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福特汽车公司很忙，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更忙。在间接与欧洲的同盟国做斗争，直接参与参议员竞争的同时，福特还在与公司的几个股东做斗争。
福特对福特汽车公司最大的个人贡献可能就是他在提高产量上的坚定态度，福特的计划基于一个高明的公式：产量提高会让价格下降，而价格下降会让销量提高。然而，他一年到头地加速提高产量实际上是在冒整个企业可能因短期的销量下降而崩溃的风险。
由于高地公园的效率和产量潜力都已发挥到极致，福特开始准备在荣格河地区建立一家新工厂，按照福特的设想，新工厂将成为全世界所有类型的所有工厂中的头号巨人。
1916年，亨利·福特产生了在荣格河建立一家最先进的冶炼厂（用于融和或精炼矿石）的想法。为实现这个宏伟计划，福特汽车公司需要资金，而数千万美元的年利润是现成的资金。在早些年，福特汽车公司会把大约一半的净利润用于分红。但从1915年开始，公司转向了新策略——每月拿出相当于公司资本5%的利润来进行分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公司通过一种老掉牙的资产评估方式计算出的资本仅是其实际资本的1/50，200万美元，而高地公园工厂一天就能生产价值200万美元的汽车。不过，即便按照这种低得荒唐的资产估价，公司的分红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仍然是颇为丰厚的，1919年，最大股东亨利·福特本人得到了大约50万美元。尽管福特已经像其他股东一样习惯于拿到10倍于现在的分红，但同样像其他股东一样，以前年度的油水已经让他拥有了足够的财富。正是由于囊中充裕，大多数股东并没有反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张的新分红方法。而当时任底特律警察局局长的第二大股东詹姆斯·考森斯则因警务繁忙而没能提出任何抗议，他姐姐那点投资自然也只能随大流了。霍勒斯·拉克姆、约翰·安德森以及约翰·S。格雷的继承人都表示满意。这样，只剩下道奇兄弟在那里吵闹不休了。
那时候，约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已经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汽车。道奇车卖得相当好，从第一个完整生产年1915年开始一直是美国五大畅销车之一。在1916年的那次被亨利·福特狠批一通的远征中，潘兴将军就是用道奇车队在墨西哥的险峻峡谷中追逐潘丘·维拉的（他开的是T型车），这为道奇车赢得了永远的声誉。道奇兄弟公司的汽车长期不衰，产量一直在迅速上升，到1919年已经超过了10万辆。不过，它及其他品牌仍然无法与福特汽车相提并论——这一年的T型车销量是521599辆。
约翰和霍勒斯总共握有福特汽车公司10%的股份。单单1914年，他们就获得了122万美元的红利——这是他们连续第三次拿到七位数分红，而出于两个原因，他们希望这样的巨额回报能继续下去。首先，为了不断发展自己的汽车公司，他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资金；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他们确信亨利·福特把这么多公司的利润投在荣格河工厂的大胆计划中是在拿公司的生存能力冒险。
1916年11月2日，约翰和霍勒斯起诉了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亨利·福特、埃兹尔·福特、霍勒斯·拉克姆和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控告他们损害了股东的利益。特别地，道奇兄弟要求密歇根州巡回法庭勒令福特汽车公司永远把3/4的利润用于分红，禁止公司投钱在属亨利·福特个人所有的荣格河地盘修建冶炼工厂或其他任何东西。道奇兄弟还反对日薪五美元和T型车的削价，但头两项指控才是事关福特汽车公司未来的斗争焦点。
约翰和霍勒斯反对福特汽车公司以区区200万美元的虚假资产评估为基础计算分红是正当的。1916年7月31日的年度报告显示，公司上一年的净利润几乎达到了6000万美元，现金结余也超过了5200万美元。在通常情况下，公司至少应该宣布2500万美元的分红。
当案子最终于1917年6月开庭审理，道奇兄弟的律师之一威廉·卡彭特对巡回法院法官描述了他的委托人所遭受的不公。“福特先生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钱。而应该对股东尽到的义务，他一点也不考虑。当其他所有的汽车都在提价，福特为什么要降价？就算他只想保住在汽车世界的领导地位，难道他一定要降价吗？他真正的愿望是做大众恩人。他想以股东的损失换取自己的荣誉。我们要求福特先生以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经营公司，当一个企业只是扩张自己，不去赚取利润，它就是在非法经营。”尽管今天的许多股份公司都会选择牺牲股东分红而把全部或大多数利润用于再投资，但在1910年，这样的方式是闻所未闻的。
道奇兄弟还指出，在荣格河修建冶炼厂超出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章程。公司是为制造汽车而成立的，而根据密歇根州的法律，修建像冶炼厂这样的炼钢设施属于一个不同的而且是相当特殊的法律条款。对亨利·福特当时的计划来说，这一点同他对发展的强调一样重要，而他想在荣格河修建什么样的工厂可以表明他为公司设定的发展方向。同汽车业的专业化趋势截然相反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目标是把更多供应商的产品纳入自己的生产范围。也就是说，福特汽车公司想用自己的树木、矿石和橡胶工厂生产全部的木材、金属和轮胎，然后再用这些材料生产自己的汽车。一审裁决支持了道奇兄弟对分红问题的意见，但驳回了他们的其他诉求。法庭命令福特汽车公司立即支付19275385美元的特别红利，并且调整分红政策以保证50%的公司利润能回到股东手中。另外，巡回法庭裁定在荣格河修建冶炼厂确实与福特汽车公司的章程不符。自然，福特汽车公司提起了上诉，这至少会把上述要求的执行拖延到1919年。
然后，亨利·福特于1918年11月投下了重磅炸弹。他宣布他将在年末辞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职务。按照声明，福特的最后一份职业将是“报纸出版商”。那时他刚买下周报《迪尔伯恩独立报》。一般的猜测是，福特是吸取了密歇根参议员竞选的教训，想把这家报纸当做他开启政治生涯新阶段的平台。不管亨利·福特的真实目的如何，他的辞职决定在汽车行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接班人，25岁的埃兹尔·福特被父亲任命为新总裁，掌管起这家价值2.5亿美元的企业。在亨利·福特的余生之中，埃兹尔一直是公司的总裁。
这次巨变让福特汽车公司拥有了（至少是名义上拥有了）一个更有能力当然也更有理性的领导人。在亨利二世之后，埃兹尔和妻子埃莉诺又先后生了三个孩子：本森·福特、约瑟芬·福特和成廉·福特。
1919年2月7日，密歇根州高级法院宣布了“约翰·F。道奇和霍勒斯·E。道奇对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和其他人”一案的最终裁决结果。这只是一个局部改判，虽然把在荣格河修建冶炼厂归入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权利范围，但也再次支持了道奇兄弟对公平分红的定义和要求。尽管公司已经在1919年前两个月重新使用了公平的普通分红方式，法庭命令公司追溯支付过去的红利仍然让亨利·福特大为发火。不管怎么样，公司财务主管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已经开始准备向股东支付法庭要求的1930万美元。
3月6日，亨利·福特宣布他正在组建一家新汽车公司。毫不带委婉语调，他承认他这样做是因为对高级法院的裁决感到厌恶，他认为，法院已经逼迫他以违背自己最佳判断的方式分配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资金。五天之后，轮到埃兹尔做出声明了，他和他的父亲都将彻底撤出福特汽车公司。
道奇兄弟的律师之一埃利奥特·D。史蒂文森（Elliott D。Stevenson）指出，合同不允许亨利·福特离开福特汽车公司去开办一家新汽车公司。然而，福特汽车公司的许多经销商却开始感到恐慌，因为新公司一旦成立，他们的利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有关高地公园未来命运的流言迅速出现。因为没有福特总裁的福特汽车公司这一概念本身似乎就是荒唐的。有一种说法是，通用汽车公司想要收购它的对手，把高地公园并入它那迅速成长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企业集团中。福特汽车公司可能会被外界认为出售的传言反映了公司的不稳定，而这正是亨利·福特的意图所在。无疑，投资者倾向于回避不稳定性，到7月份，福特汽车公司的大多数股东都做好了出售股份的准备。
数额如此接近的股份之间本来不易一次性完成交易。但依照埃兹尔·福特的一个商界老友对他的建议，福特父子通过波士顿的一家金融公司老殖民地信托公司（Old Colony Trust Company）完成了交易。老殖民地公司负责所有的谈判，亨利·福特只作出了一个规定：如果他不能买到所有的股份，他一点股份也不会买。福特汽车公司共发行了两万股股份，其中亨利·福特有11400股，埃兹尔有300股。剩余的8300股分属于詹姆斯·考森斯（2180股）、道奇兄弟（各1000股）、约翰·S。格雷产业（2100股）以及约翰·安德森和霍勒斯·拉克姆两位律师（各1000股）。根据道奇兄弟诉讼案中的资产评估，福特汽车公司的每一股股份价值12500美元。而16年前公司成立时，合伙人们认购一股的现金支出只是100美元。
曾于1903年以25美元的价格为福特汽车公司起草成立文件的安德森和拉克姆在1919年各自以125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股票，而最初，他们每人只花了5000美元认购那些股票。曾把自己的两层麦克大街木工工厂租给福特汽车公司的约翰·施特雷劳同样是在1903年购买了5000美元的股份，但仅仅两年之后他就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些股份。如果福特汽车公司之父亚历山大·马尔科姆森没有早早放弃自己所持的1/4的福特股份，没有在1906年以175000美元把它们卖给亨利·福特，那么在1919年他会得到6300万美元。
那些持有股份的人确实又发了一笔横财。道奇兄弟每人得到1250万美元；约翰·格雷的后人得到2625万美元。詹姆斯·考森斯，1919年时的底特律市长，提出了一个稍高一点的售价，但这主要是为了迫使福特承认他对公司的特殊贡献。他以每股1.3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以及姐姐的股份。考森斯净赚2931万美元，他姐姐因托管给弟弟的那100美元而入账26.2万美元多一点。
对这宗大手笔交易，没有一个人比亨利·福特更满意，因为他最终变成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唯一拥有者。购买股份共花了大约10600万美元，为此福特不得不借了7500万美元，不过，福特相信偿还这笔巨款很容易，他要做的所有事就是不断出售T型车，而这一点从来就不是问题。
福特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得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他愿意为此而付出的成本不光是一个财务问题，还是一个职业问题，甚至还是一个私人问题。他疏远其他人的行动从清除马尔科姆森就已开始，到詹姆斯·考森斯离开时达到了顶峰，驱逐其他外部股东只是一个延续。更能说明问题也更加有害的是，福特也接受了1919年3月哈罗德·威尔斯的辞职。从一开始，威尔斯就凭一己之力为福特汽车公司设定了长久以来闻名遐迩的高技术标准。实际上，许多与威尔斯同时代的人，偶尔也包括亨利·福特，都承认他是T型车背后的真正天才。威尔斯监控了T型车的最初设计和头十年中的每一次改进，确保了大规模生产没有以质量的下降为代价。但尽管T型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威尔斯的不满情绪却越来越强烈。早在1912年，他、查尔斯·索伦森以及福特汽车公司设计部门的其他人就已经开始劝说亨利·福特设计一种新车型，或至少是升级和改进T型车。为了激起老板的兴趣，威尔斯和他的机械师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T型车，但当福特看到这辆车后，不由分说地将它砸毁了。
亨利·福特对威尔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训斥结束了设计其他车型的任何倾向。福特认为T型车拥有完美的基本结构，他反对彻底的重新设计，但并不反对T型车的变化。车身样式上可以增增减减，零部件也会得到改进，但T型车独一无二的角色不容触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亨利·福特对“大众型汽车”的推崇甚至还超过了战前。
到1919年，威尔斯已经受够了亨利·福特，因为他和他的技术队伍的才能正受着令人窒息的控制。另一方面，亨利·福特也受够了，因为他得把自己得到的分红留1/10给首席设计师，再加上8万美元的年薪，哈罗德·威尔斯的年收入达到了50万美元。1903年，福特为吸引威尔斯加盟，而与他达成的私下协议最终使他成了福特汽车公司报酬最高的员工。福特早就不再认为他是这项交易的有利一方，因此，亨利·福特采用了一种暧昧的策略。1919年的某个时候，威尔斯被架空了。没有任何工作要经他之手。他还需述职，但他的职责已经是虚无缥缈，就像他已经死了一样。
威尔斯是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的，他决定离开。退出后没多久，哈罗德·威尔斯在同样刚刚离开福特汽车公司的约翰·R。李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豪华车之一——威尔斯—圣克莱尔就是他们两人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