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氏族经过八代520年辉煌的农耕初创时期，农耕文明已经初步成形。它包含嘉谷即优良品种的世代传播普及采用，耕作工具的创造与推广应用，天文气候农时节令的掌握并对农耕的有效指导，两年三熟耕作制度的形成（春作物接冬小麦再接秋作物），食物结构的形成，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日中为市的市场交换形成等等。一个崭新的、以上党地区为中心的、以黄土高原与黄河流域旱作农业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社会已经形成。
炎帝神农氏的圣地后来怎样了呢？
曾寻访高平市城关镇张庄村问一位老汉：“你们村里有几座庙，哪座庙最大”？老汉告之：“有座最大的庙，不过那庙名字起得日怪，叫轩辕庙。”还问：“甚是个轩辕庙哩？”看来，这个老汉识文断字差点，一辈子没搞清“轩辕”是咋回事。
“轩”字，属于车类为“车”字旁。右边“干”象形地表示古代一种车，前边套牲口部位是单独一根向前伸长的粗木杆，可套左右两匹马。这种车近代绝迹。
“辕”字，也属车类为“车”字旁。右边“袁”字，是表示有围绕脖子的领口那类衣服。这个字比喻套牲口，给牲口穿戴上一套器具，如同人穿衣服一样。现在年纪大些的人差不多都见过这种马车，马车向前伸出两根辕，中间可套一匹马、骡子或牛，甚至毛驴，驭手称驾辕。古代车的前端有一个横向的扶手，称“轼”，供驭手扶持，故驭手也叫“把轼”，逐渐演变为“车把式”的称呼。
黄帝复姓公孙，因黄帝之臣造父发明了畜力拉的车，故称轩辕氏，是继农耕始祖炎帝神农氏之后的另一位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是在经历了大战蚩尤、炎黄战争之后，成为华夏民族的最高首领，人们尊称为人文初祖。
轩辕庙在城关镇张庄村道路旁，坐北朝南，面宽20米。七级石阶上是正门，正门额上原有“轩辕庙”大匾。庙两边的石阶立面，雕刻着各种浮雕图案，有双凤朝阳、人畜兴旺、双龙戏会、舞龙人等，千姿百态，石刻艺术精湛。
司马迁《史纪·五帝记》记载，轩辕氏在取代炎帝神农氏前名为轩辕氏，取代神农氏后被尊为轩辕黄帝。在高平人的心目中，高平是炎帝神农氏故里，以“炎帝”为名称的庙宇很多，碑刻常简称“帝”。却没有以“黄帝”取名的庙。只以轩辕氏称呼，有的碑文以“二氏”并称，而没有以“二帝”并称的。
《重修黄帝轩辕庙记》碑记，介绍了黄帝轩辕氏的丰功伟绩：“生长在汉水，建国在有熊，征榆罔、诛蚩尤在阪泉、涿鹿……”汉水是长江支流；有熊，即今河南新郑县。表明轩辕氏族最初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中游与长江流域的中间地带；征榆罔、诛蚩尤，表明黄帝与炎帝八世榆罔同时代。
轩辕庙虽然是祭祀轩辕黄帝，但在高平与炎帝神农氏相比，尊崇的程度和称谓，显然有着明显差别。
《史纪·五帝纪》记载，轩辕黄帝战后“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阿”字左“阝”偏旁为山坡，右边“可”为大迴转弯曲之形，加“氵”即为“河”，古代特指黄河。那么“阿”即襟山带河之山西南部。“符”字，“竹”字头，说明古代传递命令征调将领用的令牌兵符多为竹制品。原始时代的符上刻有氏族图腾，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伪。“合符”的传统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引申为会盟。即轩辕黄帝在釜山与所属首领会盟，验证令符，论功行赏、分封疆土。高平以“釜山”称谓的地名有两处，一是在永禄乡与长子交接处的釜山，现名朗公山。“在县西北三十里，形如覆釜，仓颉庙建于上”（顺治版《高平县志》）。二是在高平县城西部的釜山乡，在釜山脚下。国内唯一的釜山地名，见证了黄帝轩辕氏于战争之后在高平会盟的历史。
有人认为河北涿鹿县、韩国也有“釜山”地名，到底哪个是黄帝会盟之处？
远古先民命名新的地名的传统是，部族迁徙，沿用故地的地名。即每迁徙到一个新的住址，即以原故乡的地名而命名，表示本部族又占据一块新的领地，取同名以示其为一脉。如同两晋时期五胡乱华，晋人衣冠南渡至福建，沿江而居，取名晋江，漳水流域者来定居之处为漳州，同理。
轩辕黄帝在晋南的阪泉、涿鹿战胜蚩尤。在高平釜山合符会盟后，又继续“北逐荤粥”的北伐军事行动。因而晋中、河北北部出现了很多以原会盟或作战地名命名的衍生地名。如太原市阳曲县东40里的阪泉山（又名罕山），山上有轩辕祠；在河北中北部涿州、涿鹿县出现涿鹿山、阪泉山、釜山等地名。这些衍生地名经考古专家证实，均为轩辕黄帝族作战地点。韩国的釜山，则表明轩辕黄帝族其中的一支远征蚩尤至那里，至今韩国每年都有社团来运城盐池寻根蚩尤祖地。考古学将内蒙辽河流域的黄帝族古迹称之为红山文化，与史籍上记载的传说相对应。
高平乃至上党是黄帝轩辕氏活动过的地区，因而轩辕庙也不止高平一处。《泽州府志》记载：阳城县刘善村也有一座轩辕庙。高平的张庄村，阳城的刘善村，都可能是留居下来的黄帝轩辕氏族后裔居住地，他们建庙以祭祀祖先。刘、张二姓，从汉字字理上讲，张为弓、长（念涨音），即弓箭部队的管理者；繁体“劉”字，由“金”“刀”开“卯”合体。刘姓与张姓均应是古代战争将领之后裔。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轩辕黄帝取代神农炎帝主政中原，在釜山会盟是一个政治仪式，借此以向各氏族即全社会宣告一个新生政权的诞生。如同历代改朝换代后，一定要铲除旧政权的标志，甚至毁灭旧政权的宫室，在故都城庄严宣告：“×国成立了。”轩辕黄帝的这种政治行动，一定要选择炎帝神农氏的圣地进行，绝不可能“躲”到辽东半岛那边进行，那样就失去了此举的政治意义，反而给人以未敢在敌之都城立足之感。
釜山上有仓颉庙，庙名叫“朗公仓颉庙”，庙后还有仓颉墓。现存一块残碑是明成化六年的《重修玄帝庙》记事碑，另一块是明天启三年的《重修元帝庙》记事碑。当地老人告知，唐玄宗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曾到高平叩拜过仓颉庙，后登基皇位，天宝年间下了一道御旨，诏令各地为其建“生祠”。高平县令奉旨在此仓颉庙正殿前，加修了一座元（玄）帝殿，所以仓颉庙也被称作元（玄）帝庙了。
据《泽州府志》记载：“釜山……上有仓颉庙，名朗公山。朗公，仓颉也”，《路史》载：“史皇，神农后。盖神农已作《穗书》，书与穗相因，起今上党羊头山，神农始种五谷处，西连仓颉古庙。”《路史》记载“作《穗书》以同文颁令”。说明颁布节令是使用“穗书”的最初文字。
乾隆版《高平县志》还记载“仓颉作字，四目灵光，或以为黄帝之臣。《路史》以为史皇，神农之后。今羊头山神农始种五谷处，西建仓颉庙，乃知仓颉君天下者，非臣也”。
高平永录乡东庄村有另一座仓颉庙，正殿五大开间，纵深六椽，雕梁画栋。五十年代以前有仓颉神像，体型高大，有四目，头戴九连串珠皇冠，身着黄龙袍，殿前竖匾上写道：仓颉大帝。特别是在这座仓颉庙的山门上，有两个砖雕券池，一个刻着“受图创字”，另一个刻着“六书始祥”。
2006年大修此庙时，从墙内挖出一块小牌，牌上刻着“东庄、后河、扶市三村，因仓颉朗翁大庙大门年远，塌形踪存。众议重修大门，发明门楼……”落款为“康熙元年二月吉日”。清同治《高平县志》便记载有“羊头山神农城西连仓颉古庙”。
据永录乡扶市村村民介绍，村中最大的一座庙被称作大庙，有人称“祖师庙”，也有人称“仓颉庙”，20世纪50年代，扒掉神像作了集体粮库，一位老人回忆说，正殿塑有三尊像，中间是炎帝神农氏，左边一尊称仓颉，右边一尊是蔡伦。这也是该村所属的釜山又名朗公山的由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如果仅有仓颉庙，或许仅是久远的追念。而以仓颉之名为山名，则应该是上古仓颉在此地，以姓氏命地名。
河南省新乡县朗公庙镇朗公庙村的“朗公庙传说”，2009年4月被新乡市政府列入“新乡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朗公庙村出土的清雍正元年的碑刻记载，朗公庙中敬奉朗公仓颉像，村名叫做朗公庙村，至今已600多年，据传明代已有此庙。
退休干部、已是耄耋之年的岳绍文先生研究朗公仓颉文化已18年。为追溯朗公仓颉文化历史的源头，他多次从河南新乡到山西高平考查取证，追根求源。2010年6月，岳老由高平永禄乡扶市村一位村民引导，见到了一块清康熙元年二月的《重修仓颉庙记》残碑，记载了朗公即为仓颉，是汉文字的创造者，当地有朗公山，山上有旧庙遗址。
与上党炎帝神农氏族及郯水（水）紧密相关的，是山东临沂郯城县。其地为氏族社会末期东夷之地。太昊氏为东夷一位著名酋长，少昊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至今，苍山文都峰有纪念仓颉造字的朗公寺，山名寺名均不寻常。
《左传》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公问焉：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止，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郯子与昭公的对话，传递了远古时代中国五大部落集团及其崇拜物的重要信息。其地域分布已被现代考古基本证实。可见《左传》《国语》关于炎帝的记述真实可信，炎帝确有其人，确属对应于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并确有后裔到达山东地区。这与远古洪水时期山东成为海侵洪泛区、洪水过后人口又流向山东的人口迁徙规律一致。
相传仓颉有四只眼（四目），目光锐利，能见常人所未见，古人称为“天眼”。故有学者说“当人类能够思考的那一刻，文明诞生了”。仓颉所以又名朗公，是由于使用了他所造的字，便明事理，知天地万般造化，犹如黑暗中“良月”之明。仓颉造字之后，可使人大声“朗读”，所记载事物“明朗”无疑。连山下流入丹河的河流，都名为“白水”。《水经注》记载：“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县故城西，所谓长平白水也。”“白水”者，“明白之水”也。
上古时代人们结绳记事。《说文解字》记载“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结绳这种古老的方法，无论中国或外国都有案例可查，甚至有些民族至今仍在使用这种方法。《文字学》指出“文字之作，肇始于结绳”，古文字中“十、廿、卅”等，就是结绳记事的孑遗。但是，结绳只能帮助记忆，或作表示某种简单事物的标记，只能作备忘的记号，不能用来表达感情或交流思想。结绳不等于文字，也不能发展成文字。
大约从伏羲氏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采用简单的刻画符号来记事。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县贾湖一带发现距今8000年前刻在龟甲上的几种符号，初步确认为伏羲太昊时代的遗存。到了五千至七千年前的炎帝时代，随着农耕的发展，人类对天文、星相、农业技术等复杂事物的认识，想法乃至语言和思想，必然迫切需要更具体详细的记载。
“发现”或可能偶然为主，“创造”则一定是社会迫切需求之必然。汉字这种系统的文化结晶，必然是长期创作演进而成。炎帝神农时代产生了农耕，大量收获粮食必然建仓存储，羊头山下小东仓河、西仓河之名，即说明古有粮仓。而仓储必有保管者，保管必有进出品种数量记录，结绳记事已不可能适应，从刻划符号到文字一定会应运而生。“文明”，有文字才能心明。
轩辕黄帝釜山会盟，“史官”必在左右记录历史，文献记载仓颉担任轩辕黄帝的“史官”。文字的发明是农耕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一定是会盟分封、历史记录的第一需求。仓颉既为“史官”，可见已经在使用成熟的文字。那么，记录复杂事物的文字，必然是在此之前已经形成。
轩辕黄帝的史官记史之前500余年期间，正是八代炎帝神农氏时代，显然正经历产生并完善汉字系统的过程。甚至应该说，炎帝神农时代结束之际，仓颉造字已经草创初成，进入能够一般纪录的阶段。文献对于《穗书》的记载，就是一个重要证明。另一个证明是《方书》，即神农尝百草的记录，如果没有一种准确详细的记录方式，几乎不可能有汉朝将《神农本草》整理为《神农本草经》流传后世，也不会有轩辕黄帝之臣使用汉字“记史”。
从仓颉的身份来看，既是黄帝史官，却不是史官官职，而是仓库管理者之称。至今组词用作仓库的“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边是仓库顶部的象形，下边是人向仓库内搬运米。显然，“仓颉”是世袭的仓库管理者。羊头山下小东仓河与西仓河，不仅构成羊头山古都城粮仓的证据，本身也是遗留的东、西两个古粮仓的地名信息。
到轩辕黄帝时需要“记史”，而能胜任“记史”者只有仓库管理者。利用仓颉的文字记录技术直接来“记史”，显然造字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仓颉作为世代相传的造字用字者，始于炎帝神农时代。故有《路史》“以为史皇，神农之后”之记载。朗公山乡政府所在地是“永录”，名称也似乎与汉字记录有关。
因此，“此仓颉”必然“非彼仓颉”。山西高平是炎帝神农氏时期的“朗公仓颉”，为造字远祖，汉字最早的创造者，因社会职责需求历代造字，写下了《穗书》与《神农本草》（后世成书为《神农本草经》）。宋罗泌《路史》因此记载：“史皇，神农后。神农作《穗书》，书与穗相因，起今上党羊头山，神农始种五谷处，西连仓颉古庙。乃知仓颉君天下者，非臣也。”陕西白水为轩辕黄帝时期的“侯冈仓颉”，即为后继者，造字当然更趋成熟，达到实用阶段。由此，高平白水朗公仓颉造字之名流传天下，世人皆知。后世之陕西白水仓颉亦名垂青史。
从炎帝神农同时代仰韶文化出土文物来看，刻划符号已经明确产生出来。根据白双法先生对这些刻划符号的识别，认为80%已经有明确的意义指向。
学者王大有在解读了仰绍半坡村的28个陶文中，认为80%是表示粮食品种和数字的，其余有表示土地符号的，有表示年份月份以及图腾徽铭等，其中“米”字，竟与现代汉字一模一样，显然属记载粮食的内容。在其他遗址的陶文中，也大同小异。这说明，中华民族最早产生的文字，与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文字，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时代已经创造了《穗书》，《穗书》文字创造显然源于谷物，最初也是用于谷物信息的记录。漳河流下太行山麓的武安县磁山村，发掘了7300年前大量堆积的黍米沉淀物达13.82万斤，足以说明植物采集发展以后，特别是嘉禾发现、农耕成为主导食物来源之后，记录的需求极为迫切。既然有迫切需求，就一定会产生一种方法，即初级的记录方式、记录符号。那么，文字就已经诞生了，尽管尚不完备。这就如同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标志着他已经跨入人类的行列，尽管还不能驰骋沙场。
甲骨文成熟的汉字系统成型之前文字已经产生的另一个实物证明，是早于甲骨文约800年，即距今4000年左右，襄汾陶寺尧舜禹时代的一件出土扁壶残片上，以毛笔朱书书写的两个汉字，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字已残缺难以辨认。能够确切说明的是，这两个汉字已经不是简单的刻划符号，不仅已经具有专门书写的用具毛笔，和专用颜料朱砂，而且已经是与甲骨文完全相同的字形笔划。
今天使用的汉字也未必完备。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每发现一个新的化学元素，就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汉字来应对，氢、氧、氮、氯、氦、氖、氟、氪、铀、鎂、镍、镉、锂、熵、砼、浬……新字就这样不断出现，都是汉朝许慎《说文解字》里不可能有的字。
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无限深化的过程，汉字造字的过程还将继续下去。当然，在一定阶段，汉字可以说相对完备、相对系统化。但从哪个阶段算起是基本完备呢？如果认为是甲骨文，那只是由于我们考古挖出了刻字的甲骨，并非甲骨刻字那个时代刚发明汉字。而考古的局限恰在于有些东西再过很长时间也难以挖掘，一些古代写字或刻字的载体难以留存，或许永远挖不出来，我们却不能永远等待下去、永远不作判断。以具体的文物判断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理解，要了解史前时代，或许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如同农耕文明诞生于采摘第一粒谷物种子的手，汉字也是诞生于有意识书写第一个符号之手。
纵观汉字发展过程，商周甲骨文、金文，秦汉偏旁部首分类，历代使用大篆、小篆、隶、楷、草、印刷体、美术字等，书法演变前后几千年。显然，初始阶段的汉字形成更不可能突变产生，一定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文早1200年，就是证明。
从汉字的系统性、完整性，形、音、义兼具的内涵，汉字与事物的相似性来看，是一个极为完整的文化结晶，即使以今日的现代思维，也绝难重新再造一套与之媲美的文字系统。
1998年春节前，高平永禄乡扶市村祖师庙内，村民王会民上庙顶打扫卫生，在正殿中央琉璃瓦梁的背面，发现写有“仓颉尊神之位”字迹的琉璃檐牌位。那么祖师就是仓颉了？事实却不尽然。据村里；老人说，大殿内中间神座上是发明农耕的炎帝神农氏，右边是仓颉，左边是发明造纸的蔡伦，仓颉只能排在炎帝神农氏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