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高延寿、高惠真的几个问题
（一）高延寿、高惠真降唐
高延寿、高惠真是两位高丽降将，降唐前的身份分别为高丽北部、南部耨萨。耨萨为高丽官职，史载“高丽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耨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但史籍对高丽耨萨和唐朝都督二者的共性介绍不多。贞观十九年（645）六月，在迎战唐朝军队的战役中，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前往解救安市城，遇唐太宗伏击而大败，“延寿、惠真率十五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前述三千五百人被授以军职，迁往内地的事件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当年七月，唐朝授予延寿、惠真官爵，《全唐文》记录了对他们的任命诏书：
……高丽位头大兄理大夫后部军主高延寿、大兄前部军主高惠真等，并为马韩酋长……临危转祸，率众来降……延寿可鸿胪卿，惠真可司农卿。
鸿胪卿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司农卿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两个官职都是从三品的职事官。唐朝给此二人从三品的高官，当是考虑了他们在高丽的地位的。前述扶余隆以百济太子身份降唐后，也是被封从三品上的官职（司稼正卿），据此来推测，说高延寿、高惠真的耨萨（据上述《全唐文》诏书记载为大兄）是地位很高的官职似不为过。
投降唐军后，高延寿、高惠真奉唐皇帝之命去招降安市城，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安市城人的反应反而让唐太宗更加恼怒。在唐军猛攻安市城遇到挫折时，高延寿、高惠真积极向唐太宗献计献策，却未被采纳。
据高丽法：“有谋反叛者，则集众持火炬竟烧灼之，焦烂备体，然后斩首，家悉籍没；守城降敌，临阵败北，杀人行劫者斩。”而此时延寿、惠真的妻小又质押在泉盖苏文手中。惠真、延寿没有退路，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高延寿不久就忧郁而死，或与此有关。高惠真后随太宗班师入唐，但其入唐之后的事迹不见史载。
（二）高延寿、高惠真降唐的原因
关于高延寿、高惠真降唐问题，学界目前有几种看法。黄约瑟先生认为：“带领这支高句丽军队的高延寿和高惠真本身是高句丽五部中北部的酋帅，但却来自平壤，而家人亦在平壤。这反映了高句丽国中某种中央集权式的措施未定。而高氏的降唐，可能与他们不太满意渊（泉）盖苏文政府这种政策有关。故此史载他们兵援安市时，虽然本身领兵，但每逢战事，带头的都是靺鞨。后来高氏二人不但降唐，而且对唐兵攻平壤提出本身意见，目的在于希望唐军夺得平壤，可以与妻子相见，并不完全是史官夸大的记录……我们亦怀疑这一支高句丽与靺鞨联军在这一战役中，尤其在是否应降唐问题上，曾出现分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战后高氏二人能得到鸿胪卿的高职，下面的酋长等亦得到官职，而一般靺鞨，却遭唐太宗活埋。”
按：黄约瑟先生认为高氏二人降唐可能与其不满意泉盖苏文政府有关的观点确有见地，拥有十五万之众的部队，兵粮均备无虞，如非二人对泉盖苏文政府不满，他们岂会甘心舍弃家小，将如此大规模的部队降唐！但如其所言，以二高来自平壤、其家人也在平壤来推断高丽的某种中央集权措施未定似乎有点笼统。
高丽分为五部，而五部在形式上都受高丽王管辖。泉盖苏文在篡权前为东部大人，根据史书对其弑君事件的描述，当时的泉盖苏文可能就居住在平壤城或平壤城附近。据《三国史记》载：“……而（盖苏文）凶残不道，诸大人与王密议欲诛，事泄。苏文悉集部兵，若将校阅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宾至，尽杀之，凡百余人。驰入宫，弑王……”与高丽王密谋的诸大人，未知是否包括其他四部的首领，但当时泉盖苏文是在平壤城南检阅他的部兵却是事实。如果盖苏文从高丽东部调发军队开进京城让高丽王检阅的话，有可能引起高丽王和其他诸部大人的警惕和戒备，而盖苏文之所以政变成功，就是因为他是在高丽王和其他大臣毫无提防的情况下突然袭击而得手的，这从侧面表明盖苏文的部兵当时就在平壤附近驻扎（具体原因史书没有提及），则盖苏文当时住在平壤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了。既然如此，那么高丽北部、南部的首领是否也在京城安家也值得怀疑。退一步讲，即使高延寿、高惠真不是住在京城，而是因为盖苏文在战争期间强迫他们的家眷集中在平壤居住，那么，根据盖苏文平时上下马都要命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来推断，他在战争期间把贵臣的家眷安置在京城，作为防备他们降唐的人质，也并不奇怪。黄约瑟先生所说的高丽“某种中央集权措施未定”令人费解。
其实，高延寿、高惠真投降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战败。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二高在战争开始时拥有十五万之众，但是和唐军接战之后，一次就战死三万余人，高丽军队溃散。经过收拢残部，十五万的军队只剩下三万六千八百人。高丽军队的数量优势尽失，因而不得不“依山自固”。唐军又拆掉了通山的所有桥梁，把守所有出山道路。前文提到高丽法峻严，对于叛者或降敌者都要处死，籍没其家属，对于作战失败的将领也同样要斩首，惩罚极其残酷。所以二高即使不降唐，且不论他们是否可能突围而出，即使回到平壤，他们也难免被斩首。如果从人的心理角度来分析的话，二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投降应该可以解释得通。
（三）唐太宗坑杀靺鞨人的原因
黄约瑟先生认为高丽某种中央集权措施未定，所以战斗时常以靺鞨兵居前，又推断：“高氏二人（按：指高延寿、高惠真）战后获升迁，而靺鞨三千多人却遭活埋，可能是因为高句丽与靺鞨联军在这一役中，在是否应降唐的问题上，曾出现过分裂。”这些推论非常新颖，反映了黄先生思维的敏捷和思路的开阔，但很遗憾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撑。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唐太宗在战争中优待俘虏之惯例，很难解释此一反常态之举（指坑杀事件）。只因黑水靺鞨（其北部）原已归附于唐，却又叛逃高句丽，太宗才会‘悉坑杀之’，以为后来者戒。”黑水靺鞨早在贞观二年（628）就臣附了唐朝，但在唐太宗征高丽的时候，黑水靺鞨北部地区脱离黑水靺鞨，投靠了高丽，与唐为敌，这不能不让唐太宗恼怒。尽管不能确定被坑杀的三千多靺鞨人是否为叛逃高丽的全部，但这个观点比较令人信服。
需要补充的是，靺鞨兵在作战中给唐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触怒了唐太宗，应当是其遭坑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唐军刚渡辽水时，李□曾俘虏了泉盖苏文派遣戍守盖牟城的七百人，被俘的人“并请随军自效”，即为唐军效力。但太宗谓曰：“谁不欲尔之力，尔家悉在加尸，尔为吾战，彼将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于是把他们全部放还。这说明唐太宗并非滥杀之人。而史称靺鞨“性凶悍，无忧戚”，“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临境之患”，所以高丽在战斗时常以靺鞨兵作为先头部队。当高延寿、高惠真率众增援安市城时，唐太宗甚至认为，如果高丽按兵不动，而派靺鞨兵掳掠唐军牛马，是高丽军的上策。这从侧面反映出靺鞨兵骁捍、善掳掠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唐太宗对靺鞨兵的头疼和厌恶。所以，笔者认为，叛唐附高丽，与唐为敌，给唐军以挫创乃是靺鞨兵遭唐太宗坑杀的直接原因。
二、高文简、高拱毅降唐及降唐原因
在第二章中，笔者在对是否另有高丽国进行论述的时候，提到过开元三年（715）从突厥来降唐的高丽莫离支高文简、大酋高拱毅等人。即，是年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制令居河南之旧地。授高文简左卫员外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封辽西郡王（从一品爵）”，“拱毅为左领军卫将军（从三品武职事官）兼刺史、平城郡公（正二品爵）”。
高文简等降唐之时，高丽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消亡近五十年。但许多年后，却出现高文简任莫离支（莫离支为高丽独有之官称）这一事实，并且高文简为突厥默啜可汗之婿，与其一起在突厥的还有“高丽大酋”，说明他们同当时“控弦四十万”的后突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文已对高丽国现象进行了探讨，不再赘述。后突厥默啜可汗统领的这些部众一时间纷纷降唐，原因何在？
胡三省认为：“时默啜既破突骑施，不能抚安，西突厥十姓故来投。”默啜破突骑施的时间发生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由于突骑施首领娑葛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默啜遣兵两万人讨娑葛，“擒之而还”。随后默啜杀遮弩与娑葛。胡三省所说的“默啜破突骑施”当指此。然而，胡氏说其“不能抚安”，则似指默啜兼并了突骑施的部众，却没有安抚好这些人，所以这些本属于突骑施的西突厥十姓叛离默啜归唐。
按：胡氏的说法似没有点中要害。
据《旧唐书·突厥传下》记载，默啜杀遮弩与娑葛后，娑葛手下部将苏禄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而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这一记载反映出如下信息，即默啜打败娑葛后，并没有兼并娑葛所辖的西突厥十姓。因为一方面史书对默啜兼并突骑施之事没有片言记载；另一方面，如果有兼并之事，史书在记载此后“十姓部落渐归附之（指苏禄）”这样非常重大的事件的同时应当记载西突厥十姓是叛默啜而归附苏禄的，因为这无论是对突厥默啜还是对突骑施苏禄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胡三省的观点似难成立。开元三年（715），唐玄宗还制授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勒，并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苏禄与唐的关系如此融洽，其控制下的西突厥十姓在此情况下也不会叛入唐朝。所以，叛默啜而入唐朝的不是突骑施所辖的西突厥十姓，而是默啜统领的西突厥部众。
笔者认为，默啜辖下的西突厥十姓降唐原因有二：
其一，默啜自视其国“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因而“自恃兵威，虐用其众”，随意征役归附于他的契丹、奚、葛逻禄等族，致使其辖下的外族酋帅苦不堪言，臣属部下甚至包括其子婿都离心离德。加上“默啜既老”，精力不济，无法如以往那样严密统驭诸部，故“诸部落渐逃散”。
其二，唐朝的诱降政策成功瓦解了后突厥的内部力量。开元二年（714），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因同往的默啜之子同俄特勒被唐军捕斩，默啜的妹婿火拔颉利发害怕无法向默啜交代，竟不敢面见默啜，反而归降了唐朝，这从侧面反映出默啜之暴戾与部众的离心离德。而唐朝不但赦免了火拔颉利发的侵犯之罪，且以颇隆重的礼节接待他；不仅封其为左卫大将军燕北郡王，还封其妻为金山公主。这正是唐向默啜的其他部众抛出的招降诱饵。一边是唐朝的高官厚禄，一边是默啜的虐用其众。于是，在火拔颉利发降唐的当年九月，葛逻禄等部落诣凉州降。十月，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诸部诣北庭请降，唐派专使负责妥善安置。次年（715）二月，作为默啜女婿的高文简等也离之而去。“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
唐对突厥十姓的成功诱降，是唐玄宗经营边陲事务极富色彩的手笔。虽然史书记载高文简、高拱毅等降唐时，一同归附的人“前后万余帐”，但其中是否有高丽人、有多少高丽人却没有说明。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些高丽人从此也成为唐朝的编户了。
三、沙咤忠义的族出及事迹考——兼及沙咤相如的仕唐事迹
仕唐蕃将沙咤忠义，屡见于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早在十几年前，章群先生、马驰师就分别在各自的专著中对沙咤忠义的“族出百济”和部分事迹有所涉及，在1996年韩国忠南大学校召开的百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马驰师再次提到了沙咤忠义的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韩国的卞麟锡教授与马驰师屡有交往，他在其专著中对沙咤忠义也作了简介。鉴于沙咤忠义在武则天、唐中宗时代的军事、政治舞台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有必要对沙咤忠义的仕唐事迹进行概述，以期抛砖引玉。（笔者在西安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曾与马驰师合作，对沙咤忠义的族出与事迹进行过初步探讨。）
（一）关于沙咤忠义的族出
古今学者在沙咤氏和沙咤忠义的族属问题上颇多枝节，至少有五种说法：“北蕃舍利部大人”说、“代北复姓”说、“沙陀”说、“契丹猛将”说和“百济”说。
“北蕃舍利部大人”说见于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该书称：沙咤（吒）氏出自“北蕃酋帅舍利部大人，因氏焉。龙朔中，右威卫大将军沙咤阿博曾孙葛丹兼御史大夫赐姓李史名奉国，从兄弟澄，武卫大将军”。但南宋史学家郑樵发现《姓纂》记载有严重错误，他认为所谓“沙咤阿博”乃“舍利阿博”之讹。前贤岑仲勉先生亦通过考证认为：“验诸《通志》，乃知此（按：指沙咤）乃‘舍利’之文，否则不得云‘因氏’也。”其实，正史中也有不少资料可辨《姓纂》之误。如两《唐书·李光进传》及附传均称葛旃（即“丹”）姓舍利，为中晚唐时代的名将铁勒阿跌部出身的李光进、李光颜兄弟的姐夫，并云舍利葛旃“善骑射”，“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北蕃”通常为分布于大唐北边的东 突 厥（或后突厥）、铁勒等北方民族的代称，唐太宗平定东 突 厥后，曾以舍利部置舍利州，隶于云中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可知舍利阿博、舍利葛旃（即李奉国）、舍利澄族出突厥舍利部贵姓，与沙咤氏无涉，只是由于《姓纂》资料错置，才将二姓混为一谈。
附带指出两点：一是章群先生在断沙咤氏族出百济（按：这无疑是正确的）的同时，却又认为阿博一系为百济人，于理未安。二是突厥舍利氏虽同三韩人无瓜葛，却是唐渤海国王室的本源。据《新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渤海郡国的缔造者大祚荣之父的姓名为舍利乞乞仲象。乞乞仲象应来自突厥舍利部落，原为颉利可汗的右部之一。因此，渤海王室大氏，既非靺鞨，更不是“高丽别种”。
“代北复姓”说出自《通志》。该书将长孙氏等144个复姓统归入“代北复姓”条下，且认为其中的契苾、阿跌、仆固、高车、哥舒、执失、舍利、沙□、沙陀、苏农、似和、□跌、大拔、啜刺等共十四姓，“并唐朝归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魏晋以降的“代北复姓”，主要是指“五胡”种的匈奴、鲜卑等民族；而唐代新归化的“代北复姓”，则专指突厥、铁勒等汉化倾向浓重者。显而易见，《通志》将沙咤氏归入其中，依然未跳出《姓纂》所误置的“北蕃”怪圈。
在《姓纂》把不相干的“沙咤”、“舍利”二氏合而为一的同时，在“沙陀氏”条下，系入“神龙骁卫大将军郕国公沙陀忠义”的内容。（按：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的郕国公为沙咤忠义，忠义为沙陀氏说，错误显然。）
而有学者称沙咤忠义为“契丹猛将”，此说实际上没有史载依据。
其实，沙咤氏和沙咤忠义不论氏族出东、西突厥说，还是“契丹猛将”说，统统是错误的。马驰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为写《唐代蕃将》积累资料时，就发现多条有关沙咤氏族源的文献。如于武则天晚年曾数度拜相的李峤，就至少撰有两道与沙咤忠义有关的制诰传世，并透露了忠义的族出。其《封右武威卫将军沙咤忠义郕国公制》称：
清边中道前军总管、冠军大将军、行右武威卫将军、上柱国、眉山郡开国公沙咤忠义，三韩旧族，九种名家，夙奉戎麾，遂参文卫。蕃夷豕荐，虏骑蜂屯。频出奇谟，屡摧凶党。昔临雁塞，能羁缚马之妖；今拒狼河，更剪奔鲸之孽。勤功允著，诚效克宣。宜酬矢石之劳，用广山河之赋。可封郕国公，食邑三千户。
上引明确指出沙咤忠义来自“三韩旧族，九种名家”。所谓“三韩”，乃借指高丽、百济、新罗三国；所谓“九种”，是指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带，在古代曾居住分布众多的“东夷”；所谓“旧族”、“名家”，则谓沙咤忠义来自三韩的贵族、贵姓之家。又，李峤《授沙咤忠义等官爵制》称忠义“辽东壮杰，名盖于狼河”。辽东泛指“三韩”，狼河谓辽水或高丽旧郡所置狼川郡。
总之，沙咤忠义原为“三韩”人，已确定无疑。那么，又如何能断定其为三韩之一的百济人？理由有二：一是根据两《唐书·刘仁轨传》等载：在唐朝占领军镇压百济余部反抗时，与黑齿常之一道降于刘仁轨的还有“百济首领沙咤相如”。可见，沙咤氏为百济豪族土著。二是根据《隋书·百济传》等载：百济“国中大姓有八族”，而沙氏则列为“八族”之首。百济王室“扶余氏”屡被正史简称为“余”，由此推断，沙咤氏为百济八大贵姓之首的沙氏是有可能的。
（二）试说沙咤忠义家世的间接信息
由于沙咤忠义正史无传，有关他的家世，只能从一些间接资料中捕捉到某些信息。
沙咤忠义首次见于正史记载的时间为武则天长寿三年（694）。是年三月，女皇命内宠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十八将军去遏止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对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的侵犯。在这之前有关沙咤忠义的直接信息，史书中竟无只字报道，而涉及百济沙咤氏的，也仍只有上述的龙朔三年（663）降唐的“百济首领”沙咤相如。现全录《实录》中的一段有关相如的史料，或者可以从中推测到沙咤忠义家世的某些消息：
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与熊津道行军总管孙仁师、都督刘仁愿大破百济，惟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济首领沙咤相如、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鸠集亡散，各据险以应福信。至是率其众降。仁轨谕以恩信，令自领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仁师曰：“相如等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仁轨曰：“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激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则灭，因机立效，在于此日，不须疑也。”于是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其子，走投高丽。于是，百济之余烬悉平，仁轨[愿]与仁愿[轨]振旅而还，诏仁轨代仁愿率兵镇守。
这条资料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①沙咤相如排在以后成为入唐名将的黑齿常之之前，可见相如在故土的社会地位高于常之。而常之原为百济的“达率兼郡将”，相如原官职当不低于常之。②沙咤相如与黑齿常之反戈一击，最终结束了长达三年的百济余部的反叛，因之同立不世之大功。由是，常之累迁沙泮州刺史、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爵封浮阳郡开国公。既然在论功时相如在常之前面，相如在唐于百济故地所置的羁縻府州中的官封，亦不可能低于常之。③沙咤相如与黑齿常之同为刘仁轨最为信任的百济“忠勇有谋感激之士”。有迹象表明，常之的入唐和发展，得益于已为宰相的刘仁轨的推荐。既然相如亦为仁轨的爱将，因仁轨招引而入仕唐朝本土，将不无可能。④黑齿常之入唐后，“隶为万年县人”。万年为唐都长安城两县之一，如果沙咤相如入唐为官，其新籍贯亦当隶属于京师的两县之一（长安县或万年县）。联想到相如曾“领子弟以取任存城”，假若真有他入籍长安此事，其子弟亦当然会随至京城，籍贯于长安县或万年县。有记载的京师中姓沙咤（吒）的人极为罕见，除平时在京、战时被遣出征的沙咤忠义外，还有肃宗时讨“安史之乱”新立功、“恩宠殊等”的“蕃将沙咤利”（有关沙咤利的事迹，下文将有介绍），其宅第则在万年县的道政坊附近。由于沙咤为京城中的稀姓，沙咤忠义、沙咤利为沙咤相如子孙后裔，亦极有可能。⑤黑齿常之约在上元三年（676）入唐，以60岁暴终于永昌元年（689），而其子黑齿俊则以31岁病卒于神龙二年（706），也就是说，常之约在47岁左右即在其入唐前后时才得子。沙咤相如与黑齿常之为同辈人，估计年龄不会相差太大。如果两人同时入唐，且假定忠义即相如之子，鉴于长寿三年（694）即在黑齿俊年纪18岁时，忠义就已官至将军，可推知忠义应出生于百济本土，其年龄要比黑齿俊大得多。
在唐代，一个武官要熬到将军的位置，实在难乎其难。除了要靠战功迁升，其门资背景更不可忽视。黑齿俊的生父黑齿常之有那么大的声望，其子临终前也不过混到中郎将的官位。而沙咤忠义早在黑齿俊官擢中郎将的十三年前，就已是青史留名的“十八将军”之一了。这一方面表明其在早期的军事活动中曾屡立战功；另一方面更透露出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蕃将世家，而此家族在唐的鼻祖舍沙咤相如又能其谁呢！
（三）沙咤忠义的军事活动
自武则天长寿三年（694）迄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沙咤忠义曾率军参加过四次对后突厥和契丹的军事行动。据正史记载，似乎战绩都不佳，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战斗结果来评价一名将领，而应当把其放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进行观察。试说如下：
1.参与遏止公元694年后突厥对灵州的入侵
后突厥阿史那默啜一即位即谋南下。长寿三年（694）初，“始攻灵州，多杀略士民”。由于朝廷认真备战，以女皇挚爱亲信为行军统帅，以宰相为行军司马，以蕃汉著名将领如李多祚（靺鞨人）、契苾明（铁勒人）、沙咤忠义等将军分统十八路大军征讨，先声夺人，所以入寇者闻风遁逃，虽然“不见虏，还”，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而边患解除的上好效果。
2.以清边中道前军总管的身份参加对契丹反叛势力的镇压
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造反。叛军攻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杀都督赵文翙，攻城略地，所向皆下。乃至进围檀州（治今北京密云县），攻破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并在黄麞谷（在今河北卢龙县西）战役中全歼迎战的官军。复于东峡石谷（在今河北卢龙县东）战役致官军主帅王孝杰战殁。
为刹住叛军不可一世的气焰，武则天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四五月间，在既遣河内王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后，又以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咤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率兵二十万讨契丹。与此同时，突厥默啜可汗也以援兵为官军助战，竟剿了契丹在营州西北400里修筑的新城据点。被契丹叛酋挟持造反的奚族兵众更反戈一击，为朝廷效力。就这样，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长达三年的契丹反叛势力。虽然正史中对沙咤忠义的战绩语焉不详，但战后论功行赏时，朝廷盛赞他“频出奇谟，屡摧凶党”，还追述其过去在代北地区备御后突厥的功劳“昔临雁塞，能羁缚马之妖”，并进一步表彰他能再立新功“今拒狼河，更剪奔鲸之孽”。由于“勤功允著，诚效克宣”，所以爵封由眉山郡开国公（正二品爵）升为郕国公（从一品爵）。唐朝前期爵封制度不封异姓王，非宗室出身的“国公皆特封”，所以沙咤忠义当是因为战功卓著而受加封。地位能升至国公，可以说是封爵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3.兼两道行军总管，追蹑北遁蕃寇
圣历元年（698）八月，后突厥默啜率众袭靖难（在今陕西彬县）、平狄（在今山西代县）、清夷（在今河北怀来县）等军，靖难军使慕容玄□竟率该军5000兵众投降后突厥。“贼军由是大振”，“进寇妫（治今河北涿鹿县西南）、檀（治今北京密云县）等州”。为抗御内寇北蕃，武则天命司属卿、高平王武重归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咤忠义为天兵西道前军总管，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率兵三十万，以讨默啜”。诸路大军尚未来得及开赴前线，默啜就已攻破蔚州飞狐（今河北涞源），并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县），杀刺史孙彦高，复攻围赵州（今河北赵县），入城杀刺史高睿，兵锋直达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由于河北危急，“诏沙咤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李多祚为后军总管，将军嵎夷公福富顺为奇兵总管，击虏”。又拜新立皇子为行军大元帅、宰相狄仁杰为副元帅，率将军扶余文宣（百济人）等六子总管，浩浩荡荡进军河北。“默啜闻之，取赵、定所略男女八九万悉坑之，出五回道（在今河北易县西南）去。”及至朝廷大军赶至，默啜早已遁走。史称“沙咤忠义等但引兵蹑之，不敢逼”。连副元帅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也“无所及”。时默啜兵锋正锐，且突厥铁骑来去如风，所向无敌，故“河朔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蹑”。在一派恐敌氛围中，仅有沙咤忠义和宰相狄仁杰敢于引兵追蹑敌后，这在当时的形势下，亦算难得。
4.“鸣沙之役”惨败，沙咤忠义坐此免官
公元698年之后，沙咤忠义的军事活动史书缺载。但宰相李峤所撰《授沙咤忠义等官爵制》透露：这时的忠义，主要在“右奉宸卫内供奉”，即宿卫宫禁。奉宸卫又称为千牛卫，有大将军一员，正三品；将军各二员，从三品；中郎将各二人，正四品下。千牛将军之职，掌宫殿侍卫及供御之仪仗，而统其曹务。除了宿卫宫禁外，沙咤忠义还曾“轻赍绝险，以应青丘之别军”。青丘，地名。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在中国的东方有一个“青丘之国”。综合考古资料推断，原始时代的青丘国，当即今山东广饶城南附近的傅家遗址。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就命令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三万自今莱州（今山东莱州）泛海伐高丽。沙咤忠义之“应青丘之别军”，大概是清剿契丹叛党余部。由于“屈指告捷，未待于经年”，所以受到朝廷褒奖并迁官转职。到唐中宗复位后，沙咤忠义官职的迁升，更达到了其一生职履的顶峰；在“鸣沙之役”之前，官至骁卫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统领宫廷警卫）、灵武军大总管。然而，由于神龙二年（706）的“鸣沙之役”惨败，自是沙咤忠义地位一落千丈。
据《通鉴》等载，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咤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辛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匹而去。免忠义官”。（按：灵武军大总管应为朔方节度使的前身，灵武军大本营当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其大总管所统诸军应主要为备御突厥而设；从西、北两个方向构成保护京师不受突厥骚扰的重要军事屏障。该军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鸣沙，即鸣沙县，在今宁夏青铜峡西南黄河东岸丰安县故城；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
关于唐军“鸣沙之役”惨败的原因，在次年正月右补阙卢俌的上疏中，曾作过一些分析。他认为：“蕃将沙咤忠义等身虽骁悍，志无远图。此乃骑将之材，本不可当大任。”这是从忠义的个人修养、自身条件的局限找战役失败的原因，也间接批评了朝廷的选帅不当。卢俌进而指出沙咤忠义的直接责任：“鸣沙之役，主将先逃……中军既败，阵乱矢穷。义勇之士，犹能死战。”可见，鸣沙之役中，沙咤忠义作为主将，竟临阵率先逃脱，以致造成麾下将士的重大牺牲和原、会等州的劫难。
尽管沙咤忠义对鸣沙之败难辞其咎，但不能以某一次战役成败论英雄。战争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都极大地影响着战局。尤其是沙咤忠义面对的是凶悍的突厥骑兵，早在隋末时，李渊就对其“惟恃骑射”、“风驰电卷”、“与之角战，罕能立功”深有感触。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大概是鸣沙之役惨败的主要原因。卢俌认为沙咤忠义是“骑将之材”而不是帅才，且对其既往的作战“骁悍”给予肯定，这种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四）沙咤忠义之死
沙咤忠义被免去灵武军大总管职务之后，被降级使用，以将军身份在宫禁宿卫。政治失意又不甘寂寞的忠义，半年后，因参加了一次不成功的宫廷政变而命丧无常。
中宗景龙元年（707）七月辛丑，在长安太极宫发生了一起宫廷政变，《通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政变的过程：
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咤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太子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多祚先至玄武楼下，欲升楼，宿卫拒之。多祚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冀上问之。宫闱令石城杨思勖在上侧，请击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多祚军夺气。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余众皆溃。
自武则天神龙元年（705）迄玄宗开元元年（713），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洛阳和长安曾先后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第一次旨在逼武则天退位，复辟李唐；第二次是为了清君侧，铲除凌乱朝政的后党；第三次拥立了睿宗复位；第四次排除了太平公主干政，玄宗坐稳了皇帝宝座。四次政变中有三次获得成功。沙咤忠义参加的第二次政变以失败告终。这次政变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缺乏高人幕后策划和支持，加之仓促起事，未来得及充分酝酿和准备。四次政变虽然属于上层统治者内部矛盾性质，但都有诸多积极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繁多的变数，不只李唐复辟不能水到渠成，“开元盛世”的局面亦将推迟出现。特别应指出的是，四次政变都有蕃将的发动和参加，仅李多祚（靺鞨人）就发动过两次。至于百济裔沙咤忠义，从其与李多祚屡为战场上的搭档，同时又来自唐帝国东北境内外来判断，他一定也参加过为李唐反正的首次政变。沙咤忠义等参与朝廷上层的权力争夺，标志着蕃将们的政治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从事单纯的军事活动，而要参政议政，以积极的角色置身于唐朝最高的政治舞台。关于三韩人参与宫廷政变的情况，后文有详细论述。
就才能和战功论，沙咤忠义当然要比名将黑齿常之逊色得多；但就政治觉悟而言，逆来顺受的常之又不能同忠义相提并论，“成者王侯败者寇”，设若政变成功，沙咤忠义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其对唐朝的贡献，又岂是黑齿常之可比拟的！
四、似先义逸事迹略论
有关似先姓氏，《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曰：“似先，高丽扶余种也。”并举例唐武德中有右骁卫将军似先英问。《陈儒传》记载：荆南监军朱旼攻杀节度使叚彦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锡慰抚之。《李训传》也有记载：训尝遣中人似先希逸按边。似先英问的事迹不见于两《唐书》和《通鉴》记载，此可补阙。章群先生也认为似先为高丽姓氏；而对于似先义逸，马咏钟、张安兴先生曾撰文《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对似先义逸以中使身份“奉使”和“莅职”的业绩与其志文中所隐藏的“甘露之变”的信息等进行了考释，文后并附似先义逸墓志铭全文（以下简称《似先义逸墓志》），今在诸先生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既然似先为高丽姓氏，而在武德年间已经有高丽人似先英问在唐朝任职，那么，似先氏高丽人是何时入中原的呢？关于此情况，上述文章均没有提及。根据《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后魏时代的《官氏志》认为，似先氏改为似氏。则至少在后魏时代已经有姓似先的高丽人入居内地。到了唐代，这些高丽人中有入仕者似乎并不奇怪。但可以推测，这些早已入居中原的高丽人，生活习俗应该已经汉化了。
似先义逸历侍八朝。《似先义逸墓志》载：“昔在贞元，入侍金门。”义逸生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卒于宣宗大中四年（850）。由此可知，义逸幼年即入宫为宦，但入宫缘由不详。据《似先义逸墓志》载，义逸之父曾任随州长史。入宫后，似先义逸因“诚厚谨洁”而受赏识并不断擢升，历经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朝，先后任掖庭局盐作、琼林库使、掖庭局令等内府官职，并先后多次以中使身份巡边监军。
有关似先义逸的婚姻家庭情况，据《似先义逸墓志》载，义逸有一妻五子四女。唐代宦官娶妻收养子的现象并不鲜见，如高力士开元初娶有姿色的吕氏为妻；李辅国娶妻，媒人竟是肃宗皇帝；大宦官杨复光乃常侍杨玄价之养子。当然，有资格娶妻收养子的宦官都须有相当的地位。有人认为，在唐代的上层宦官中几乎人人都有妻子。据志，似先义逸“藏诏书三百道”，表明其地位显赫。似先义逸之妻乃“奉天功臣”武卫将军范守珍之女。嫁给宦官的女子，尽管可以得到较高封赏，即“宦官之妻，多有因夫之贵而加封县君、郡君乃至国夫人称号者”，宦官之妻族，亦能因与权阉联姻的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而宦之妻却成了其父在仕途上攀爬的工具。范氏与似先义逸的通婚，很可能就是乃父政治投机的牺牲品。这是唐代社会中与繁荣现象相伴共生的阴暗一面。
义逸所养五子，据志都是先后入宫的太监，“长曰元约，尝使北荒。实有奇节，为内府局令”，“次曰元刚、元礼，从公北讨，同立殊功，并命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使；次曰元锡，尝使密侍，累迁内仆局令；次曰元绰，少为令人，超拜宫教博士”。从志文看，其五子都不是平庸之人，而似先元锡似乎还深得僖宗皇帝器重。在唐初可能有过宦官不得养子的规定，而不论法令禁止限制还是舆论排斥反对，均未能遏制宦官养子的浪潮。在唐德宗正式肯定其合法性之前，宦官养子的现象早已普遍存在并蔚然成风，没有养子的上层宦官反倒十分罕见；宦官集团培植自身势力的需要，使得在唐德宗作出种种限定之后，有关限制性的规定形同虚设，未能够产生实际性的作用。
唐代宗时期，似先氏家族还有女子嫁给当时的强盛国家回纥的可汗。据《册府元龟》记载，代宗大历九年（774）二月甲午，“许莲华寺尼悟空似先氏还俗，封沂国夫人，并赐实封一百户。似先氏，回纥可汗之妻母，故特宠之也”。
以上资料反映了几个方面的信息：①似先氏家族到了唐代宗时期渐趋衰败，由于某种原因，其家族成员遁入空门；②受到本家女子嫁给回纥可汗的影响，其家族成员也得到唐朝的尊重。因为当时的回纥势力强大，而且恃帮助唐朝平灭“安史之乱”有功便为所欲为，甚至发展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的地步，唐朝皇帝也让其三分，所以嫁给回纥可汗的似先氏的家族成员受到唐朝的特别关照，在一定程度上讲应当也是因为受回纥傲慢气焰的逼迫。这在唐朝前期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反映了唐朝中期国势衰落的趋势。似先氏于代宗大历九年（774）还俗，而似先义逸生于德宗贞元元年（785），由于史料的缺乏，此似先氏和似先义逸之间是否有较近的血缘关系，笔者不敢妄断，只有留待以后新资料的发现来作进一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