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劲步伐，人类在充分享用文明所带来的丰硕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冷静和理性去分析和思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及价值，审视自身行为的关联效用及对相关利益体产生的可能影响。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足以威胁自身生存的生态灾难，使人们以新的眼界看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一种甚至不为人所主动意识到的互动关系。既然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人的活动就必须尊重这种规律性。只有顺应以和谐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和生态环境，才会减少或避免天灾人祸，最终有益于人类自身。反之，如果破坏大自然，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使人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举世公认的世界环境十大问题：温室效应所导致的“地球发烧”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氟氯氢气体的过度排放导致的“臭氧层”空洞；“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引起的酸雨与水体污染；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森林减少、土壤沙化；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的物种减少、生物链断裂；贫困、愚昧、道德等经济社会因素催生下的新型杀手――艾滋病的无限蔓延等。所有这些无不清楚地警示人类，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正在或者即将沿着一条不可逆转的轨道滑下去，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与措施，地球的未来将会是难以设想的。人的行为选择与生态伦理最近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指出，温室效应导致的气温上升、海水上涨、洋流改变，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已达16万人之多，预计2020年以后，死亡人数将会加倍。到时，海平面上升将迫使2500万人不得不远离家园。洪水、饥荒、干旱将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大量移民。2050年，将有125万种生物灭绝，现存的美丽的自然景观将面目皆非。无数事实证明，人类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目前尚无逆转趋势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造成今天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渊源是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行动纲领。自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宣言后，人类就开始了与环境的真正较量。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由它引起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人们开始运用理性解释自然，用实验来再现自然，用技术使自然力朝着人的目的和需要的方向转变，用工业重新创造自己需要的环境和世界。正如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中所说：“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存自己。”科学首先从天体运行规律中找到了力学原理，进而对环境中的声、光、电、热进行了实验性的研究，随着知识一天天的扩展，人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自然的所有疑难似乎都能为人类所了解和解释，也都程度不同地被人类所控制和征服。自然环境对人来说已经不再恐惧和陌生，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地球，并开始漫步太空。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对征服自然充满着乐观主义。人们认为，自然不仅可以征服，而且宽大为怀：天空和海洋永远是蓝的，地下蕴藏着无尽的宝藏，江河流不尽，土地一望无垠。
但是，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叶后，这一切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自然突然变得渺小起来，大气层中充满着烟尘，CO2和SO2比例失调，酸雨严重，土地匮乏，耕地、林地、建筑用地相互争夺，海水污染，淡水也见缺乏，地球在几十亿年中所积蓄的矿产和有机能源，人类几乎在百年中就将采掘告罄，甚至自然中的生物物种也因人类的巨大活动而急剧减少。所有的自然财富和资源，都变成了屈指可数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人类与自然力量的对比，以至像“征服自然”这种纲领和这个纲领下的行动已经不再是人类的骄傲，昔日的打虎英雄今天已成为了环境的罪人。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就曾指出的：“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当与自然保持着每一发展阶段中的相互作用与和谐统一，这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基本逻辑。但是这种逻辑却只能经过一定极端化之后才能真正被人们认识清楚。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关于自然的观念不得不经历一个长期的与其斗争和对立的过程，形成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片面增长与发展。直到1971年，福罗斯特（J.Floster）和麦多斯（D.L.Meadows）出版了《世界动态学》和《增长的极限》两书，对当今人类的片面发展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使得人类的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人类不能再沉睡于“伟大自然宽广胸怀”的美梦中了，现代科学技术所推动的巨大生产力机器，已经将人类推到了增长发展的新的时代。今天的人类必须保护环境和关爱自然，否则，这个人类赖以为生的地球“村落”就将变成毫无生气的一片废墟。
我国本来是一个幅员广阔、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维系着低水平下的自然生态平衡。但是，我国的生态环境先天不足，其脆弱性明显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如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的地区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和荒漠地区，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存，降雨量不高而且分布很不均衡。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无法避免地重蹈了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即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经济高增长，从而使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逼近了可支撑的极限。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破坏有增无减。每年的废水排放总量高达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五类水质占75%，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60年代的2/3，增加到90年代的4/5，每年的沙化土地扩大面积由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自治区）471个县（旗），近4亿人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沙尘暴已经成为北京、兰州、呼和浩特、西安等大城市特有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逐年增大，灾害程度日趋严重。矿物燃料的大量消耗使CO2、SO2的排放量激剧增长，其排放总量占到世界排放总量的12%，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家，以至于在全球“十大”污染城市的排行中，中国居然有六个入围。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对资源状况的重新认识已刻不容缓。现有的统计资料证明，我国的资源占有量不像过去说的那么乐观。作为农业资源主体的耕地、水和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1/3、1/4和1/8，而且日趋减少。据统计，1996年至2003年七年内耕地面积共损失约1亿多亩，即由约19.5亿亩下降为18.5亿多亩，人均耕地只有1.43亩。目前，已有6个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的警戒线。而水资源的短缺更为严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闹水荒，成为城市发展的头等难题。而矿物资源的储蓄量也并不乐观，就其总量而言，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和铝土矿等储量仅为世界总量的1.8%、0.7%、9%、5%和2%。然而，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经济高增长，使上述几种主要矿物资源的消耗量大幅增长。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石油的消耗量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了92%，钢增长了143%，铜增长了189%，铝增长了380%，锌增长了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了276%。消耗量的大量增长，使进口依赖度大幅度提高。2003年，铁矿石和氧化铝的50%、铜矿的60%、原油的34%是进口的。其中，石油的进口量已达到9000万吨，预计2010年将增加到1.2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本来就不富有的自然资源，加上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已使我国的资源危机逐步显现。而大量污染物的持续巨量排放，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不堪重负，引发了多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了国人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以道德的视角关注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是当前乃至今后长时期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至少要关注如下内容：其一，是人的安身之处的生态性。人不仅生活于文化环境中，也同时置身于自然环境中，人不能再把自己看做是“脱离”了自然的存在。其二，是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和生存方式的道德的生态性，即同时置身于自然与文化这一生态性背景下的人须践行道德的自我他在性、关系性和整体性，约束个体自我和人类自我的自利性，坚持共同体利益的逻辑优先性，把自我利益和个体利益融于整体利益之中，我存在是因为共同体存在，我存在是因为世界存在，而不是相反。其三，是使道德统摄人类生活的两大领域（自然与文化），以生态伦理与人际伦理共同构成完整的伦理学。在宇宙自然的视角下，将人置身于自然与文化的共同背景之中，在自我的他在性、关系性和整体性中为人类的道德生存开辟新的生态维度，期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我的学生周丰以前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上与我有过合作，此次独立著述是他在原有研究基础之上，结合生态伦理学发展的最新方向和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全面思考而得，为其作序，十分高兴。愿此书的出版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有所促进，对人们树立理性的生态道德意识从而善待自然有所启示。
李春秋
2007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