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知识能力的提高对你的成功之路有莫大的影响，没有见过见识短浅的人能成大事的。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注重自己的学习能力，必须能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并且终身学习。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来看看成大事者是怎样学习的，并从中得到了什么。
成大事者，往往有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优雅的谈吐……而这些莫不是从学习而来的，因此我们说，成大事，需要从学习开始。下面让我们看看曾国藩是怎样学习的。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43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奋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经在信中提到过这样的事：“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凹多年。国藩愚笨，从8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曾国藩9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15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到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14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回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归。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睢宁知县易作梅。易作梅也是湖南人，与曾国藩家是世交，也认得曾国藩。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于是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立刻借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在临别时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更是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尸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而那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自己随身所带的冬季衣物在这初夏季节也用不着，不如拿去当了换点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家中的老父得知他用上百两银子换回一大堆书的消息后，不怒反喜：“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读得极深，他是这样看待“专”宇的：“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阔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只要题目稍加变化，便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
他还善作和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做好和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曾国藩读书还讲究一个“恒”字，读书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日日读书，日日写作，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勤奋不息。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读书计划。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人，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以上见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家书》卷二）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规矩：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本书没看完时，绝不看其他的书。
（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支，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但就是在这一时刻，他仍不忘写箴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他却不为所动，依然如往日一般照读不误。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清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已经虚弱至此，但他却还在每日苦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这是这样，他至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学习不止，在理学的探究与修养的提高上，可以说他为自己画上的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他一生的成就源于其苦读，正是他一生的学习不倦，方成就了他多方面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