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高丽和百济，新罗派遣入唐的使者从次数和人数上都远远超出前者，这不仅是因为新罗和唐朝的关系较紧密，也由于新罗的国祚跨越唐朝始终。笔者对新罗遣使唐朝的情况也作了一个统计，为简明起见，将新罗遣使情况也以表格形式叙述，以便于分析讨论。
一、新罗入唐使者的作用
综合上面对高丽、百济入唐使者情况来看，高丽在与唐朝交往的时候多有顾虑，所以很少派王子入朝；百济比起高丽来，顾虑就少得多，所以百济王子有时也被遣往唐朝，以增加阅历；新罗则比百济更加注重跟唐朝的交往，它非但没有什么顾虑，而且要通过派遣大量王室成员入唐争取唐朝的好感，以大力争取唐朝的帮助，特别是军事上的援助（灭百济、高丽之前）。所以派出的使者中，王室远近支派成员占了绝大多数，可见新罗对入唐使者的选择非常注重身份地位。入唐为使的新罗王室成员有的后来当上了新罗国王，如金春秋、金法敏。他们以新罗王位继承人的身份来到大唐，受到的待遇自然是其他一般使者所不能比拟的。
贞观二十二年（648），金真德遣王室成员国相、伊赞子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一说文正）来朝。唐太宗特地遣光禄卿柳亨郊劳之。光禄卿，从三品职事官，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金春秋受到了唐朝的国礼接待。不仅如此，唐太宗还诏授春秋为特进（正二品文散官），文王为左武卫将军（从三品武职事官）。金春秋并且向唐太宗提出希望“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令三品以上宴饯之，优礼甚称”。金春秋能得到唐太宗亲笔题写的作品和碑铭，说明他给唐太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个好印象正是金春秋此行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它为日后新罗游说唐政府出兵援助新罗消灭百济奠定了基础。
从史籍记载来看，在唐朝对蕃国使者的接待仪式和规格里面，金春秋所受到的优礼是非常特殊的。为什么金春秋受到唐朝如此隆重的欢迎和重视呢？原因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其一，这是唐朝对新罗三年前助唐征讨高丽的肯定和抚慰；其二，显示大国的礼仪风范；其三，希望唐罗继续保持密切关系。
笔者认为，第三个原因当是主要的。理由就在于唐朝正在准备再次征讨高丽——虽然征讨高丽也是应新罗之请，但隋炀帝征讨高丽时百济的“持两端”造成的麻烦想必唐朝皇帝不会没有印象——唐军需要新罗军队的积极配合。
唐太宗亲征高丽之后，采取了派遣偏师骚扰打击高丽疆场的战略，目的是使高丽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国力疲惫，从而使唐朝可以较轻松地征服高丽。到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唐太宗认为征服高丽的时机基本成熟，“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但唐军所面临的难题是：若大军出征，由于战场和后方之间交通不便，粮草的后备供给必将面临困难。为此，唐太宗在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以运粮草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新罗的地理位置便于提供给养援助的可能性。所以，当金春秋入唐朝贡的时候，唐太宗也就对其格外看重。《日本书纪》卷25载金春秋“美姿颜，善谈论”。《三国史记》卷5载唐太宗见他“仪表英伟，厚待之”。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非金春秋受唐太宗礼遇盛待的根本原因。
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外交使者在外国受到多大的重视，永远是和本国的国家力量、该国在本地区或者世界范围内所处的国际地位成正比的，离开了国家力量这个大背景，使者个人的力量就显得非常渺小。使者个人的魅力只能是国家地位的从属性补充，不值得也不应该过分夸大。
金春秋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说服唐朝出兵援助新罗，“借天兵剪除凶恶”的百济，但因为唐朝此时一意征讨高丽，和新罗期望不合，所以唐太宗对金春秋的要求虽然“许之”，但不予承诺出兵的时间。国家利益在外交中始终居于决定性地位，外交双方的活动无不是围绕着它进行的。对于新罗要求唐朝出兵百济的要求，唐太宗以不承诺具体时间的方式应允出兵，同时厚待使者，使得新罗达到了部分满意，至少不会彻底失望。唐朝于是把外交主动权抓到手中，便于下一步对新罗提出要求，使其配合唐军。这也是从唐朝的利益出发的。
金春秋出使唐朝，除了得到了唐朝的允诺，为以后唐朝的出兵援助作了积垫之外，还在其他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金春秋留下其子金文王宿卫唐廷，开新罗宿卫质子之先河（此部分后文有详述）；二是金春秋凭借此次受到隆重欢迎的出使，奠定了他在新罗的政治地位，成为他当上新罗国王的重要筹码。永徽五年（654），新罗真德女王去世，新罗群臣请于川伊餐摄政，但是于川坚决辞让。他说：“臣老矣，无德行可称。今之德望崇重，莫若春秋公，实可谓济世英杰矣。”群臣遂奉春秋为王。春秋三让，不得已而就位。
于川在女王去世之后，能得到群臣的拥戴，说明他在新罗大臣中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他却以年老和无德行推让金春秋，说明他是在自己与金春秋之间作过衡量的。换个角度考虑，年老实际上正说明了于川在新罗的资格老、阅历深；至于无德行，当然是自谦语。若从个人活动给新罗带来的利益情况来看，金春秋短期内的穿梭外交给新罗带来的好处当然更大、更明显，更易被国人所看重，所以于川说“今之德望崇重，莫若春秋公”。史载金春秋为了抗击百济和高丽，曾经分别出访过高丽和唐朝，向其寻求援助。这些出访需要智慧和勇气。其中金春秋在出访高丽寻求帮助的时候，被高丽扣留，经过狱卒的帮助才逃出。出使大唐则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史书对于川的事迹没有多少记载，说明于川可能只是在国内事务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对新罗国内的政治固然重要，但它可能是靠稳定性、长期性得以体现的。在眼前局势急迫的情况下，能救急解困的人往往更容易受人瞩目。换个角度来说，金春秋出使外国，特别是上述出使唐朝的经历，正是提高其在国内政治地位的有利因素。能被举戴为新罗王，当与他出使唐朝产生的巨大政治影响密切相关。
金法敏是金春秋的长子。唐高宗永徽元年（651），新罗大破百济，新罗王金真德亲自织锦作五言《太平颂》，遣法敏入唐进献。金法敏被唐朝授予太仆卿（从三品职事官）的官衔。新罗此举是此前金春秋等入唐求援的继续，只是求助的方式作了调整。正如拜根兴先生所说，“真德王及其新罗决策者此举明显有讨好唐皇帝之意。但为了现实的利益，即摆脱在与丽、济实际交涉中的被动地位，掌握对唐交涉的主动权，新罗最高决策层的政策趋向是无可厚非的，这从此后罗唐双方交涉的最终结果即可看出”。所以当新罗王位空缺的时候，金春秋作为继任者得到了新罗群臣的认可。这种认可也是建立在金春秋和金文王、金法敏父子作为新罗使者，在对唐交涉中作出很大贡献的基础之上的。
新罗的入唐纳质宿卫者占有一定的比例。宿卫质子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使者。学界对纳质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探讨，但对新罗入唐宿卫质子情况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新罗纳质的特点在唐朝前、后期又有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