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知道，400多年来，炎帝神农氏陵庙庙会逐渐繁荣，构成数百年纵横海内、汇通天下的晋商之上党商帮，庄里村也由此兴旺，逐渐形成长期稳定的村落。那么，这个庙会兴起所依托的炎帝神农氏陵庙，一定不是一般的规格级别。元代初年羊头山炎帝庙迁徙至此，也完全不止是简单的重修再建之举。
元朝的背影
《山西通志》记载，炎帝神农庙“元初徙建山下坟侧，至正十年修，国朝俱有司岁祀”，《羊头山新记》载“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尝遣祭，禁樵采”，这是元代自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开始共163年统治中原历史的中后期、整100周年时，朝廷派遣大员举办的一次重大祭祀活动，这说明元代朝廷对此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元代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积极推行汉法，重用大批汉族官吏，注重以汉制汉、汉文化治国，实行劝农等一系列政策。
民以食为天，元世祖忽必烈深谙此道，即位不久就成立了劝农司，重用汉人有识之士姚枢为大司农，以陈邃、崔斌等8人为劝农使，分赴各地考察农业，招集流亡之民回乡生产，组织编写了适合农业生产需要的农书《农桑辑要》。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元代初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商业和文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较辽、金统治时期，可谓繁荣昌盛。
依据这样的政治背景，“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炎帝神农庙由羊头山迁徙至换马岭帝陵所在地，体现了元代朝廷最重大的一项基本国策，由此才能解读如此耗费至巨打造一座“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浩大工程背后真正的原因。因此，这个浩大工程的巨额支出必然是元代皇帝的一项重大决定，必然是下诏执行、派员督办、落成祭祀庆典等等。那么，这座虎踞龙盘的“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就一定是顶级规格。现已遗失的四龙在上的巨碑能够说明，只能是皇帝亲旨敕封无疑。
尽管记载“林木深阻久矣”的碑刻缺失了记载年代的部分，但明隆庆年间即公元1567年后，音律学家明世子朱载堉上羊头山之际，所看到的换马镇炎帝陵庙还“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石栏、石柱”能够说明最初建造的巨资投入和顶级规格，“存焉”说明已非原貌、多有损毁，留存的仅为剩余少数部分，作者看到的是陵墓的衰颓景象，但向我们传递的，却是元朝末期到明朝建国200年之间实际状况的真实信息。
以此与其91年前即明成化11年的《重修神农炎帝行宫碑记》记载之“祠在换马村东南，见有坟冢，木栏绕护”相比，见证的是“木栏绕护”等设施已经在不到百年期间损之无存。
朱载堉是明王朝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他在音乐方面首创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是明代杰出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朱厚烷因上书被明世宗削职下狱，朱载堉因此在民间钻研数学、律学、历学19年。明穆宗即位后大赦天下，朱厚烷恢复了“亲王”爵位。朱厚烷去世后，朱载堉本可继承爵位，但他研究音律、文学、科技等已成大家，或许感觉到从事政治的风险，因此没有选择投身政治，为此上书穆宗皇帝，放弃了爵位继承，毕生从事学术研究。
为了研究古乐器，确定“黍定黄钟”的准确尺度，朱载堉连续三年千里迢迢自京城来羊头山，这应该是明穆宗即位、朱厚烷恢复爵位以后隆庆年间的初期，因为这时他才具备了方便出行考察所需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学术造诣和正值中年的热情。
至今保留在院内的《大明嘉靖六年重修碑》、刻有“大明嘉靖六年”印记并保留至今的“炎帝神农殿”琉璃宝刹，都标志着朱载堉到达“今此坟侧，有神农庙”的时间，是那次重修炎帝神农庙40年之后。而《大明嘉靖丙戌年重修神农氏祠》碑，记载的是这期间的另一次重修。当时“有司岁时致祭焉”，说明朝廷还延续每年祭祀的制度。
仅数年后，一位万历甲午年河南叶县名安遇的乡进士来陵庙时，留下一通目前仅剩断残为四块的残碑，碑文有“此其若没若灭亦难具论……又暂时之微报教稼之帝”之辞，对炎帝神农陵庙的衰颓颇为感慨。
《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煖宫记》碑刻，记载的不是陵庙的全面修缮，而是仅对其中一尊塑像的“续修”并“增制煖宫”，显然非政府级别的大规模整修。其规模之小、投入之微，似乎只能是民间集资补充完善之举。碑文“其形势嵯峨，林木深阻久矣”透露了炎帝神农氏陵庙在当时“若没若灭”的社会影响。虽然因朝廷“有司岁时致祭”而得以维系，却又难保常修常新。虽然庙貌森严、闲杂人等远之，非寻常百姓能够任意往来随意添置设施，而这次续修后妃塑像的规模本身，应该是后来庙会日渐繁荣阶段之初期民间行为的标志。
因此，此碑刻制既非“林木深阻久矣”的明代，又非五谷庙庙会繁荣起来后，社会相对稳定的清代中后期，应属明末清初五谷庙庙会兴盛起来的晋商崛起初期，这通露天而立的碑刻风化程度轻微，其年代也能旁证这个推断。
到五谷庙庙会逐渐兴盛起来的明末清初，陵庙区域开始有人入住定居逐渐形成庄里村，由于人们对炎帝神农氏的尊崇，不仅避免了陵庙渐至倾颓，而且一定有不断的修缮之举。因庙会商贸逐渐兴起和繁荣，农产品与炎帝神农氏有关，已经衰颓的炎帝神农氏陵庙正殿及院落逐渐整修演变为“五谷神庙”，知名度与民众关注度都大大提高。陵庙里的钟声，成为周边各村集结聚会的信号，居民定居与本村民俗形成，构成延续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庄里村五谷庙特有的文化形态。今日想象那般景象，一定堪比现今太原近郊三晋第一名区之晋祠与晋祠庙会。
细看以下三个朝代的几段文献记载或碑文：
1.《山西通志》记载“炎帝神农氏陵庙）元初徙建山下坟侧，国朝俱有司岁祀”之隆重庄严的建设。
2.《羊头山新记》记载“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尝遣祭，禁樵采”。
3.《潞安府志》记载明开国之洪武年《重修神农庙记》碑文“国家追崇祀典……命所司凡圣帝贤王，春秋祭祀，载于典，祭以时。仰惟炎帝神农之庙，在潞当祭”。
4.清代《重修东关炎帝庙碑记》“入我国朝，举先代帝王有功德于民者，悉修其陵寝，命有司致祭”。
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元明清三代改朝换代之初，朝廷都极为重视炎帝神农氏陵庙的修建与祭祀。高平炎帝神农氏陵庙的千年兴衰特点，是元明两代不及清代兴盛。清代晋商崛起，炎帝神农氏始创的农产品成为大宗商品，陵庙又成为商品集散地，商业兴旺维护了陵庙的兴盛。
那么，为何元明两代之炎帝神农氏陵庙虽记载有国家祭祀，事实上却僻处一隅，以致“林木深阻久矣”呢？按说百姓向来是见神敬香，见庙磕头，又从来尊崇炎帝神农氏，何以这座陵庙香火不旺呢？
一个多余的字，将我们引向了答案。
那天是独自一人路过，难得无人催促赶路，径直来到炎帝神农殿。
从村民院落陆续收集回来不久的碑刻躺在门前和阶下，天空飘起了小雨，难以仔细阅读，就匆匆浏览了几块残碑。
其中一通碑刻时间为“中华民国卅十年”。“文革”初期罢课时笔者仅读书六年半，也就小学水平，依稀记得“卅”就是三十，民国卅年就是1941年。那么“卅十年”是多少年？“卅”再加十年？共四十年就到了1951年，解放初还修过炎帝庙？不可能。因此“卅十年”应该是“三十年”或“卅年”，多一个“十”字致此疑惑。疑惑之余心中感慨，当年“文革”没有机会读书，关键时刻就是费事。
回过神来细看碑文，这是《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新绘已竣及细说款项来源》碑，一段重要的碑文扑面而来，“在下庙未创建前，县官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大典，必须亲诣换马岭五谷庙炎帝陵□□□□不敢废弛”。
河西镇焦河村炎帝庙清嘉庆《重修炎帝庙记》则记载了“邑之羊头山，帝陵在焉。东关下庙，岁有常祭。邑令职之典至巨也”，明确记载了东关下庙建成后，虽“邑之羊头山，帝陵在焉”，祭祀却已转移至“东关下庙，岁有常祭”，邑令（县令）职责所在之祭祀典礼规模“至巨也”。这里出现一个重要信息，炎帝神农氏陵庙的地名描述是“邑之羊头山”而非“换马岭”，高平县东关的下庙是在元初羊头山神农城迁徙之前已经建成，那么下庙最迟也在宋代建造，到现在至少十个世纪即千年以上。而炎帝陵址的描述，显然将四十里之遥的羊头山高庙与山麓之陵墓统称为一处。
至于《重修炎帝庙名……》碑文里“五谷庙”的名称，显然是乡民逐渐形成的称呼，虽未见经典记载，却曾刻于庙会兴起后钟鼓楼之间的山门之上，碑文也就这么写上去了。既然能把“卅年”写成“卅十年”，银钱“二十四铢”写为“二十四株”，标题洋洋30个字，未加任何精简提炼等，将庙名依乡民俗称直书其上就能够理解了。
皇城今昔
自下庙建成，春秋祭祀就不必再去羊头山或炎帝神农氏陵庙，省去路途劳顿。有此原因，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建成后便面临鲜有问津、年久失修的局面。这里显示一个重要信息，陵庙的地名用“换马岭”或“羊头山”而非“庄里村”，可见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庄里村虽早有乡民入住，但其名分还是炎帝神农氏陵庙演变之五谷神庙与炎帝陵。
再参考距此不远的故关村炎帝行宫内清光绪十年《改修炎帝行宫碑记》载“余村东南二里之遥有炎帝陵焉”；行宫内清道光年《补修神殿及陪房碑记》载“东南有陵碑可考”；其他村镇碑记如明《重修炎帝庙记》载“其真灵在泫氏之北，换马镇之南”；清《重修炎帝庙碑记》载“神农炎帝庙在常家沟之西北隅”；朱载堉的散文《羊头山新记》载“…村之东二里，曰换马镇。镇东南一里许，有古冢”等等，对炎帝神农氏陵庙位置无不以方向、距离来描述，均无“庄里村”村名。
因此，陵庙就是陵庙，并非村落，即使有乡民擅自入住也依旧是陵庙，历史上从来没有“庄里村”村名。
那么，东关下庙建造后，“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大典”始于何时呢？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的兴衰。
据清康熙三十三年《重修东关炎帝庙碑记》载：“所谓上庙者，是庙去县治凡四十里，祭之期恐远不逮焉。爰附东郭立庙，今所谓下庙是也。问庙之建，无有能言其创始者，其重修则自宋元以迄明诸碑记悉载之。”
原来是换马镇炎帝神农氏陵庙距城太远祭祀不便，在高平东关建造了炎帝神农下庙。最初建造的时间虽历代久远，难以明晰，但清康熙三十三年之际还能看到不少“宋元以迄”即宋代、元代重修的碑刻，即创建下庙的碑刻记载至少在千年以前。显然，即使有更早的碑刻留存，千年的风雨侵蚀也早已风化漫漶难以辨认。那么，即使碑刻没有看到记载，宋朝之前建下庙的可能性也必然是存在的。
这通碑还写道：“入我国朝，举先代帝王有功德于民者，悉修其陵寝，命有司致祭。而兹庙因僻在山城，历年来风雨飘摇，鸟鼠窜伏，垣颓檐堕，瓦裂衰崩，虽春秋之祭未尝不举，而修以新之则有待乎其人。”
这段生动的碑文描述，暗示了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林木深阻久矣”的原因，是由于高平东城门外修建了炎帝下庙，县令就近春秋祭祀，不必再远行四十里赴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当时碑文作者看到下庙“虽春秋之祭未尝不举”，尚且“垣颓檐堕，瓦裂衰崩……而修以新之则有待乎其人”，岂有可能再顾及四十里之外已经实际停止了每年官方祭祀的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
因此，炎帝神农氏陵庙渐至管理废弛、建筑倾颓，砖瓦木石散失，直至现在仅存正殿、陵碑等几座建筑。煌煌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庙皇城，就这样被岁月消磨成一个尽管规模恢弘却遗存无几的遗址。
这段碑文事实上已经透露了“林木深阻久矣”的根源，几乎自“元初徙建山下坟侧”之时，换马岭炎帝陵墓扩建为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之后，虽庙貌森严、建筑恢弘、陵后有庙、庙周有墙，墙外有周环之城，城外有护城之河，却自建成之日就注定因选址祭祀不便这个最关键的人文要素，陵庙皇城的维护又没有可靠的资源再生系统作保障，因而无可避免地日渐倾颓，竟致今日连曾经恢弘壮阔的遗址也须极为严密的考证方能知其一二。
毕竟，“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尝遣祭，禁樵采”，林木有明确的禁止樵夫砍伐采集的禁令，陵庙区域又无乡民居住，平日乡民几乎没有进出陵庙区的理由，因此不得随意伐木砍柴的禁令甚至有可能成为不得随意进入的禁令，结果树木枝干任其自由生长，枯枝蔓草灌木丛生，残枝败叶长期自由堆积。故此，炎帝神农氏陵庙“林木深阻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