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后，清朝的海禁政策“不破自破”，清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改变原来的华侨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与海外华侨的关系，在海外设置领事保护华侨的权益，吸引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并于1893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政策。随着海外华侨人数的增长和分布地域的逐步扩大，海外华侨社会在19世纪后期有了明显的壮大，华侨社团、华侨报业和华侨教育都得到了重大发展。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强化，华侨对中国、对侨乡的社会政治状况日益关注，华侨民族主义思潮得以逐步发展。
一、清末华侨的籍贯、分布及职业特点
中国人出国侨居历史悠久。到了19世纪更是涌现出一个移民高潮，中国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海外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华侨群体。据估计，1899年全世界的海外中国移民有400万人，1903年有730万人，1906年有770万人，1908年达到860万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籍贯、分布和职业特点大致如下：
可看出以下特点：
首先，从华侨在海外的分布情况来看，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点。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其次是美洲地区。《东方杂志》在1907年公布的一组数字，也表明了这种明显不均衡的状态。当时全世界的华侨总数为6317329人，亚洲4258300人，其中南洋地区4192300人，美洲272829人，大洋洲30000人，非洲7000人，欧洲及其他地区1749200人。即使就东南亚地区而言，区域内各地区的华侨人数也有很大差别。华侨最多的国家是暹罗、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三地的华侨总人数在1907年就有430万左右，占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以上。
其次，从籍贯来看，绝大部分华侨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很少一部分来自山东、浙江、广西和云南等地。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占全国华侨总数的90%左右，其中约60%是广东人，30%是福建人。因此，中国移民迁出地（祖籍地）具有边缘性和集中性两个特征。进一步看，这种集中性也体现在各省域内，粤籍华侨主要来自广府地区、潮汕地区和兴梅地区，闽籍华侨主要来自漳州、泉州一带。
再次，从区域分布和籍贯之间的关系来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即某一个迁出地的人相对集中在某一迁入地。暹罗的移民大多为广东潮州人，菲律宾以福建籍华侨居多。日本华侨最初主要是江苏、浙江两省籍，次为福建，后来广东籍的华侨多了起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主要是广东的台山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连锁移民形成的。
最后，从主要的职业分布来看，华侨群体也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和籍贯特征。暹罗的潮州人主要经营米业和其他实业。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澳洲因为地域较广，矿产资源丰富，所以从事开垦种植和矿业的华侨比较多。日本华侨主要住在城里，职业主要是商人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很少。美国因为19世纪中晚期正在迅速地进行工业革命，铁路建设和矿藏开发是重点发展的行业，所以当时的华侨以铁路工人和矿业工人居多，也有一些华侨自己开设小型工厂。当然，随着各地区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华侨群体的主要职业状况也随之有所改变。例如，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公布以后，移民的职业比例就有些变化。1870年，在美国经商的华侨占就业华侨总数的1.7%，1900年增至10%，因为美国《排华法案》主要是针对华工。澳大利亚华侨在19世纪70年代前期的淘金热中，大多数从事淘金劳动，1875年以后，不少人逐渐转向种植业。
晚清时期，华侨在籍贯、分布和职业方面的这些特点，不仅会影响各地区、各籍贯华侨的经济状况，影响到各地区、各籍贯华侨与中国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因此会影响到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种种表现和特点。
二、海外华侨的经济状况
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是华侨发起和参与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虽然不少华侨在国外生活困难，地位低下，但是也有一些人经过努力奋斗，积累了一些财富。“姑不计多少成功的华商创造他们的丰功伟业而积财巨万，然整体而言，因侨民的惨淡经营，造就了嗣后富庶繁华的华侨社会，殆为不争的事实，亦是时值府库空竭的晚清政府，评估华侨经济能力的重要表征”。晚清时期侨汇的数量和部分侨商的资产情况，足以说明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商阶层的经济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就侨汇而言，有人认为从1871年至1911年的华侨汇款累计总数达到12.74亿两。（注：该书数字为13.74亿两，应为印刷错误）也有人认为从1862年至1919年的全国侨汇总额为9亿美元。经常性的大量侨汇不仅改善了侨乡人民的生活，平衡了国际贸易，而且其中一部分也用来支持国内的政治改良和革命。
侨商阶层在海外华侨社会所占比例不大，特别是富有的资本家阶层人数不多。对一些出类拔萃的华侨商人，历史资料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1870年始至清朝灭亡的这段时期，世界各地比较突出的华侨富商大概为160人。他们的籍贯和侨居地分布情况：
显然，这些人基本上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也基本上集中在东南亚一带，少数分散在北美、澳洲和日本等地，而且东南亚华侨富商的财富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的同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贸易、承包税收、开矿、设厂、航运及种植等经济活动。下面是一些富有华商的资产情况。
1.东南亚地区
客籍华侨张振勋由种植业和承包饷码起家，“承办饷码，领垦荒地，弼士莫不着手机先，获利倍蓰”。据估计，张振勋在其事业的全盛时期，国内外的全部资产达七八千万两银子之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豪。客籍华侨张煜南、张鸿南兄弟“系广东梅县松口人，幼时极其寒苦”，但到南洋“不上二十年间，遂拥有七八千万的家当，坐棉兰华侨资本家第一把交椅”。
福建同安华侨黄志信在1863年已拥有300万荷兰盾的资产，1901年去世时留下了1700多万荷兰盾的遗产。他的儿子黄仲涵更为富有，开设了多家公司，1890年至1903年间，经营鸦片就获净利1800万荷兰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已积资3000余万，成为当时世界豪富之一。福建南安华侨黄奕住1888年赴南洋，“初以负贩自给，久之尽谙岛民之语言、喜好，观万货之情，治产积居，财以日裕，则专营糖业”，至1910年已拥资百万荷兰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估计他的资产约为500万荷兰盾。
闽籍华侨陈金声1864年逝世时，据估计其遗产约有200万元。祖籍福建长泰的新加坡华侨章芳琳1893年逝世时，除以10万金拨充慈善基金、40万元借贷朋友外，还有大批遗产留予其人数颇众的后裔。新加坡的林秉祥兄弟在1904年创办了和丰集团，仅集团中的和丰轮船公司注册资本就达500万元，拥有1000～5000吨位的大型船只8艘及小型船只20余艘。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在1900年的时候，其各产各业共有40万叻币的实数。出道不久的陈嘉庚在1904至1911年经营黄梨园、黄梨罐头厂、橡胶园和米厂等，除去成本、生活费用等各项开支外，还余净利41万元。广东鹤山华侨陆佑在马来亚雪兰莪的矿场有10处之多，至少从中赚到一两千万元。陆佑承办各种税捐10多年，估计在这方面至少赚到了三四千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的总资产多达七八千万叻币，约合一千万英镑。福建海澄马来亚华侨陈齐贤，1905年将他的一丘橡胶园卖给英国人，一次就得款200万元。
福建南安华侨吴记藿1886年到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小店员做起，12年后，拥资百余万。
2.其他地区
（1）日本。浙江籍华侨吴锦堂1885年到日本，从事中日之间多种物资的贸易，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不久就积累了过百万的资财。广东南海的麦少彭在日本经营怡和商行，1902年仅输出火柴一项便达110多万日元，与吴锦堂一起被誉为日本华侨贸易界的“双雄”，还曾投资火柴厂、水泥公司、煤气公司等多项业务。估计1902年前后麦少彭已有近500万元的资产。日本华侨在商业领域实力雄厚，以致有人认为“中国商人的资金远比日本商人充足，能比日本商人更好地获得资金和信用”。
（2）北美。1872年，美国华侨商号及个人拥有资产5000至25000美元者，有25家；拥有20万至50万美元资产的也有多人；华侨在旧金山的投资总额估计为200万美元。美国华侨刘兴在1907年创办了美洲华侨的第一家银行——广东银行，资本额为70万美元。
（3）檀香山。祖籍广东香山的陈芳1849年到达夏威夷，锐意经营，开设商号，经营现代化农场。据说陈芳在1890年退休回中国的时候，卖掉他在公司中的股份就得到了60万美元。他的资产一度超过100万美元，成为当地华侨中第一位百万富翁。孙中山的哥哥孙眉1871年到达檀香山，开荒种地，广事畜牧，至1885年前后，已领有土地约6000英亩，雇工千余，牛、马、猪等牲畜数万头，并开有商店，为茂宜岛巨富。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孙眉以其辛苦经营之产业，慷慨资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约达75万美元。
（4）澳大利亚。梅光达、郭顺、郭乐、郭标、叶炳南、余荣、马应彪等华侨，都是当时有名的富商。梅光达在1880年末，从他经营的矿山中挖出了大量的金块，逐渐积累了丰厚的财产。郑泗全，香山人，先是放羊，后自办农场，至1909年，已拥有面积1200英亩的大蔗园，成为当地富商。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其一，晚清华侨已经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为他们从财力上支持辛亥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晚清华侨经济呈现出明显不平衡的区域发展特点，南洋华侨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富商最多。“华侨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各国建立起牢固的经济基础，乃是华侨在几千年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以辛勤劳动的血汗累积起来的结果。”北美、日本和澳洲等地有名的华侨富商不多，但由于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一般华侨的生活水平较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非洲华侨不多，一些地区的华侨主要从事商业经营，但只有少数商人发了一点小财，大多数商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也只能混得个温饱。欧洲的华侨更少。例如，英国在1901年只有387位华侨，到1911年也才只有1319人，他们大多数从事水手和洗衣工作，所以在晚清时期还未见到华侨富商。海外华侨社会财富的这种区域分布，直接影响了华侨对辛亥革命财力支持上的强弱。事实表明，辛亥革命中慷慨捐助支持革命的华侨资金、军饷主要来自东南亚和美国一带，其余地区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