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早期福特汽车公司的两大工厂，底特律的高地公园工厂和迪尔伯恩的荣格河工厂，既生产汽车也为全世界的各卫星工厂生产零部件。1921年，超越百万的T型车产量震惊了整个汽车业：美国928750辆、海外42860辆、加拿大42348辆。次年总产量又上升到180万辆。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产量的提高速度超过了雇员的增加速度。而且不光汽车的产量在上升，同样一支员工队伍平均每年还能生产出150000辆一吨卡车、75000台拖拉机、数百万个备用零部件以及交付其他行业使用的大量副产品。
更多更好的汽车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1921年1月的职位削减已经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公司的实力。社会学部也在1921年被砍掉了。1914年紧随日薪五美元政策而成立的社会学部到1919年已经从最初的30名调查员发展到了150名，其中有大约一半是翻译，他们保留着有关每一名钟点工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记录。
这个部门的建立初衷是想对身处工业化城市环境的员工提供帮助。也许一名工人的家庭生活不应与公司的生意牵扯在一起，但许多员工的家庭生活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在努力适应城市的生活，美国的生活。这样的压力以及潜藏在压力中的威胁也在折磨着报酬丰厚的汽车工人。福特汽车公司是唯一一个把帮助工人适应新生活当成自身义务的汽车制造企业。后来，福利工程逐渐发展起来，但福特的社会学部是一家公司利用自身力量支持单个员工的早期典范。为了成功，它必须在工业生活的屈辱和侵犯隐私的指控之间谨慎行事。1916年，底特律圣公会大教堂牧师雷弗伦德·塞缪尔·S。马奎斯被公司雇为社会学部的主任。马奎斯牧师把社会学部的角色严格限制在员工服务部门，不去充当管理层的间谍部门。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学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那些棘手的事情上，特别是破裂的家庭和困惑的移民等方面的问题。凭借给遵守规范的人涨工资（日薪五美元）的承诺，社会学部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插手员工的家庭事务，它还有权把不可靠员工的工资直接交给他家的其他人，还会根据员工的未来支出向他们提供借款。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的雇员当中有超过一半是刚到美国不久的移民，调查员们在安置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时间，人们管那叫做“美国化”。他们向新来者提供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不让苍蝇接触食物有多么重要。公司还为员工组织了一个英语学校，建立了一家工厂医院。另外，任何需要法律建议的员工都可以得到公司律师的帮助。
这个部门的消失同其他所有事件一样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1921年的福特汽车公司已经不是1914年的那个福特汽车公司了。年轻企业的理想主义已经逝去，被对效率的疯狂信仰取而代之。在这种信仰下，公司不会允许自己分神关注汽车生产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在1920～1921年公司危机中成为新一代福特人之领袖的查尔斯·索伦森对人类发展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荣格河工厂。
马奎斯牧师在1921年1月的大裁员中辞职，那时候，许多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离开了公司。在一名员工被索伦森不顾公司规定随意解雇后，马奎斯终于忍无可忍，他要求亨利·福特裁断他和索伦森两人谁对谁错。但当时环境对索伦森有利。在消减成本、保证亨利·福特不会失去公司的战斗中，他冲在第一线。另外，在福特森拖拉机成为公司首批移入荣格河工厂的业务之一后，他担任了这种拖拉机的生产主管，此后，他一直在扩展自己的力量基础，以保证自己对工厂的控制能继续下去。在亨利·福特对索伦森表示了支持之后，马奎斯牧师递交了辞呈。之后，社会学部的大多数成员都被立刻炒掉，留下了一个角色有限的教育部，继续给外国工人上英语课是它的工作之一。
1919年，福特汽车公司工人日薪涨为六美元，而且，福特并没有忽视与员工分享利润的机会或者说义务。从1918年开始，公司提供了福特投资证书（Ford Investment Certificates），根据利润情况向证书持有者支付一定的利息。当时，小投资者不敢指望拿到4%以上的银行利息，但是福特投资证书的最低利率为6%，而且在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超过20%的那些好年份中，这个利率还会高很多。不过，尽管日薪上升为六美元而且证书储蓄获利颇丰，福特钟点工在1924年的收入已经不如十年前了。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工人们的实际收入，已经使福特汽车公司的工资水平与其他汽车制造商持平。
在1922年，福特汽车公司也作出了劳动关系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把每周工作时间下降到五天。以前，工厂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天。现在，公司想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放松。同时，公司也希望工人们的工作能再努力一些。为了稳定劳动队伍和全球各工厂周围的地方经济，福特还想把工作机会提供给更多的人。五天工作周又一次与流行思路背道而驰，因为当时的企业界普遍认为工人的工作时间应该延长，这部分上是想让忙碌和劳累的工人没时间琢磨工会运动。
福特汽车公司一直强调的就是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这一典范是荣格河工厂。建筑师把荣格河工厂设计成了一个工厂集合体。它的生产线是汽车业以及其他所有行业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生产线。1919～1926年这短短七年间，荣格河工厂已经成长为93幢建筑、75000名雇员和日产汽车4000辆的巨人。到1924年，荣格河工厂的雇员数量已变为五年前迪尔伯恩居民数量的十倍。
随着荣格河新工厂建立起来并迅速成长时，福特汽车公司似乎也从本质上分裂成了两家公司：高地公园和荣格河。最初几年，它们是平起平坐的，但是从1924～1925年度开始，福特世界开始向荣格河倾斜。高地公园的部门一个接一个关闭，通过火车整个儿搬往新工厂。
P。 E。马丁和威廉·克兰是高地公园管理层的首脑。查尔斯·索伦森和米德·布里克（Mead Bricker）则已在荣格河共掌大权。1924年当两家工厂开始往荣格河汇聚，管理层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尽管公司声望正如日中天，销量猛增而且生产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更有效率，公司内的空气却开始变得紧张而又令人不快。福特汽车公司从一个每个人都以在这里工作为荣的组织变成了一个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努力保饭碗的公司。就像在几年前的财务危机中一样，解雇不一定是有原因的。现在，就在公司的雇员总数正在上升的时候，解雇成了最高管理层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当高地公园的光芒逐渐黯淡，更强大的荣格河工厂的首领索伦森则用尽手段试图在高地公园被倾空的同时压制马丁。战争技巧之一就是把在对方手下工作的管理者们解雇。一个来上班的人可能发现他的部门已经不见了。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他的部门在哪里，他最后一定会收到辞退通知。这些新方式既无情也无理，与福特汽车公司过去的状况截然相反。
在努力把马丁和他的支持者排斥在荣格河之外的同时，索伦森还是欧内斯特·坎兹勒的敌人之一。那时候，坎兹勒已经被埃兹尔·福特亲手提拔为执行副总裁。他的力量日渐强大，不光监控生产，还在一定程度上管理销售工作。他在管理方面驾轻就熟，对荣格河工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坎兹勒依靠对象只有一个人：埃兹尔·福特。而埃兹尔把欧内斯特·坎兹勒看做福特汽车公司不可或缺的人物。对索伦森来说，欧内斯特·坎兹勒是一个威胁。从索伦森劝亨利·福特解雇坎兹勒而坎兹勒劝埃兹尔·福特解雇索伦森开始，索伦森和坎兹勒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
在混乱不堪的氛围中有些人却飞黄腾达了，哈里·贝内特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18年加盟福特汽车公司，在艺术部任美工师。尽管个子很小，贝内特却肌肉发达且极端好斗。亨利·福特喜欢贝内特那种粗鲁的说话方式，于是允许他开辟了自己的权力天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还没有头衔，但是他最终掌握了招聘和人事权。那时候，他已经在工厂中组织了自己的队伍“服务部”：一个负责监视和控制员工的装配齐全的间谍和警卫部门。贝内特是一个以组织才能著称的聪明人，但他对商业一无所知，于是他通过搜集其他人的明言暗语把自己打扮为亨利·福特的得力助手。此后，贝内特在福特汽车公司中带来的混乱是无法想象的。
一段时间内，公众还看不到公司管理层的激烈斗争。但一定程度的不安定感弥漫在福特汽车公司管理层中。在亨利·福特看来，不安定感可以培育成就。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派系斗争远不是不安定那么简单。可怜的员工们全都惶惶不安，许多人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任凭其他人对他们评头论足。除了躲避哈里·贝内特的服务部的侵扰之外，工人们还得小心宗教冲突的布雷区。共济会会员的秩序已经演化为一种强大的派系力量。他们不喜欢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刻意想让这些“令人讨厌”的人得不到提拔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运动开始在看似平静的荣格河生产机器下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