诞生。
关于非典对亚洲经济影响的大小，应该说前景仍不明朗。非典对经济影响关键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在多长时间内有效防治非典、控制非典的蔓延。非典越早得到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小，日后我们在消除和减轻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从长计议。
非典固然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对一些国家中的一些部门的“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等问题，未必不是一次有利的“自我调节”，这可能对提高经济的质量有所益处；旅游一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对保护一些脆弱的旅游资源，让一些旅游资源“休养生息”，未必不是件好事；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忙碌之中，更冷静地思考经济发展的一些中长期问题，对一些投资项目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未必不是件好事。在人们看到对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的冲击时，是不是也要看到非典对电信、特别是增值电信服务、医疗行业及住房、汽车等行业的“刺激”作用。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研究非典对政府、外商和国内民间投资政策取向的影响，研究由于非典国民消费心理所产生的微妙变化，从而探索和把握非典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
Lfzal Ali（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果我们作一个假设，SARS疫情可以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其对经济的影响应该从今年第三季度出现，甚至有可能再影响第四季度。
中国有一个词叫“危机”，说的是即有危险又有机遇。面对SARS，我们感到这个词十分适用。如果各国各地区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许能够将坏事变成好事，从此次事件中获得教训。
Ong keng Yong（东盟秘书长）：我们要改变对疫情的态度。例如，把这个时期当成培训雇员的好时机，也可以让员工轮流休假，不要轻易说裁员。总之，要走出局限的范围，改变方式，将恐慌变成机遇。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SARS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它并不影响社会结构，也不影响生产力。当然这种短期影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带来降低，至于其降低的程度，则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时间之长短。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用现代经济理论中外部冲击与内部传导为基本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仅有着长期的增长潜力，同时也处在经济增长波动系数最低的时期。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的。
非典让世界各国携起手来
龙永图：如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非典再次把亚洲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已经成为共识。近年来，由于亚洲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区域内制造业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壮大，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客观现实，再次证明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亚洲的经济活力和投资环境并没有因为非典而产生根本的变化。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基本层面的要素并没有因为非典而发生变化，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仍然是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千野忠男（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亚洲开发银行已考虑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以帮助亚洲国家提高公众健康水平，包括信息资源整合、教育等水平。
SARS的爆发，使全世界6000多人受到感染。当然，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它将在多方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如果谈到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对这种新的传染病原体的了解与诊治还不够，这就必然给一个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不确定性。
亚洲开发银行已建立了跨学科工作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研究SARS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这种研究已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变化和影响以及对贫穷人群产生的影响。根据研究，我们还制定了一份行动计划，以帮助亚洲各国把SARS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Ong Keng Yong：忘记恐慌，开始呼吸，打击SARS要信息共享；消除影响，要改变态度。
在恐怖的影响下，是没有一个人和国家能够正常思维和行动的。面对SARS，我们东盟各国要采取协调方式，共同禁止病毒传播。东盟各国已开放边界，各国卫生部进行了手机号码交换，这种资源共享，有利于防止疫情扩散。同时，东盟秘书处还采取了交流与教育措施，加强各国公共道德，注重公共卫生。
亚洲和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Homi Kharas（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学家）：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时，会把SARS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已对此达成了共识。
世界银行启动了12个远程中心，来帮助各地政府与相关机构的合作。世行还发出了第三份有关SARS与亚洲经济的报告。据对目前情况的分析研究，我们预测东亚一些国家的GDP将有5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主要体现在旅游、房地产、外国人对车辆的购买以及消费需求下降等方面。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在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东盟等国，在SARS疫情的大背景下，其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强劲。我们相信，东亚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2003年和2004年都将是这样。
Deepak Bhattasa Ii（世界银行驻华代表、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SARS疫情只是推迟了消费，而不是扼制。中国在很多地方的投资是过剩的，所以当前没有必要采取额外财政措施和刺激性积极政策。
今年初，世界银行曾经作过一个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5%。这个预测考虑了很多因素，却并未考虑到SARS。4月8日，世行将这个增长数降低到7.2%，后又降到7%。当然，这个增长率是建立在尽快控制SARS疫情基础上的。尽管这样，我们认为中国仍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今年第一季度则达到9%。中国很多地方的投资是过剩的，价格、生产力也是过剩的，所以面对SARS暂时性影响，没有必要再去采取刺激性政策。要看到，在中国目前拥有的资源盘子中，肯定是要重组的，但是应急性措施不应影响长期经济政策。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关键在控制SARS及控制的速度有多快。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正在接受着全球目光的洗礼。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SARS疫情预测在七八月得到彻底控制，预计外国管理层需要9月份才会重新来到中国，这样，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将会推迟到第四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大的反弹。外国投资者对到中国投资的态度没有变，大多跨国企业只是推迟了他们的计划，而不是取消。
所以，我们认为SARS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时间上表现为两个季度，最多是三季，当然建立在中国政府在多长时间内，真正彻底地控制住疫情。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个人公共卫生素质亟待加强
林毅夫：我们生活在世界村，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会影响别的国家的。从中，中国要吸取大的教训。
SARS是传染病，如果刚开始我们就采取强有力措施，控制住疫情，就不会发生这种全国传播的局面。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社会有大的教训需要吸取。
建议：面对紧急状况，我们的处理要制度化，信息准确传播非常重要，可以造成社会不必要的过度反映。制度化的应急措施、保障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
其二，个人卫生现代化，也是中国社会需要提升的，个人公共卫生素质，是预防传染病的第一道屏障。
其三，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应急状态中，是显得脆弱还是坚强有力，同样需要加速各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才能提高应对能力。
SARS危机是预防针，对人体、对中国社会经济体系，都打了及时的一针。
SARS 更重要的威胁是心理上的
Lfzal Ali：SARS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时期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方面，则是心理上的。
SARS的特点是传染性强，人类对病原体还不太了解，病死率全世界平均为7%。由于不了解，就容易引起夸张和想象，造成社会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通过对这种影响全面的评估，其表现主要在需求方减少，人们的往来受到限制，商务往来被取消或推迟，投资者信心受到影响，供应方被惊吓，企业裁员等。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SARS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实体，更重要的是心理危机和恐慌。
疫情发生期间，我们对北京市民进行了调查，至5月5日止，北京市民较之以前，终于对SARS的认识趋于理性，他们正在度过从信息不完全的恐惧到信息明确的镇定之中。北京市民对4月中旬以来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认同率是高的。
所以，面对非典，要千方百计消除恐慌，让市民能够正常生活，学生能够正常上课，职员能够正常上班，政府机构能够正常运作。这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陈兴动（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SARS之后，外国投资者将至少花上三个月时间，才能恢复对中国的投资。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心理上对到这个地区投资的再行考虑。
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将出现在今年第三季度，其滞后影响，会推延到明年上半年。但这种影响并不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蔡金勇（美国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SARS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影响，是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在中国投资风险系数的增大，这个风险系数以往在中国恰恰是不被认识的——这就是外国人特别看重的健康体系。
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公众卫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公众卫生健康体系，需要政府来建立。
中国有着极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但是却没有很完善的公众卫生健康体系。SARS疫情，暴露了这个隐患。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医疗应急系统的脆弱。特别是中国农村医疗的治理与整顿，任务还很艰巨。
健康不完全是医疗问题。中国政府要从这次疫情开始，把健康总体变成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环节与经济是同等重要的。跨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并非完全看重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在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
Jonathan Kaufman（《华尔街日报》中国社长）：记者总是背着坏名声，说他们专报坏消息，不报好消息。《华尔街日报》记者听到这样的话，认为是在奉承我们。记者有时提的问题可能不好听，但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公众更知情。在中国也应该谈谈独立媒体的问题了。
中国经济基本面是非常好的，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已发生巨大变化。当美国人谈起中国时，是2008奥运会，是上海世博会，都是很多辉煌的形象。然而，现在谈起来，则是SARS。这场疫情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形象，特别是外国人、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旅游、生活是否能够获得透明准确的信息，从而使他们有安全感，开始持怀疑态度。一些美国的CEO尽管还想来中国，但他们的亲人会担心，并非完全从健康考虑，而是认为这个国家是否稳定。
更为重要的是，在恢复稳定之前，是恢复信任。
中国需要更加独立的媒体，如果广东早期能够迅速及时地报道SARS，就不会带来如今这样大的困难，也不会有太多的谣传，更不会给后来北京的救治带来如此沉重的代价。
美国发生炭疽热时，当时只有四五例，却已经引起恐慌。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有关机构也通过媒体来告诫公众，为社会提供了各种信息，恐慌很快平息下去。可见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应急性公众事件，其作用更明显。
中国缺乏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化
Deepak Bhattasali：令我们感到需要关注的，倒是中国经济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
中国的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疾病监控预防体系，要有所加强；地方政府间的财务管理及协调、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重大应急事件的能力要加强；信息、数据的统计，公开，透明，及时上则是有大教训的。
Kerstin Leither（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在中国看不到公众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是令人吃惊的。
许多人都提到SARS疫情在中国造成的恐惧，但为什么出现恐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值得研究。
我们看到，在中国缺乏公众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公共卫生管理只请医生来做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缺乏管理水平；而有公众管理背景的人，他们又缺乏医疗知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忽视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健全，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而长远的。所以，目前要尽快恢复公众对健康体系的信心，只有建立了信心，才能确保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并且保证每个患者都能获得治疗机会，并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延误。只有当我们控制了SARS之后，我们才能做其他事务。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国在世界各国提出的千年发展宣言中，五项承诺有三项仍处于落后水平，一是母亲健康，二是艾滋病防治，三是饮用水。中国的有关政策和计划，都还没有采取相关措施，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是有害的。中国家庭健康体系中，还没有建立责任体系，相关的保险体系也没有建立，这些对控制流行病特别是传染病，是有阻碍的。
要确保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水平，职业水准要加以确立。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互相竞争机制可以提高专业水准。但这项可以提高职业水准和专业精神的机制，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要一起努力。
SARS 呼唤政府可预见性和应急能力吴鹰（UT斯达康总裁）：SARS的发生，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有一定负面影响。建议中国政府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只有这样，政府的威信才能建立起来。香港在突发事件之后，通常请著名公关公司来做一些应对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损失，建议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借鉴。
张绥新（大众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增加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是恢复信心、建立信任最重要的步骤。
SARS突如其来，影响是存在的。仅从大众公司来说，就有80多个谈判项目受到程度不同的推迟，有的项目推迟还可以，有的推迟却影响很大。这还仅仅是表层影响，更深层次的影响是信心。大众公司平均每年在中国投资6～7亿欧元，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量已超过德国本土。如果SARS之后，让投资者看不到稳定，悲观情绪上升，就有可能影响整个投资计划。
所以我们要从SARS疫情上学点东西，政府的公共应急系统在哪里，如果不健全，其潜在威胁就会越来越大。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投资热点。但是SARS的到来，让我们看到GDP的增长并不是唯一指标，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有一个平衡的目标系数，要考虑到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吴亦兵（麦肯锡北京分公司总经理）：SARS与亚洲（中国）经济，直接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间接的影响某些可能是长期的、全面的。
麦肯锡公司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世界500强公司。从客户的角度，我们认为，SARS对经济的影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信心、消费者信心和企业信心。
此次疫情发生后，很多公司CEO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这些都会产生长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健康和环境问题，会阻碍外国公司对高级人才的派往；一些公司的研发制造基地，也有可能会改选地区，如墨西哥、印度等都会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
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已开始在国际上创建自己的品牌。中国政府的国家形象，对类似于联想、华为、海尔等企业走向世界，是有影响的。
建议中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要关注信心的重建，要促进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如促进交流，重塑形象，以短期重点行业的鼓励措施吸引投资者等。要更广泛地建设微观环境，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SARS对中小企业冲击是沉重的。
一个中小企业，如果3～4个月没有进项，却仍然要付房租和人工费，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如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首先中小企业要自救。SARS的出现，让公众的卫生习惯发生了改变，能否从中发现商机，相互启发，赢得机遇。此外，政府的相关政策可以给中小企业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在战胜非典的战争中，保持经济活力，保护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与活力势头，将可能是这场战争的下一个新战场。相信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宋宁（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从总体上看，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随着疫情控制是短期的，但仍然不可忽视。首先是旅游业，还有国际国内航班大量取消，酒店入住率降低；外贸洽谈大量减少，广交会成交额下降，加工贸易成本上升，物流不便，这些都将影响到今年二、三、四季度的经济。此外，SARS让农民工大量返乡，减少了农民收入，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
然而，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是积极的。尽管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外国投资者可能对到中国投资重新评估，但是对我们自身，却因为SARS的出现，让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并让我们加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步伐。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后者薄弱了。如果说经济社会是两条腿，我们有一条腿短了，所以要摔跤。在社会发展中，公共安全、公众卫生健康方面，又更薄弱一些。政府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加大了，可对健康和公共防疫体系建设上，投入却不够。特别是农村卫生体系，尤其滞后。这些问题过去也曾认识到，但还没有摆上解决的议事日程。SARS出现，让我们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我们有理由相信，战胜SARS后，我们的投资环境将更加改善，公民的保障将更加完善。
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