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评”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人们说诸葛亮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治理国家应该本着公正之心，不能施舍不恰当的恩惠。这就是匡衡、吴汉治国认为无故赦罪不是件好事的原因。先帝刘备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郑康成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知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每年都大赦人犯，但是对他们治理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后来，待费祎主政时，开始采用姑息赦免的政策，蜀国的国势由此削弱不振。
“冯评译文”
子产对太叔说：“具备仁德的人，会用宽容的法令来治理国家；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人们看见猛烈的大火会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人们喜欢在平静的溪流里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后来太叔治理人民，不忍心用严厉的律法，于是郑国多盗窃之事，太叔非常后悔。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事和谐。”
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酷刑，这样就太过严厉了。梁武帝一看见执行死刑就不忍，便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则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宽容严厉相互调和适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