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1）历史角度
现在，社会问题的地位与历史问题的地位大同小异。19世
纪，出现了一场反启蒙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仍在进行，但是已经起到了抵抗作用。由于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的鹬蚌相争，产生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而要摆脱这种局面却并非易事。首先，有必要对一些术语做出一些解释。虽然“Individual”（个体）和“Individuality”（个性）最初在现代社会才得到推广，但是两者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Individual”（个体）最初意为不可分割，不能分离。是西塞罗将“。τομον”（不可分割，希腊语）翻译成“Individual”，“Individual”作为不可分割的这层意思就在古文明时期流行开来a，一直到了中世纪——最古老的德语将其译为“unspaltig”（诺特克尔）。不过到了古文明时期末期，“Individual”
这个词出现了另外一层意思：分开的独一无二的事物，其特殊性只出现一次。
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出现了“individualis”和“individualitas”
这两个词（最晚是在12世纪）。莱布尼兹首先将这两个词推广开来，显示了他在新旧两种语言之间不凡的传播能力。
在文明社会的早期，个体成为广大社会的一部分。个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基本上取决于他与社会的联系。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强化个体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个体获得了独立，开始向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发问，并探究其真实性，通过不懈努力，最终摆脱了所有的枷锁，使他的观点成为真理的标准，使他的幸福成为行动的唯一目标。在那些将社会看做一个整体的人士的眼里，这仿佛是一场毁灭性的颠覆。因此，他们竭尽全力去抵制这种变化，a 例如，塞内卡的《论天意》。
试图通过赋予个体一些权力来恢复个体与社会这个整体的联系，拉拢个体，以成就他们的目的。这是一场精神的拉力战，他们希望能把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再重新夺回来。社会有机论（现在我们已经熟知），是源于把个体重新纳入社会整体的目的：这个理论似乎是专门为调解社会和个体的矛盾所设立的。在实体中，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与力量的分支越多，对整体就越有利；另外，整体所在位置越高，各分支的作用就越不相同。事实上，各个分支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整体，尽管整体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而各个分支一旦离开整体，就会毫无声息，一无是处。这种有机论断然不会容忍任何一种个体权利与整体背道而驰。当这种理论应用到整个世界（起初是斯多葛学派有意应用），它就像是上天的一场特意安排，即使是世间最不起眼的东西，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就像这个世上没有两根完全相同的头发，没有两粒完全相同的谷子，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a。这种有机解决方案与等级制度密不可分。等级制度起源于希腊时期末期b，后在基督教内以及中世纪得到全盛发展，至今仍有巨大影响。整体在此被设想为一种连续的上升级数或等级，离生活越来越近；一种可能让生活一级一级往下的梯子，每一级都要从上一级传到下一级。在这一方案中，只要每个部分还在整体的结构中，那么它就有自己的特殊价值以及特殊作用；然而一旦与整体分离，就会陷入一片虚无。这种生活观念的历史形态不仅在宗教等级制度中展露，也在中世纪的封建a 见西塞罗《学院派怀疑论》第二卷。
b 在这一点上，普罗提诺的影响最为重要。
制度中显现，在这些制度中，任何个人名下的权利都是对上一级欠下的债。
这两种制度都认为，个体只能从他与整体的关系中获取价值，个体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这种可能被称为微观世界的理念，第一次将这种独立价值分配给个体。个体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相反，个体本身就是一整个世界，就是现实生活集聚的中心，就是生命将它的丰功伟绩置之于此的圣地。因此，整体就由各个世界在世界中组成，我们无法对其做出确切的解释。
这种观点也是在希腊时期的末期形成，这主要还要归功于普罗提诺：他是第一个对“人”这个概念做出充分、清楚的解释的人。他认为，人包含了自身的世界，用其独特的方式反映出整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神世界”。此外，新柏拉图派哲学将这个术语推广使用——虽然这个可以追溯到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这种思想趋势在整个中世纪都受到投机神秘主义的保护，并且借助于后来的各类思想家（像尼古拉斯-库萨，乔尔丹诺·布鲁诺），这种思想趋势得以沿袭到现代，并在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中越发清晰。这种思想是对德国古典文学时期所盛行的个性与人格的疯狂崇拜。从中，我们也看到从希腊时期末期一直到新时期顶峰的一条连绵不断的思想链。一边是有机等级生活观，一边是微观世界生活观，二者截然不同，矛盾在所难免：前者认为个体是社会的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后者则坚持认为个体是独立的整体；在前者的观念中，除非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否则个体不能参与精神上的事情，而后者的观点是，个体可以直接、独立地参与精神之事。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生命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为社会有所付出或者发
展独立个体的内心世界是我们的首席理想吗？对于后者，社会只能从个体中酝酿他的形式与力量，永远不会将自己视为一种目标。
这种个体解放引起的结果是，个体的生命获得了重要的东西——科学、艺术以及宗教。首要原因是个体与无穷的世界，与创造性的生活源泉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在社会与个体之间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的主要内容是寻找人类之间的交流还是寻找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首先追求一种群居的生活体制还是一种独居的生活体制。现在要对这些问题的历史发展进程追本溯源是不可能的了。在我们没有进一步偏离轨道之前，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当今的思想和趋势的思考上来。
我们的时代受到三种趋势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三种整体趋势是：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趋势，19世纪支持社会的行为趋势，以及19世纪末个人主义的复兴。个体的解放十之八九是现代生活中整体的最显著的特征。个体寻求解放，并且赢得了胜利，这不仅仅是和上帝以及整体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还在社会这个整体中赢得了独立的位置。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个体解放逐步蔓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灵活。就像新的科学能够瓦解传统的量（如时间、空间、质量等等），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元素，所以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取决于日益独立和分离的个体。从内心最深处的疑问，到外部社会的风俗与交际a，a 例如，耶林在《权利的目的》中认为，与过去相比，当今用餐习惯的转变是独立性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意味着“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进步”。以前，人们用餐都是用一个盘子、一个杯子等，而现在是一人一套餐具。
这种独立越来越多地克服了一切阻碍。这种独立绝不是要脱离所有的相互关系，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要将这些关系强加给个体，而是要从他们的个人意志和自由意愿出发。更不是说要放弃所有的内在关系，相反，最高水平的精神思想，像伟人康德和路德，人类独立性的发展只是生命进程中的一面，而另一面虽然自由，却是对无形力量的绝对服从。有一些人认为这些伟人只不过是个体自由的倡导者，对他们要么赞扬，要么批评，而这恰恰证明了这些人对独立性本质的愚昧无知。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独立性已经没有那么疑虑和困惑了。在德国，继狂飙突进运动之后，主张个性解放的运动有了显著的文学艺术特征：那个时代的个人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提升至平均水平之上，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天才”，要比“庸俗市侩”优越高级得多。这种自觉提高艺术修养是一种频繁出现的现象：开始是浪漫主义，认为个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施莱尔马赫），并通过夸大这类思想来宣告“无限自由的主体性”的无限权利；同时，艺术与科学往往明显优先于政治a。后来，类似的思维模式在年轻的德国以及现在的个人主义中风靡。德国古典文学时期对个体极为重视，大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与赫尔巴特将这种思维模式带入教育领域b。但是，如果是这样的a 弗·施莱格尔说过类似于这样的话：“不要在政治世界散播你的信与爱，而要在神圣的科学与艺术世界，将你内心深处最珍贵的瑰宝倾洒进炽热与圣洁的永恒的溪流中。”
b 裴斯泰洛齐尤其积极提倡个人主义，他嘲讽“集体行为”“集体道德”，以及“集体信念”，声称：“我们的集体只能开化我们，不能教化我们。”这一点，卢梭对他的巨大影响功不可没：他最先从整体上描述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差别。
话，个体就不会渴求独立以维持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抵制，也不会把自己包裹在骄傲优越的思想意识中；他会兴高采烈地回归社会，扩大他的生活圈子，最终与整个外界和谐相处，成为一个拥抱世界、虚怀若谷的人。这种情况在歌德的精神世界和毕生事业中尤为常见。
对个体优越性的最初抵制来自唯心主义本身，因为拥抱世界的过程由其自身驱动前进，将人存在的重心从个体转移到整个人类。然后，现实主义来到了这个有形的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些使命就需要联合孤立的力量，迫使人们卸下以前分离的状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紧密的联盟，强迫他有秩序、有制度的工作。政治自由的渴望随之而来，对基于政权的社会秩序的渴望成为公民的渴望，建立一个国家容纳个体，团结起来一起为伟大的使命而奋斗的渴望也接踵而至：意想不到的科技发展推进了这场运动，相关科技的影响仍在继续，并且更加紧密地团结工人；现代工业的发展也成为这场运动的助推器，帮助它完成盈千累万的使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成果，积累如山似海的民众。
现代生活步伐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生活不同方面的互相交流，这些都为消除个体特征、向那些努力整合个体特征使之成为普遍势力、传递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报刊、铁路、邮电的时代，社会舆论迅速成形，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即使在成长期，社会舆论也包围着个体，导致个体与外界的交流成了个体自己的事情。
最终的理论也增强了个体的依赖性：更现代的社会学——“sociology”（孔德、凯特勒及其他人）竭尽全力通过人的社会环
境证明人类彻底的局限性a；就这一点而言，人类的愿望和理想似乎都受到社会传递给他的信息所控制。即使是个体反对社会的暴力斗争根深蒂固，但是出于整体的需要，最终也会因此受到整体的控制。同时，社会均等的概念、正常人的概念浮出水面。据显示，如果可以测量，那么由这种准则所引起的个体的变化，比开始假设的变化程度更小b。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个体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他们的不同之处c，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分析——那些伟大诗人的拿手好戏，也让位于民众研究。在统计学中，这种研究形式也将自身锻造成了一种利器。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再是表面的改变，而是一种生活内在的改变。因为，从这一点来看，生命a “社会环境”这个词作为专业术语，很可能是拉马克在《动物学哲学》中初次引用；孔德把它的用法从动物学引申到社会学，而泰纳钟情于社会学的用法，并使这个词在德国流行开来。
b 这一点，凯特勒的人体测量学特别值得注意。
c 平等的观念，与人类价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虽然在几个世纪以前才得到全盛发展，但是却源远流长。在古典时期，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后来在古文明时期，他们得到有利发展，但是却没有留下人与人之间真实差异的印记。平等的观念来源于基督教。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让所有人类的差异消失不见；无限的概念让所有有限的差异看起来都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一开始，人们很少注意到那些宗教关系以及人类存在的影响。随着基督教的进一步发展，与等级制度相比，普遍祭司的观念更加深入。它从孤立的次要趋势中流传下来，受到中世纪费力劳心的保护，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尤其是加尔文派改革家乐此不疲地从中抽取社区生活形成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发生了向政治领域的转移。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草拟了第一部允许公民投票的宪法。宣扬理性主义、人生而平等的启蒙运动，也推动了平等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卢梭将平等的观念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权的观念也许源于美国。费希特提出了“具有人类表象的一切平等”的准则。18世纪将它与自由和平等联系起来，最初是在社会生活的环境范围。
中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群体所取得的成绩，而不再是我们个人在生活中的所做、所想。所有的力量都在积极的展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显著。此外，这种趋势引发了精神生活的具体建设。改善社会条件变成了人生的主要目标。利他主义、为美好社会奋斗成了美德；与一个和谐的社会比起来，艺术已不再高高在上；教育旨在提高整体的文化水平，不再以个体发展为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将个体团结起来成了一项更为特殊的使命，这项使命是要发展巨大的综合体，开发固定的方法，从而有能力解决整体存在的不合理因素的矛盾，促进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的改善。
眼下，人们很难意识到，有肯定就有否定，有收获就有损失。
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密切合作，以一种或多或少隐蔽的方式，抵制着个体的发展。然而，有巨大力量加入的反个人主义势力却毫不掩饰，并在19世纪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这种加入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并发症，在这种并发症面前，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毫无希望。这仅仅只是普遍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日益增加的并发症，以及文明技术的发展，需要更密切地联合各种孤立势力，需要更多的整体组织，因此，需要一个指挥中心。这造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影响，例如，教育的较大集中化。此外，这种运动在我们文明的生活中已不缺乏思想世界的鼓舞力量。国家地位成为主要载体的文明相当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内在的绝对理性的现代信念。泛神论的要义绝非偶然，斯宾诺莎以及黑格尔是国家这个概念的伟大先驱。斯宾诺莎希望人们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宣誓，而不是因为上帝。黑格尔将国家誉为：“虽处尘世，神圣尤在。”因此，国家的有形力量与社会的
无形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个体的独立。那些逃离的人，或者相信他们自己逃离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其他人的牺牲者。
但是，完全的胜利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夸张现象，因此有了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末，国家和社会对人类的包围引起了宣扬个体的新运动。这场运动所展示的方式经常偏离了教化意义，例如，伪天才的自我神化、自以为是的优越性这种主观情绪的夸大。然而，不是仅仅靠嘲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因素的背后，存在着个体的防御运动以及对其具有威胁的局限性和压抑性的反抗。这种反作用让人们完全意识到了社会运动中存在的局限性与否定性。个体特征的消除，独立性的岌岌可危，以及对原汁原味的生活和创造的阻碍，似乎都与社会文明密不可分。
正如历史压迫现实，反过来，被压迫的现实也难见历史的伟大；同样的，社会如果要削弱个体，似乎就一定会经历一场不可避免的退步。难道我们还没有清晰地察觉到，在所有威风凛凛的科技成果中，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胜利成果越来越少吗？难道我们还没有察觉到，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越来越低吗？工作，现代生活构成的核心，曾经强化了我们的灵魂。而现在，我们意识到，现代工作的巨大发展弱化了，甚至粉碎了人们的灵魂。这必然会刺激灵魂进行防御，去抵抗社会的文明，否定社会成果的价值。同时，个体也竭尽全力去解除他与社会的关系。个体的目标便成了要获得完全自由，要尽情地“活出自己”，要使自己的特点鹤立鸡群，要将自己从人群中划出界限。虽然上述目标看起来有些夸张，有些扭曲，但是它表现出了一股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力。虽然这不太可能成功，但是它却有力地批判了现实，深深地动摇了对
充足的社会文明的信仰。可是，尽管如此，为了提高社会条件，工作仍在继续。然而，它对个体施加的压力以及我们要完成压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被拐入了相反的方向：社会文明统治着我们的工作，而个人文明谴责着我们的灵魂。难道我们对这种矛盾真的无能为力吗？或者我们可以抵抗，为生命的一致而努力奋斗呢？
（2）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
A。纯粹的社会文明之不足
认识到社会文明的重要性是一回事，把社会看成包含所有人类的整体又是另外一回事。如今，大量因素共同为这种认同而努力。很明显，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只能在群体中发展自己独特的特点。后来，人的整体情况基本上就取决于他的社会生活的本质。
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个人的生活与灵魂的渗透要比过去所设想的深得多，这也是很明显的。我们这个年代最先充分认识到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然而，我们需要立即对这种最新的认识加以最富有成效的说明。鉴于我们对社会强烈的依赖，我们的幸福感与社会的成就密切相关，提高社会水平并充分发挥它的潜能就变得尤其重要。密切的社会关系使人类能够在反抗其不合理性上取得持续的进步，并有利于创造一种生存幸福感。一个更严密的社会组织使每个个体都有提高，社会行为也越来越有效，因为它针对的是总体关系，而不是只针对个人或偶然事件。人类在直接社会生活上更加密切的联合，开启了丰富的精神情感，培养了对别人的怜悯之心，孕育了团结一致的觉悟。此外，一起共事，互相支持、互
相体谅的需要，增强了人们的纪律性，使人们更加成熟，更加热爱生活（脱离群体的时候容易减弱）。考虑到这些成就，那些夸大的愿望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愿望远远超出了实际，而那些已经实现的愿望坚定地相信它什么事都可以做到，社会生活认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满足所有人的一切愿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给予每个个体独特的特征。道德的意义存在于达成社会环境的利益，存在于利他主义；为了社会的目的培养个体成了教育的目标；艺术的主要目标成了提高社会条件，并将其服务范围最大化；科学研究不遗余力地研究人类，但并不是将人类看做孤立的个体，而是从社会这个整体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心理”；而实用主义甚至努力提高人类的利益、真理的标准。以上种种所述，我们的生活行为与活着的、有感觉的人类直接关联，因此，它以一种更新鲜、更直接以及（甚至看起来）更真实的形式使人类精神上的接触更密切。所有宗教的磨难、形而上学的磨难都被隐藏起来。现在的人对于这件事越不安，那么他就越想要一种解脱。
然而，虽然这种趋势呈现出硕果累累的前景，并委以我们重任，但是，只要消极的一面伴随着积极的一面仍未引起注意，那么它就可以被人充分、欣喜地接受——而且这消极的一面非常重要。生命不是一个简单地与环境的关系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相互关系的发展（虽然有这种趋势）问题，而且这种相互关系脱离了被严重削弱的孤立因素的独立性。我们不能忘记，个体是原有精神生活的唯一来源，共同的社会生活能做的只有联合和利用。如果人类的生命依赖于坚实的基础，并且只需要静静地跟随
自然的指引，那么这种原有生活的力量和自由的维系并不那么重要，其局限性也会比较容易忍受。现实生活中，生命不仅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位于（事实上也是如此）自然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生命必须系统地、正确地引导自己，将自己从半精神世界提升至真正的精神世界。因此，生命向我们发出号召，去完成伟大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些使命，就必须要付出辛勤的努力，运用我们全部的精神力量。这必然会使我们回归原始的力量，而这些原始的力量就是个体。
另外，社会模式的生活，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外部的环境。它可以提升外部条件，减缓矛盾，虽然这样会使生活更轻松、更愉快，但是在深处，其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将精神生活视为一种争取人类利益的手段。每一种精神表现形式都会不可避免地恶化，除非人们能完全将它视为一种目标。不管功利主义采取何种表现形式，它都是所有真正精神文明的永不妥协的敌人。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精神生活永远不会成为人类内心的必需品，也永远不会成为自我保护的必需品。因此，它不会真正地控制人类的灵魂，从而迫使人们进行创新。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发展，这条路永远不会提升人类内在的灵魂。朝此方向发展下去，就不会有创新，不会有与整体的直接关系，不会有精神的独立。这样的生活不会创造出任何新的事物，也不会为人类的提高指明什么目标。它只会束缚人类跌落至他的自然状态，使他沦为自己的奴隶。它允许人们表现得优雅，也允许人们对自己装饰点缀，但是它无法说明高与低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也就不能激励人们更上一层楼，也不能正确地解除
对自然与精神的困惑，或者对渺小的人类与普遍有效性的疑虑，从而与普通人进行区分。虽然这种生活方式的行为非常活跃，也非常勤奋，但是它缺乏真正的活力与决心，缺乏坚定地说“是”
或“否”的勇气，没有真正的内涵。诸如纯粹的人类文明放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仔细思考，而且只考虑它，不要考虑它带来的各种各样孤立的利益和行为，或许它还是能够持久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探究此事以及整体的最终意义，这种生活方式的空虚、浅陋以及不足便昭然若揭。
这种生活方式下的人们，如果他们相信能够逃脱这样的精神空虚，那么通常他们也会相信集体的力量在本质上会大于孤立的力量。比如说，集体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个体的利益；与混乱的个人观点比起来，公众舆论似乎更接近真理。现实中，这种精神提升的表现是由于新鲜事物的加入，这些新鲜事物来自一种不同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生命的新阶段都不可能因为混合或并列而形成。这种错误的争论在当今屡见不鲜——人们还没有察觉到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如果除了天生的自我保护的目标之外，再无其他目标，如果没有形成基本的精神存在，那么即使在社会结构中联合孤立力量也不会产生任何新事物。就算这种联合扩大到最大化，对生命的自然阶段仅仅是有用的、适合的事物也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同样的，对于某些一般观点，不管它们多么稳固，多么自信，对我们接触真正的真理却毫无帮助，而这些真理是人们所怀有的抱负的标准。如果从集体推断的话，人们总是会预先设定事物的美好与真实。
这种信念迫使我们强烈怀疑集体中的理性集合这个众所周知
的理论，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个理论的首要哲学代表。a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作为一个主体，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艺术领域，都比组成它的孤立的个体更适合做出判断，因为一个人能较好地掌握一个方向的判断力，另一个人掌握另一个方向，集体就能掌握一定的方向。同时，他也认为，集体作为一个整体，比孤立的个体更容易控制愤怒以及其他的情感。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考虑到，一个公民国家，国土有限，精神上受到共同惯例与固定风俗的约束，人口的数量无法想象，也许多得无法控制。
因此，在他的民主观念与卢梭对群众的信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支持亚里士多德，我们首先可能会提出过去的经历（亚里士多德也知道）：卓越的文学成就通常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专家。不是因为专家在精神上有什么缺陷，而是因为他们太容易钻进固定的思想圈。在这种情况下，较大的主体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成就所持有的公正的态度比那些专业技术知识更有价值。
更进一步讲，伴随着理性集合这个理论，人们相信，时机和个体的偶然性（尤其是党派立场的狭隘性）呼吁人类成为一个整体，相信美好的事物会取得某种形式的胜利，甚至在人类的领域内。
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那么那些少数人肯定会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因此，这种信念尤其在政治领域深入渗透。此外，大量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成就在初期无论遇到怎样的迫害，最终都会胜利凯旋；建筑工人所摒弃的石子最终都会成为基石。
如果不是更大的整体、范围更广的圈子，较少地禁锢了他们的思a 见《政治学》。
想，使他们不断接触新思潮，那么还有什么能引发这一切呢？但是不能说真正伟大的成就的渗透能力仅仅是由于人类观点的集合，而是因为一种强大的精神需要。这种强大的精神需要使这些高级事物与那些低级事物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最终使人们无法抗拒。
因此，这并不是要相信大众，而是相信一种精神需要统治着人类，以证明理性胜利的希望，甚至是人类范围内的希望是正当存在的。
独自接触这种精神需要，并且作为它的代表，大众观点确实要准确无误，而且要得到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否则，它很有可能连孤立的个体的观点还不如，甚至会走向无理性，而不是理性。在有的年代，平均水平提升了个体；而有的年代，平均水平却拖累了个体。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大众问题。
既然社会类型的文明将自己置身于直接存在的范围，那么，不可避免的，群体就成了生活的主要载体。不管是好还是坏，社会类型的文明都要支持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大多数人要处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主要问题。而人们很容易变得仓促、激动，在肯定与否定的问题上过度相似，依赖外在的、显而易见的印象，寻求最大程度的刺激，在对立之间摇摆不定，对冷静的理性或正义不情不愿。同时，个体将被推到幕后，越推越远，甚至即使他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人们也只会把他当做社会的一种工具，不会认为他本身具有任何特殊的价值。也许很多人都会承认，即使是最伟大的成就也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与关系，世间万物都在特殊的精神氛围中形成，所以必然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奥古斯丁不会和康德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康德也不会和奥古斯丁处在同一个时代；像歌德那样的生活与著作不会出现在十字军东征时期——
而要承认这种局限性，并不是说要我们承认整个社会是一种生产力，拥有自己特殊性质的个体完全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工具。真正伟大的成就虽然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对比而言，通常与它所处时代的一般水平相关。它的伟大通常是因为它了解如何在整个时代面前成功地维护其存在的必要性，知道胜利不在于直接存在，而在于精神事业。首先，真正伟大的成就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因此无可置疑。这种独立性使它能够挑选一些在特定年代引发一些行为的精神元素（事实上，从外在的表现来看，低级事物与外来事物交织在一起，几乎分不开），并使它更清晰，更强大，使之上升为一种流动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精神要经历个性化，迫使人类的命运呈现一种特殊形式。在宗教中，我们对此非常明白。因为，毫无疑问，像奥古斯丁和路德这样的人不仅仅拾起了环境所赋予他们的东西，而且他们解决了人类历史地位所给予他们那个年代的一种完全独特的、典型的方式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此，他们自身的精神特征便在整个时代烙下了印记。每一时期的强大的精神运动都有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也会变成现实，这首先要取决于那个时期的领导人物。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避免历史的发展如出一辙。
伟大的事物能够吸引一切事物以任何方式与之联盟，帮助那些积极向上的事物，团结分散的力量并引领一整场运动。伟大事物的本身并不仅仅是集合的产物，相反，没有伟大的事物，集合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对于集合来说，也就是分散元素的联合，虽然看起来很像社会文明的范例，但实际上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一个年代可能会包含很多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元素。一种集合可
以有很多方向，也可能会高于各个孤立的水平。真正有价值的力量会不断向上达到孤立点，常常联合不起来，因此几乎不再属于整体。如果这些向上的力量没有联合起来，那么这个年代可能会严重瘫痪。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通过塑造一种精神特征并且通过有力的推进，为一种特殊向上的集合扫清障碍，并且实现这个集合，成了这个时期伟人们的特殊使命。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主人，不是仆人。我们提及歌德那个年代，难道是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模仿歌德风格的人文主义思潮和艺术思潮风靡一时吗？还是因为他那气贯长虹的个性产生了一些其他形式与指定目标，以作为集合点来吸引和提升那些并不十分明显的事物？
另外，社会文明将不同层次的水平隐于背后，向往最大程度的平等。它的目标当然是追求最好，也就是说，要提高整体水平，要尽可能多地带领各个领域达到最高水平，而这种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能降低。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事物本身的实际性质也会强过人类的目的。不易察觉的是，那些被提升的事物的位置变成了一种衡量精神运动的手段，整体水平也不可避免地下降。如果自身没有经历过损伤，那么事物不会直接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叔本华将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别人思考，一类是为自己思考。
如果他是对的，正如我们相信他是对的，那么一场主要针对沟通和改变的运动，毫无疑问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创新来平衡这场运动，那么这场运动肯定也很肤浅。
与之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倾向：不仅要承担起保护弱者的责任，不可否认，这很正确、很高尚，而且要我们尽可能地远离他
们的位置，使整个生命符合他们的利益。“强硬”时期和“软弱”
时期轮流上岗，现在，“软弱”无疑已是支配地位，而且倾向于带给人们这样一种观念：软弱是好事，而强硬是坏事，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强硬有义务给软弱让路。因此，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些普遍的现象：人们袒护孩子违逆父母，袒护学生顶撞老师，袒护小道挑战权威，好像一切秩序、一切纪律都只证明了人们的自私与无情。康德有言：“如果正义败亡，那么人类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了。”而现在，这种言论很难得到认同。关于这种倾向，我们也应该提一下女权主义，现在，我们正在面临它的威胁：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取女性应有权利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从女性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塑造教育与整个文明的运动。因此，男女混合教育虽然有很大问题，但是却备受推荐，首先是因为它能使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多的、相同的权利。这种对平等的崇拜，必然会使文明缺乏活力、暗淡无光，像逃避罪恶与错误那样，逃避一切强大的、有个性的事物。更糟糕的是，它还会使文明失去对完整的人的崇拜，正如歌德所说的：“没有人将他带到这个世界，然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极其重要的。”a此类运动一味扩张，流于肤浅，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传统的生活结构使他们保a 尼采对人类精神的影响，首先是对平等这个理念暗淡的、软弱的特征的强烈抵制：“生命，生命本身就是要努力攀登高峰，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上。它渴望广阔的视野，向外看，向前看，朝着那些神圣的、迷人的美丽事物。因此，他需要攀登。正是因为它需要攀登，所以它需要台阶，也需要抛弃这些台阶以及那些攀登者！生命会不断向上——克服自己，不断向上。”（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持了平衡，就像一个人靠继承的财产也会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但是，即便是最富有的宝库，也会有资源枯竭的一天。原来的生产问题不可能永远放在一边，只要它一浮出水面，社会文明的局限性就不会再被人们忽视。如果社会文明没有从内在提升人类，那么它就无法将精神生活依附于人类身上。如果社会文明没有使社会变得更强大，那么它也无法将最高级的事物托付给这个社会。
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它就不会有提高。相反，随着精神生活的衰退与停滞，它会摧毁真正伟大事物的成长条件，因此，它无法阻止人类和大众文明势不可当的势头，无法消灭真正的精神文明。这种经历如今以最残酷的方式压迫着我们，这再清楚不过了，不是吗？随着伟大的历史学家将过去的种种在我们面前慢慢展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时代，可以看到外在文明的光辉在我们的眼前掠过。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希望通过建立紧密的联系，增强力量，以寻求进步，追求丰富的生活；应该看到社会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创造一切精神生活，竭尽全力，无休无止地使精神的宝塔与天同高。虽然外在胜利成果丰硕，但是人类正经受着内在的精神斗争，甚至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再也无法了解自己。
他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敌对与冲突，看到矛盾愈演愈烈，看到政党瓦解，看到共同想法与共同目标消失不见。我们把外在的问题放在一边，力求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保护群体的团结，希望从群体中收获最丰硕的果实，但是结果却是一团混乱的声音。如果我们不能成功解决这些混乱，不能重新将人类置身于伟大的关系中，或者不能给人类更稳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可能成为社会瓦解的牺牲品。
现在，我们已经从整体上了解了社会文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花点时间讨论一下眼下国家在精神生活中的位置。现在我们都意识到了国家力量日臻强大，尤其是社会的混乱朝着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危险应运而生。这种危险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对它我们应该称为“政治主义”——整个精神生活受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是印上了官方印章。国家的主流思想是增强国家力量，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而现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力量本身绝不是邪恶的，而是道德的冷漠使它变得邪恶。
它没有比它自身更高的目标。它努力将所有的精神表现形式视为达成它的目标的手段，而这些表现形式继承了它的属性，对于生命的其他方面，它一概不认。然而，当这些方面受到评估判断时，首先是依据他们为生命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失去了自我价值，同时，他们最初的创造行为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创伤。此外，当国家的思想控制着整个生命的时候，个体的特殊性质肯定会急剧减少，个体的自由行动肯定会受到很大限制。当一个人将他的思想与精力最先集中在进入政府部门、加官晋爵的时候，当他的价值是根据官位与政绩来判断的时候，那么他生命的重心就太肤浅了，他的独立性与独创性肯定会大大受挫。至于政治制度是趋于民主还是趋于专政，在这一点上已经无关紧要了。政治上的成就可能与精神的缺乏携手并进，而罗马历史能够最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因为，虽然罗马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拥有自己的智慧与纪律，但是罗马人民从来没有创造出一条伟大的哲学思想或者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一次也没有，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德国人也不能对我们自身发展所产生的
问题掉以轻心。特别是在普鲁士王国，我们面临着国家的独裁统治这样的政治主义。当然，如果国家想要完成人类历史的伟大使命，那么有一段时间国家思想的每一个使命都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权力的概念就与责任观紧密相连，因此精神上变得高尚。正是这种权利观与责任观的联合，创造出了壮丽辉煌的成就，产生了现在的德国。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精神成果欠佳的危险，不能忽视对个体扼杀的危险，不能忽视统一而机械的生活模式的危险。精神创造与真正的个人生活行为绝对需要将自身视为目标，而政治主义，不论它的表现形式有多么高尚，都带有功利主义的偏见，必然会把个人生活与精神创造仅仅作为工具与手段。
B。纯粹的个体文明之不足
由现代的个体发起的反对社会文明的斗争，首先并不是因为对生命中的精神内容感到焦虑，而是因为希望避免这种文明的进步对个体的威胁而产生的伤害。同时，更深的问题隐于背后，使敌对愈演愈烈。
社会类型的文明仅仅将个体视为它庞大机器上的轮齿，它只根据个体的成绩判断他的价值，有必要施加众多的限制在个体身上，以达成它的目的。此外，各种元素的集聚，群众的积累，粗糙机械的方法，社会类型的文明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压制甚至消除个体的特征。它消除了对个体人格发展至关重要的沉着冷静因子，它产生了各种普通形态，使他们成为好与坏、真理与虚假的标准。
比较强大的个体最终与这种压制进行反抗，保护着人类不被社会环境所吞没，相反，使人类在自己的世界中最具价值，生命的一致与本质，都与这种社会环境无关。在这一点上，他可以以整个
人类历史为证，因为所有主要的社会文明与人类文化体系都朝着肤浅的、机械的生活方向发展，使个体憎恨这种社会文明，这不单单是个体的一意孤行。这种动力使他迫切渴望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在宗教领域，社会发展如教会一般，难免会将外在成就置身于内在感受、个人生活和精神独立之前。因此，打击教会对于宗教本身的真正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a。伴随着个体独立性的防卫斗争，出现了一场激烈的反对机械一般、千篇一律的文明建设的运动，社会正是用这种文明建设威胁着个体。难道不是因为平均水平而产生的这种低级的文明建设吗？还是他们不愿意在微不足道的平庸之上构筑一种生活的定位？难道精神力量与高尚的情感并不罕见吗？还是他们并不需要完全自由的发展（如果他们要影响整体），清晰的定义以及在一小帮人中站稳脚跟？
因此，没有明确的划分，人类文化与文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高级的文明建设势在必行，以吸引其他人。炮火必须要走在军队之前，穿过茫茫的荒野。虽然有异议、有警惕、有反抗，但是在密闭的生活与开放的生活之间还是持续不断地存在着对立。
即使是最彻底的政治体制，甚至触及风俗与礼节的外在环境，也无法阻止尖锐的社会差别的形成。人类如斯，雄心勃勃地想要效仿站的比他们高的人，这已经成为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如果他没有与自身人格紧密相连以塑成个体a 德国天主教政党领袖逝世之际，一位高级教士强调，死者已将他的灵魂交给了教会，这一点值得嘉奖。直到今天，这种灵魂的背弃仍会得到表扬，这难道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吗？
的形态，即使为之奋斗也还是没有达到他自己真正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精神活动都会有一些呆板，有一些肤浅？建设性的发展意味着分离，分化与个性化，因此，分离是人类取得进步的一种普遍的、必要的手段。考虑到这些，个体运动从防御变成了攻击，肆无忌惮地指控社会文明的局限性。作为一种会思考的物种，人类能够与现实建立直接的联系。在生物的链条上，他不仅仅是一个链环，他能面对极端并全力以赴，他意识到了纯粹的主观性的狭隘，他渴望超越这种狭隘，到达真理的彼岸。当然，这种渴望会遇到数之不尽的困难与障碍，但是，就算是只有这种渴望，它还是彰显了人类在社会环境中的优越性。通过社会本身，与个体交流精神生活，从而试图束缚个体，使之成为精神的工具，就像集成的力量所达到的效果一般，这难道不荒谬吗？难道说，一个拥有无限价值的个体，由于他与精神世界有着一些基本的联系，就要仅凭他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来评判他的价值吗？难道他就要依赖人类的喜好存活，从而失去了所有的自主感受吗？难道在人类享受真理，甚至是精神的成果之前，就一定要先有社会的保障吗？如果精神成果不产生在市场中，那么至少应该在生命中出现吗？难道这些成果应该因此堕落为市场化的商品吗？
根据上述探讨，个体（即精神指导下的个体）是精神文化的代表，而不是人类文化的代表；是无限内在的代表，而不是局限外在的代表。他是一股与肤浅作斗争的力量，将人类带离老套的惯例，必要时瞄准目标，重新将人类的愿望回归真正的大本营。如果对个体的这种评估是从精神动机出发，那么它必然会脱离社会的平均水平，也会毫不犹豫地、骄傲地拒绝任何优越性的党同伐异，而这种
党同伐异却是平均水平的特点。平凡的人总是对不凡的人有着一种普遍的嫉妒与仇恨，因为不凡的人折射出了平凡人的穷困。当不凡的人以一种谦卑的、礼貌的姿态为它的存在道歉，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出优越的意识时，平凡的人还是无法容忍，然后，只剩下平凡。
因此，谦虚是一种被誉为“非利士”的美德。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不断尝试将一个概念应用到不同类型与不同价值观的事物中，使用毫无意义的赞美或责备的标签。这种冷淡无趣的思想无法做到用力地去爱或者去恨，它可以使光亮与阴影混成一团灰蒙蒙的薄雾。面对这种事，个体完全有权利去争取强烈的情感，敏锐的判断，不同的意见——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他神圣的职责。
而事实上，个体完全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胜者，只要他背后有一个精神世界并能利用它的力量。现在，这已经远远不是现代个人主义最常见的立场，相反，它不允许个体在直接存在之外还有根基，希望个体能够按照这种立场来塑造他的生命。它尤为被关注的是放下所有无形的联系，不再仅仅依靠人类，还要依靠精神世界。因此，除了主观的、直接的精神状态之外，它什么也没有留下。这促成了一切生命的本质，个人主义也在向主观主义靠拢。很明显，这引发了一种特殊的现实：这种主观的状态允许被固定、被增强，它有一种特点可以无限地发展其自身，当这种立场经历持续的转变时，生命可能会重新来过。因此，我们有了很大的灵活性、新鲜感以及流动性。除了自身之外，生命好像别无依靠，有了这种自由，生命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出色、更雅致、更亲密。真理的概念也失去了它惯有的难度与严苛。从此以后，个体的灵魂会体验真理，而且就在当下。因而，单个真理就让步
于不可胜数的真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这种看法会收获一种特别的快乐以及与社会形成对比的自觉意识，社会的制度体系经常与个体的生命意识发生冲突。另外，这种主观的看法代表着对生命的自由与流动性持续不断的保护，代表着最大可能的增强与推进个体及其特点的发展。
然而，如果没有以某种方式将自身皈依到精神层面，那么它就不能超越无形激励与无限运动的环境，而这种皈依往往发生在艺术与文学运动领域。艺术的多个分支，现在已经变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和确定其他方面焦躁不安、起伏膨胀的生活；通过赋予艺术以具体的形态来强化艺术；完全依靠自身发展、在外在关系中取得独立。因此，生命本身的浓度与生命力的增强成为艺术的主要使命。艺术成了个体高贵文化的灵魂，甚至自我感觉比实用社会文化要优越得多。艺术可以扮演这个角色，首先是因为它处于所有纯粹的实用文化之上，使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他的个人能力。其次是因为在所有对人类生命的混淆与错误的理解中，艺术能够理解人类存在的简单的基本特点，能够抓住人类永远年轻的元素，并且能够避免这种年轻的元素在传统惯例中的僵化。
但是，生命的这种演变可以轻易转化为个体的意识，如此一来，生命就会处于下坡。那些亲自参与到生活新模式的人，还有那些仅表达了他们对这种新模式持拥护态度的人，幻想着他们自己比其他人、比社会文明都要优越。结果，人们开始注重差异，注重与众不同之事，乐于分离，并且觉得分离很伟大。同时，个体越来越多的要求根据自己的想法与乐趣发展自己的人格，不理
会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般标准，不理会道德风俗与律法，只管无拘无束地“活出自己”。个体文明也许不希望得到这种结果，但是在人类的环境条件下，这又无可避免。我们不需要指出这种主观的行为与情绪在现代的生活结构中举足轻重。它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新名字而已，但是这个事物本身却是非常古老的。
仿佛有规律的周期，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样一些现象：
直接的生命意识对它周围的人类文化不满意，个体的完全解放被当成救赎的途径，他指望通过他的直接感受，他自定的标准，他的艺术品位换来更好的生活。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把古代哲学家与现代主观主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做了详细阐述。在德国，在“天才的时代”之前，这种个体的解放一直闻所未闻。德国古典文学时期前期，“天才”、“实力派天才”、“真正的天才”都是那时候的流行词语，就像现在的“超人”（“美丽的灵魂”也与这场运动有关）a。然后，浪漫主义的新运动开始了，显然，这与现a 希尔德布兰德（在《格林德语词典》中）既典型又详尽地说明了“天才”
（genie）一词的起源于发展。但是，我们还想引用最近出版的歌德与拉瓦特的通信中的一些内容。这篇文章对于说明“天才”与“人才”之间的显著区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歌德在1780年7月24日写道：“你用‘人才’来形容维兰德的《奥伯龙》，似乎与‘天才’相冲突，怎么看（如果不完全是）都不是一个褒义词。可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真正的人才并不是语言的天才。”对此，拉瓦特做出了回应（1780年8月5日），并对人才与天才的区别给出了冗长的解释，我们只引用下面一段话：
“关于‘人才’与‘天才’这两个词，也许就像‘美丽’与‘高尚’，它们的内涵不同。对于我来说，人才是用设备完工，而其他人只要付出时间与勤奋也可以做到；或者说，人才讲究快乐和优雅，而其他人讲究准确与精确。而天才能做到的事，其他人都做不到。人才的工作成果令人羡慕，而天才的工作成果令人崇拜，它激发的是一种近乎尊崇的情感。”
在的主观主义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整体，我们很难给予正确的判断，因为很明显的，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过渡现象，这种现象越恰当合理，它就会越来越适应更广泛的关系，朝向那些超越自身的事物，就会越来越错误地、坚定地巩固和孤立自己。此外，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被所有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所阻碍，不能明确区分高级事物与低级事物，我们会受到精神需要与人类幻想的封锁。各种各样的元素掺杂在一起，几乎不可能避免沉迷于低级事物、同时又承认高级事物的危险，不可避免对高级事物怀有不公、同时又防备低级事物的危险。然而，我们无法有力避免想要获得尊重的责任。为什么人类文化体系一定要建立在单纯的个人之上，而个人的主观条件并不令人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
1.直接存在的个体本身就成问题——他既没有主见，又缺乏独立性；
2.个体的生命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空洞，结果越来越不可观。
事实上，经验主义的个体并不具有独立性，因为遗传、环境以及教育因素不仅在诸多方面影响个体，甚至完全决定着个体。
他们编织了一张如此精妙的网，任巧劲与蛮力也无法将其突破。
毫无疑问，这种束缚触及了内在的灵魂，个人主义将完全摆脱外部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认为这是自由的，因为直接印象没有依赖性。就算让个人主义者随心所欲与这个世界为敌来保护自己，将自己完全与这个世界分离，他还是会被这个世界遮蔽，还是会受到这个世界强烈的影响，受到这个世界的局限性的束缚。
他所设想的独立性通常是另外一种依赖性，一种间接的依赖性。
个人主义者的所说、所做往往与他周围环境的所说、所做背道而驰。因此，还是环境限制了他的人生，这种关联还是没有打破。
个人主义者自我感觉很优越，但是为了对自己的地位满意，他就对周围的环境熟视无睹，也就无法测量他能够达到的高度。在此，他还是脱离不了对环境的依赖。他对他的独立性感到骄傲，但同时，他必须不断地想象他周围的人都在观赏着、羡慕着他的伟大。
因此，这种生活不会得到安宁与快乐，不会有独立性，不会有创新之举——它并非建立在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从而，这种生活也不会与人类脱离关系，它必须靠对立为生，并从中吸取养分。所以，它从未超越对精神的依赖。
另外，在这种态度之下，伟大意识面临着被虚荣传染的危险。
生活与活着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灵魂的深度也是千差万别。一般水平的下降将一切同时抛出，受到了个人主义者毅然决然地回绝。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去遮掩或者降低个性的重要性！对真理以及精神产物的发展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种产物在特殊力量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具体的单个点上没有完全将它的本质展现出来，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克服障碍。但是生命中的优越性必须自始至终控制着整个生命，精神的力量必须指引人们，驱使人们不断前进，然后生活才能保持真实、保持健康。个体将他的目标定得很高，以便一有机会就彰显他的伟大与个性，当个体蓄意强调他与周围人的不同，甚至从中获取快乐，然而这自始至终都需要虔诚的奉献和无私的爱——每一件事背后的消极回避，每一次虚荣的自觉意识的证明，都削弱了精神的力量，疏远了成功所需的内在品质：“一个人必须拥有创造力，而不是为了创造力
奋斗。”那么生活就会变得虚伪，变得病态。
显然，在现代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很多使命都已落定，比起带有享乐主义自我满足的主观主义来说，这要优越得多。尤其是现代造型艺术的热忱与认真，还有它取得的显著成就，只能通过新的实际任务、新的创造力来理解，这开启了现实生活的新篇章，使之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更加密切。但是，使命越是重要，它受到内在联系与必要事物的影响就会越大，它的创造力就会越受制于真理，它就越会摆脱纯粹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远离精神世界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拥有精神世界的个体。但是，对于这样的个体来说，现在的风暴与奋斗只能意味着他在向真理的高级阶段过渡。同样的，对于生命内容的问题，纯粹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只能靠不断地补充才能免遭难以容忍的空虚。严格考虑，生命必须将个体的灵魂分解成若干个单独的环节，最终分解成单纯的情绪，彼此紧紧追逐、取代。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权利，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真理。因此，最初看上去的优势最终都有可能彻底失败。人类的生命绝不可能因为若干个单独的环节而彻底筋疲力尽。各个环节以及他们的经历不会被完全吞没，他们会回来，并呈现在我们的灵魂面前。所以，人类必须相互对比，彼此联系在一起，必须能权衡自己、判断自己，从而凌驾于各个环节之上。站在这个位置上，他也必须经历现在人们所认为的真理变成非真理的过程，所以他感受到了整个过程的瞬息万变、浮生若梦，也开始相信昨天或今天的真理已是明日黄花，相信若是自己的生命束缚于单个环节，那么它将与每一个真理擦肩而过。还有比不停转变观念与情绪，急切地谴
责刚刚满腔热情冠以的荣誉，一切精神活动都退化成了单纯的幻想与情绪更让人疲惫不堪、愁云惨淡的事吗？个人主义希望能够协助生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尽可能地使生命居功至伟。这是一种渴望，能让人立刻理解与欣赏的渴望。如果一个人站在整体的临界点上，如果他的生命始于一个高级的阶段，那么抓住这种高级阶段，并用它克服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活出一种像马可·奥勒留所说的“巍峨的人生”便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从最早期开始，不论精神生活的需求与人类清楚地意识到所处的平均位置之间有多大的鸿沟，高级物种的想法、人类精神成就的念头兴起了，而且必不可少。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希腊文明，从其巅峰，百转千回直到现在a。但是，如果现代个人主义放弃了所有的内在联系，因而很有可能使人类扩大到一种宇宙的存在，那么现代个人主义能否收获真正的成功？恐怕没有比在渴望引领人类通往卓尔不群的灵魂同时，又极力而残忍地反对一种独立的精神世界的这种矛盾更激烈的了。目前，宗教的位置是排在独立精神世界的第一位，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然而，作为一个a 如果从古至今追寻这个问题，那肯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亚里士多德仔细研究了伟大的人格，对于这种研究，他的研究就成了科学的出发点。此时，概念仍然模糊，人类领域内的“伟大”这个概念在不知不觉间已将自己转换成与人类大相径庭的“伟大”的概念。在古文明时期，“伟大”更多的是指一种比人类日常活动更加优越的平静与独立，而在现代，“伟大”代表的是一种杰出的成就以及大量的精神创造。在此，我们也察觉到对比鲜明的稳定与运动的理念。对于“伟大”言过其实的言论可能是出自路易十四时期，至少那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于这个概念如痴如醉。在最近关于“历史性的伟大”的调研中，最重要的一项也许是雅各·布克哈特在他的《世界史观》中的研究。
自由的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而不是周围环境的赋予，去形成我们自己对于最高级的事物的看法与信念。如果不撤销宗教第一的位置，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独立的精神世界，没有真正伟大的生命。因此，每当一个人明显比他周围的同伴优秀，那么他就离形而上学不远了。拿尼采来说，以他的思想是断然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但是，在他的精神态度中存在着一个与最初表象截然不同的世界，确切说是这个世界的艺术创造者、形而上学者的特殊思想构造，他彻底获得了人类思想的控制权。
对于整体的现代浪漫主义倾向也有可能说同样的话。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单纯的思想构造都不足以发展与贯彻伟大——一种与压抑和肤浅的环境影响相对抗的伟大，它只能产生一个不切实际的伟大的主张。没有什么能够从一无所有拔地而起，单纯的精神态度背后也是空空如也。这同样也适用于对力量的渴望。尤其是现今，面对困难重重的并发症以及生命的伟大任务，我们需要力量，需要比纯粹的社会类型的人类文明所能产生的更多的力量。但是，如果仅仅通过主观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说服力，将自己置身于其他人之上，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力量。现代生活的实际经历足以阐明这一点。它很难像我们现在这样畅所欲言地谈论力量。然而，是不是我们变强了？是不是我们的文学与政治生活塑造了足够强大的、自我塑造的、清晰明确的人格？是不是它使我们变得伟大、提升了我们的创造性？
C。克服对立的内在必要性
当纯粹的社会类型的人类文化或者个人主义的人类文化都不等同于他们所面临的使命，当两者都未赋予生命实际内容的同
时，毫无疑问，想要两者之间的直接妥协，将生活分为社会生活与个体生活，是最可悲的愚笨才会想要去做的事。那么，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去超越这种对立。社会与个体是精神生活必要的表现方式与模式，个体创造精神生活，社会巩固精神生活。然而，社会与个体都是从周围的精神关系中获取力量与真理，而不是从他们自身获取。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当经历了剧变与瓦解之后（像古文明时期末期），巩固关系成为当务之急，生命将总体趋向社会类型的文明。奥古斯丁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社会类型的文明，在那时，社会类型的文明可以将最强大的个体强行拉回至社会。另外，当新一轮向上奋斗的力量感受到生命的传统秩序太狭隘、太死板，但是却只能从这种秩序中通过解放运动独辟蹊径时，围绕个体的运动将成为至高无上的事。一直到19世纪，这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后来，出现了反抗运动，目前，社会与个体都努力增强自己的力量，社会实用类型的文化与个体艺术类型的文化都力争成为人类的领导者。这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年代的内部分化，这种分化必须同时以一种势在必行的动力将自己提升至对立之上，将单纯的人类文化转变成能够包容对立的基本精神文化。只有通过生命内在的不断进步，才能看到这种分化，克服这种分化，实际问题的普遍真理在这个时候便成了特殊真理。也就是说，这并不是看法之间的矛盾，而是具体的生命发展之间的矛盾。
2.社会民主运动
说到这个年代的精神和理性倾向，我们不能忽略社会民主。
然而，社会民主这个话题已经被人们探讨、描写得不胜其烦，我们会受到这个话题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在哲学方面。
从哲学角度来说，社会民主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它由三种不同的运动构成，并用这三种运动来促进它的终结：民主运动、经济运动以及政治运动。问题是，首先，社会生活的重心转移到群众；其次，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国家被当成力量与智慧的唯一载体。其中心思想是引发一场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为群众谋利益的经济革命，并保持革命的新成果。此时，所有独立的运动重新联合。独立的运动已经唤醒了人们，并使他们在联合之前就已经热情四溢，联合的整体主要就是从中获取力量，他们的联合好像只是结束一种模糊的残余以及无法面对自身的后果。让我们回顾历史，重温这些运动。
民主并不只是针对国家，还有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体与生命共同利益之间的整体关系。只要清除了以前所特有的那些严峻的障碍，现代社会就会有助于民主的发展。在古文明时期，文明对某些特殊种族的限制（所以，最崇高的人也不觉得奴隶制有什么不对）不利于人人平等。基督教中肯定有一种支持民主的元素——所有个体与上帝之间直接的、平等的关系。但是这种元素被深深地隐藏在了背后，部分原因是因为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可以追溯到最早时期，还有部分原因是对生命超自然的敬畏。
这种元素在宗教改革的某些分支中得到了有力的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引导人类越来越专一地关注外部世界，同时，启蒙运动主要侧重于将人类生命中所有个体差异之外的事物放在第一位——抽象的理性，纯粹的思想。启蒙
运动越是能达到一种全意识，越是能深入到个体的信念中，它就越不可抵抗。于是，人类越来越能包容所有的社会差异，使它们苍白无力，于是，认同带有人类特征的众生平等已势不可当。
但是，现代社会绝不可能摆脱偏爱高贵生活体系的反作用。
我们从历史中继承了大量的政治立场的差异，财富的差异，以及教育的差异。在肉体与精神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高贵因素比任何传统因素都要自然，而且都能保持其自然性。现代文明精心的技术分工，以及其日益增多的分支，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高贵：这种趋势越明显，分工与分级就越多，社会就越需要分类与统治，越来越向一个新的高贵体系迈进。不过，实际生活中没有这种阻力阻碍民主运动在人类精神信念中的发展。如今，人们反对等级制度，觉得它虚伪，或者说至少已经变得虚伪，它已经是次要的了，人们已经对它置之不顾。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被当做命运的最后一幕，它会在人类的反作用下日渐式微。小的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倒退，但是主流还是会继续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
此外，独立与显著的经济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所有时代的人都会关心我之所有、你之所有的问题，我们只能错误地假设，古文明时期的人们只专注于理想的使命，因为哲学家们强调不要对物质财富抱有太高的欲望。但是在古文明时期，经济并不怎么受重视。首先这是因为在人格中需要一种固定的、狭隘的特质，才会达到完全满意的结果，如此一来，只需要使用一种有限的外部手段就可以。另一个原因是，这种道德与艺术的理想生活需要从个体转移到社会，不能犹豫。这种情况也需要一种固定的狭隘性。基督教所追求的一种超感官世界也更不利于经济产物的
升值。在基督教中，这个理论仍然一直受到古文明时期的影响。
另外，追求力量最大化与眼前世界的现代社会，从一开始便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物质财富被当做一种在运动中获取力量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既用来创造进步，又用来促进进步。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了经济运动，并提升了经济运动的地位。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呈现出一种国民经济的形式，以前的疑虑也逐渐消失了。这种价值的改变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显而易见，17世纪，我们见证了法国这个伟大的民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世界都是这样来迎接新的观点，最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使经济运动成为整个文明生活的核心与标准，并宣布所有运动的主要动力都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包括科学、艺术、教育以及宗教运动。其中并不缺乏对这种经济因素坚决反对的声音，但是，不断发展的复杂的科技文明越来越看重物质的重要性，而且经济运动得到了汹涌澎湃的现实主义进一步的支持，清楚地展现了精神生活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希望能完全从外部环境推断出内在的精神世界。由于近期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并发症（与亚当·斯密的乐观态度恰恰相反），所以如果想通过建立一种经济新秩序来解决这些经济并发症，以拯救全部生命，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种是政治，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19世纪，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投入到政治中的运动。想要将国家放在万物的第一位，并使之领导整个文明与人类文化的想法依旧日益强烈。社会民主主义对控制我们大多人的事物也不会有什么充分的、强烈的表现，只有一点微弱的、模糊的反应而已。在希望自己的国家无所不能的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尤为快速的发展，但
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却发展缓慢，这无论如何都绝非偶然。
民主、经济与政治的联合绝不是必要的，甚至还可以说它充满了矛盾。尤其是民主所坚持的个体自由与国家的权力制约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无论情况如何，这种联合的正当性已成为历史事实，并借用这种事实的力量将现代的人们紧紧抓住。
另外，不管它们存在多少矛盾，这些主流趋势仍然掌握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在他们的负面特征中尤其明显：一切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东西都被一一拒之门外——因此独立的精神世界没有容身之地，整体的精神世界想彻底地内在化，想完全地、纯粹地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文化与文明。因此这种联合成了一种单纯的人类文化。这个基本定论来自于对群众的信任、经济产物的升值以及成为理性载体的国家地位。所以，宗教信念能够统一成这种思想世界的假设是错误的，说不定这种思想世界还会被转换到宗教领域。世俗的、单纯的人性对这种运动举足轻重，它绝不仅仅是个体所献出的一个附属物。它不是一种理论，能这样或那样应用，而是一种完整生命的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思想世界，吸引着完整的人，索取他全部的灵魂。如今，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首先来源于它需要完整的人与人的行为，以它的一切形式达成统领一切的思想。
生命的具体发展形式只能由其自身来实现。所有的评判，不管如何新颖，如何明智，都会处于与生命的具体发展形式相同的关系中，正如阴影总是离不开产生阴影的实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评判也会被按行自抑，被限制在与这场运动相关的专门涉及哲理与人生观的情境之中。
首先，很明显，我们的整个信念与这场运动中理想的生活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们以尽可能以坚决的态度反对一切纯粹的人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将人类视为两个世界的聚集地，因为只有站得更高，我们的生活中才会出现有意义、有价值、正当的运动。可是，要站得更高，不仅需要世界表象的积极改变，更需要人类自身的改变；要站得更高，离不开强大的障碍、进步与革新。其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源于事物本质的精神文化，这种文化能赋予人类以伟大的精神世界。基于这种信念，我们抵制民主生活制度，因为它犯了虚假的感官理想化与虚假的单纯自然人的理想化的错误，并且有意将精神世界当做人类的附属品；我们抵制经济生活制度，因为它没有从内在否认精神生活的独立问题，因为它相信，只有拥有了舒适的条件，无忧无虑，人们的幸福才有保障。最后，我们抵制政治生活制度，因为它抑制了人格的独立，所以危及精神的创造力，更是因为它准备牺牲精神产物的自我价值，仅仅是为了功利主义。在所有的趋势中，我们看到了在外部环境进步的同时，内在精神却在沉没，看到了次要的事物喧宾夺主，看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渺小。
因此我们彻底反对，果断否定。但是在否定的同时，很多事仍然悬而未知：整体是如何获取那么大的力量？它既无法激发激情，付出的代价又大，可是怎么还能使高贵的思想对它忠贞不二呢？在它更加精密的形式背后，生命面临着威胁，其一般性肯定存在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抵制的——除非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困难的方法，或者至少找到了缓解困难的方法，否
则，我们永无宁日。
民主思想中还有比这更普遍的问题，即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蔓延问题，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产物更加平均分配的问题，以及独立的个体越来越多地参与精神生活的问题。尽管人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但是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在人类发展与面向大众的教育面前是多么渺小啊！
追求更高层、更内在的文化的社会部分又是多么狭隘啊！基督教在我们身边已经一千多年了，然而，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对人类来说已经算漫长了），真正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力量、稳定的精神财富、深入灵魂的信念却是少之又少！说到进步与精神生活，我们的精神信仰距离仅仅是一件披在一种只由本性主宰的存在之上的外衣还相差甚远；巨大的反差，紧张的局势，以及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很多可能性，对形成个体意识的作用甚微。然而现在，我们正在开始——本质上是向更好的方面转变——为更高级的生活确实存在于人类的某一个角落而感到不真实，但是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讲，仍会觉得很奇怪，很遥远；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它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虽然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人类能力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我们是否把所哀叹的情境当成一种定数也还是与之有很大的关系，或者争取更多的全员参与已经开始，因此罪恶感已尽可能地远离人类。鉴于刚正不阿的人不可能对这些考虑视若无睹，因此这些考虑也得以加强。我们的时代充满了衰老的迹象；高雅的享乐主义攻城略地；很多人选择表现出一副好逸恶劳、迟钝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们并未赋予自己的生命任何价值，却仍在那儿高傲地索取。这种信念越来越普及，现在几乎
不再仅仅是需要新人类胜于新思想，胜于新生的、纯洁的个人，胜于向上奋斗的斗志，胜于社会所渴望的心理与精神世界的问题，这很不寻常吗？那些认识到这种需要的人绝不会将自己献身于社会民主主义，也绝不会认为改革的方法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会理解渴求更好的生活的愿望。
声称在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威逼利诱地将我们领上了一条问题重重的道路。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并且灵魂的问题得以忽视，也许经济制度就会凌驾于我们之上。同时，如果令人痛苦的沉重没有强加在我们身上以维持生命，那么经济制度就不会被奉为我们一切苦难的救赎：如果生命之树已经准备为我们扩散，我们只需坐享其成，如果所有的忧愁与苦难都销声匿迹，那么我们肯定没有幸福可言。但是悲伤仍在弥漫，因为关爱生命的经济制度以势不可当的力量汲取着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生命因此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将精神世界退化的渺小，使一种暗淡的平庸抑制了一切标新立异、自由向上的运动。确实，苦难通常能够成就伟大，但是裴斯泰洛齐却说：“有一种苦难，能够成就人类的力量，是人类幸福和伟大精神的根基。
但是还有一种苦难，却是绝望的源泉。”现代社会已经竭尽全力来消除这种压力与精神的退化。也许我们不能断言，在个人的态度与情感方面，在整体环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优于自身吗？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政治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受这种问题威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还有整个生命的灵魂。“如果一切都要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那么生活——已经是困难重重的
生活——肯定会令人不胜其苦”，柏拉图在两千多年以前如是说。
那么，国家的概念为什么会在当今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恰恰也尤其注重自由事业的发展？当然是因为个体想要打破传统关系，但是又担心自己的处境太危险，所以寻求一种坚强的后盾；因为个体希望自己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整体的尊重与保护。
这已经超出了所有经济问题的范畴，触及了精神生活与整个生命。
当打破古文明时期的传统关系时，一种希望得到更多支持、更多价值的欲望为基督教赢得人心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现在，同一种欲望似乎又要以一种崭新的力量再一次打破传统关系。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这些，因为他们潜藏在生活的表面之下，静静地、秘密地行动，也正是这些行动养育了精神世界，随后，精神世界突然以不可抵挡的力量打破了传统关系，并将整个有形的生命带上了崭新的道路。如今，内部重组、分子转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正在进行中。由此，塑造人类环境的事物引发了一串谎言，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却极其晦涩朦胧。另外，我们不能低估思想世界的价值，它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着作用。由于我们否定一切将人类神化的、纯粹的人类文化的特点，所以惨痛的失误在所难免。但是人类文化是人类文化，它可以使一些领域互相支持，也可以使整个人类在各自的位置上积极活跃。如今另外一个唯一能够包罗万象的体制就是天主教，因为它传承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所以难免会日益反对当代的一些运动，甚至抵制现代人类的内在精神需求。在现代，启蒙运动拥有了一种生活统一体，同时提供了一个海纳百川的范例。但是，自从它结束之后，我们便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精神分化，并且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尤其是启蒙运
动经常使那些希望将生活建立在自由之上的人们对令人惊讶的悖论感到愧疚，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乐此不疲的赞扬人类的伟大、尊严与能力，而理论上，他们激烈地反对能够独立支持评估人类的人生观。他们幻想自己的自由坚不可摧，殊不知越是这样，他们的思想世界就越消极、越空虚。因此，在仅仅支持这种消极的、肤浅的人生观的同时，他们也在自掘他们的抱负的坟墓：如此模糊，或者说如此欠考虑的人生观，是不会有任何深远的影响的。
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危机。人类文化与当今社会是否拥有实现内部合成、提升精神生活的能力，从而能够抵制瓦解，或者说二者能不能随机应变，这一点必须要明确。抨击第一种情况只能将人类文化带入它自己的深渊，并将它从琐碎的人类环境中解放出来；在第二种情况下，人类文化与当今社会必须沉没，否则不会有更好的结果。精神世界本身，还有它与人类的实际关系，在面对这些改变时依旧面不改色，就像天上的星星，宠辱不惊地俯视着这个纷杂骚动的世界。可能甚至直接否定一切独立的精神、解除一切无形的关系都是可以的，通过间接的证明，使人类将不可或缺的精神世界重新寻回，生命从而可以再一次获得在当今这个社会如此匮乏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