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二代的升迁路线图
王阳明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状元，到正德元年（1506）已经担任礼部左侍郎，成为内阁辅臣最重要的候选人之一。
老父亲官做得如此顺利，王阳明庇荫其下，自然也是顺风顺水。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被安排到工部“观政”，也就是实习。他刚到岗就接了一个大“工程”，为刚刚去世的名将王越修建陵墓，这次他认认真真地实习了一次。后来他并没有在工部任职，而是去了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
在云南清吏司主事位上仅仅待了一年——还不满一年呢，王阳明这位小小的六品主事就被外派到淮扬、直隶去审决死囚。这是刑部主事所能接受的最重要的外派职务，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锻炼。其后王阳明因为身体不好，回老家休养了足足两年，弘治十七年（1504）才回到京师继续担任刑部主事。过了半年，他又接到了一个六品主事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任命——山东省乡试主考官。更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职位不是经由礼部衙门委派的，倒是山东巡按御史陆偁主动向礼部“推荐”的。
巡按御史，是和布政、按察、都指挥齐肩的高官，是朝廷派到地方上的耳目风纪之臣，这样一位重要的臣子，却向朝廷推荐一个刚在刑部任职四年（其中还有两年在休病假）的主事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可真算是意味深长。
大明帝国共有两京十三省，其中山东是个重要的大省，在北方仅次于直隶。王阳明这么一个毫无资历的新人竟被山东巡按御史推荐为乡试主考，而这个“推荐”居然立刻就被礼部批准了。这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
京城哪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科举考试？
礼部。
此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礼部右侍郎。
如果礼部衙门公然委派一个如此年轻而无资历的刑部主事去担任一省的乡试主考，别人是要议论的。而一位监察御史出来“推荐”，礼部再下任命，表面看来丝毫也不牵涉王华这位礼部的副部长，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主持山东乡试回京后，王阳明又被调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平级调动，其实内中大有讲究：当时大明朝的文官两万余名，武官却有十万人！这些人升迁任命多要经过武选清吏司，所以兵部的武选司虽然职位不高，却是肥缺中的肥缺，在京城各部门的各级“主事”中，武选清吏司主事能捞到的“油水”是最足的……
王阳明是大宗师，是一位“圣人”，可他的老父亲却是个“凡人”。这位老先生大权在握，自然不肯浪费了，于是一步一步全按着官场上的潜规则给自己儿子安排前程，真是板眼分明，有条不紊。王阳明自从考中进士以后，整条晋升之路都被安排得非常有趣，画一条路线图，我们就全看清楚了。
首先，王阳明到工部实习，显然是让他熟悉一下怎么做工程。在六部之中，工部的职司相对来说不太重要，所以王阳明并没留在工部任职，而是转去刑部，负责审决重犯，这是让他熟悉一下《大明律》，搞清楚一个官员应该怎么审案件、理刑名。
古代的官员很有意思，他们可能被分派到任何一个部门，掌管任何一项工作，但这些官员对自己即将被分派的工作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专业技能，往往是上任之后才开始摸索着干，很多官员因为不熟悉本职工作，只好把实权交给手下有经验的官员或胥吏，自己则悬空挂着，很是被动。而对一个古代官员来说，工程和刑名是最重要的实习功课，将来王阳明如果外放担任地方官员，这两方面的能力就显得更要紧了。当下王阳明年纪虽轻，资历虽浅，却在父亲的安排下历任工、刑两部，对工程和刑名都进行了有效的实习，这对他以后的仕途将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了专业能力，下一步需要培养的就是人脉关系。在有了工程和刑名的经验后，王阳明就被外派做了主考官，这是在积累人脉。因为乡试主考官对上可以接触山东一省重要地方官员，对下可以成为这一科考中所有举人们的“座师”。这套“座师”、“门生”的说辞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力“蛛网”，将来这些举人一旦做了官，他们一辈子都会奉阳明先生为“座师”，聚在王阳明的“门下”。所以王华安排儿子去做乡试主考，一语挑明，就是在地方上交结人脉，为儿子织就一张做官必需的关系网。
实习，受训，结人脉，这三步棋走得稳稳当当，不动声色，几年工夫就把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打造成了一位技能全面、经验老到、人脉关系也比较丰富的朝廷官员。
显然，这位老谋深算的成化辛丑科状元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刻意栽培自己的儿子。但奇怪的是，从王阳明的“升迁路线图”可以看出，王华为儿子安排的是一条担任地方官的仕途，他为什么不让王阳明进入翰林院？因为出身翰林，可找机会进入权力上层，做一个京官、重臣。
翰林院是明朝最高学术的官署机构，翰林出身则是极为重要的身份标志。一个官员要想升到侍郎、尚书这样的高位，以至入阁担任辅臣，翰林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华出身翰林院，却偏偏让儿子直接到工部观政，到刑部做主事，绕过了“翰林院”这个做高官必需的门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番巧妙的人事调度和安排。要想弄明白这一点，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分析王阳明那位城府如山、精明透顶的礼部侍郎老父亲的经历、仕途和心态。
在明代，一位学子在寒窗苦读之后终于考中进士，做了官，这只是他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因为进士及第是官员人生的一处岔路口，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从翰林院出身，做皇帝身边的近臣；二是从六部出身，做一个担任实际工作的能臣。
状元公王华自己走的就是第一条路，进入朝廷后，他从翰林院六品编撰做起，以皇帝身边文学侍臣的身份一步步走上来，主持过经筵日讲，参与编纂过《宪庙实录》和《大明会典》，做过詹事府少詹事（少詹事是专门辅佐太子的职位），又给当朝太子做过讲师，加之王华精明干练，能力极强，将来势必成为朝廷最上层的重臣，而他的资历又给他提供了多重机会，既可能在弘治朝得到重用，担任阁臣，又可能在将来太子继位后升任阁臣，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担任两朝的阁老。
但阁臣并不容易做，这是一个极度荣耀却也备受攻讦的位置。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罢宰相之职，并且把这一条写进了《皇明祖训》里：“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有了这么凶狠的戒条，此后明朝就再也没有宰相了，内阁的阁臣并不等同于宰相，他们必须唯皇帝之命是从。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又确实需要在皇帝之下有一位或几位名副其实的人来协调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明朝的内阁辅臣变成了一个很窘迫的角色：皇帝不认为他是宰相，朝臣们却又把他们当成宰相。如果阁臣巴结皇帝，就会被臣子们指责；维护朝臣与皇帝争执，又会遭到皇帝的打击和罢黜。
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只好更多地巴结皇帝，唯皇命是从。这么一来他们就难免遭到下层言官的弹劾，而言官们弹劾时又不敢稍涉皇权，就往往会以阁臣的私人操守为攻击点。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例如，嘉靖皇帝曾经重用奸臣严嵩，借着严嵩父子的手迫害朝臣。可到了晚年，嘉靖皇帝卸磨杀驴，罢免了严嵩，将严嵩之子严世蕃下狱论罪。
严嵩父子是嘉靖一朝出名的奸臣，尤其严世蕃这个人为祸朝廷多年，收索贿赂，迫害朝臣，劣迹斑斑，十恶不赦，百官都欲杀之而后快。为了坐实严世蕃的死罪，审案的官员们在搜集罪证之时不遗余力，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罪状中也记载了严世蕃迫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和锦衣卫经历沈炼的恶行，当时的阁臣徐阶看到这一条很惊讶，立刻就问审案官员：“你们到底是不是想杀严世蕃？”
审案官说：“必欲杀之！”
徐阶就说：“你们既然要杀严世蕃，却又在案卷中提到杨继盛、沈炼，这岂不是在给严世蕃帮忙？因为当初杀这两个好人，都是严嵩从皇帝那里弄到圣旨才杀的，现在你们提起这两件冤案，等于是在间接指责皇帝。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这几个审案的人就要倒霉，严世蕃倒没事了。”
徐阶这位阁臣果然厉害，一语点醒梦中人，审案官赶紧换了几条与皇帝不相干的罪名报上去，说严世蕃勾结倭寇，豢养匪类，占用被认为“有王气”的土地修建宅院，有不臣之心，以这些罪名“构陷”一番，才把严世蕃给杀了。由此可见皇权之威，言官构陷之狠——即使构陷是针对坏人。
终明一朝，身为阁臣的官员不管是正直敢言，还是奸佞妖邪，又或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庸碌之辈，大都难逃言官的弹劾，真正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为了避免将来一旦失意，遭到朝廷言官的痛击，那些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内阁重臣的官员们往往给自己做官的儿子安排一条平凡的为官之路，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做一个中下级官员。若父辈的仕途顺利，不出麻烦，则一家人安享太平；就算遇到一些麻烦，大不了父亲致仕退休，儿孙辈或可免受牵连，最多也不过贬官、革职，不至于招来更大的灾祸。
另外，王华升迁虽快，却缺少外放任职的经验，人脉只限于朝廷，在地方上缺少助力，儿子到地方上做官，对王华也会起到辅助作用。
所以王华为儿子安排的前途是：不进翰林院，只在部里（比如刑部）担任一个中级官员，将来等待机会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官。总之是不入中枢，不做重臣，在官场上尽量不要出头，也不去冒任何风险。
如果阳明先生的人生之路完全按父亲的安排去走，那史书上应该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可王阳明并不因为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平庸的前途就甘于平庸，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奋不顾身冒死上谏，做了一个诤臣该做的事。
二忠而见弃
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朱祐樘暴病而死。太子朱厚照登极，年号正德。而正德皇帝继位，给大明帝国那经过百年培养，已然变得像时钟一样精密沉稳、井然有序的朝局带来了一场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后都会陷入“逐步退化”的怪圈，自开国之日起就活力渐失，吏治渐坏，君主渐昏，土地兼并，百姓破产，局面一步步变得不可收拾。为了应对危机，缓解矛盾，树立权威，延长统治，历代皇帝和重臣们就共同制订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皇登极之后，要大赦天下，用这样的方式与朝臣和百姓们达成和解，然后进行一场有限的改革，澄清吏治，革除时弊，缓解土地兼并，调和社会矛盾，至少在最初的几年内让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以树立新皇帝在朝廷和民间的威信。这么一个被老百姓俗称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其实是“祖制”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位新皇帝都要遵循这套游戏规则。所以每一位新君登极、每一轮新政的开局，总是令天下人翘首期待。
其实，早在正德皇帝登极之前，大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江河日下，孝宗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也感觉到朝廷流弊日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如疏通盐法，裁撤织造太监、镇守太监，约束皇室贵戚，制止土地兼并，这些改革措施有的得以施行，多数却因为种种阻力未能深化，而明孝宗又是突发暴病而死，事发仓促，生前策划的改革顿时全被搁置，这更让满怀希望的朝臣们惋惜。所以在新君登极之时，满朝臣子和全国百姓都等着皇帝励精图治，把先皇没办成的事推行下去。
却想不到新继位的皇帝朱厚照自幼被父母娇惯，失于管教，道德败坏，任性恶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顽君，其登极伊始就违反了做皇帝的起码规矩，不肯裁撤冗余的官僚，没有澄清吏治，反而宠信太监，疏远大臣，纵情玩乐，又渐渐地把前朝刚整顿出一点模样的盐法破坏了，好不容易裁撤掉的织造太监，又被重新派遣到各地。
在朱厚照身边又有一群陪伴他的太监，个个都是精选出来机灵乖巧的角色，能说会道，更是玩乐的好手，骑马射猎、下棋踢球样样精通。这些太监大多从小净身入宫，一辈子都长在深宫，心里根本就没有“天下”二字，只知道奴才要讨好主子，一味地奉迎太子游乐骑射。其中最邪恶的太监要数刘瑾。
刘瑾，陕西兴平人，七岁净身，九岁进宫，是个做粗活的太监，一开始在宫里混得并不得意，后来得了机会来到太子身边，这才渐渐得势，把朱厚照紧紧哄在了手心里。有皇帝撑腰，再加上为人凶狠，有胆量，有谋略，刘瑾渐渐成为“八虎”集团的首领。
正德元年（1506）九月二日，有太监借着出宫办事的机会向皇帝“乞请”盐引一万六千引，这个做法是有违明朝的《开中盐法》。按说一位皇帝应该精通政治、经济，对本朝的盐法相当清楚，对太监们骗取金钱的花招也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可正德皇帝却不具备这些必要的政治经验，对政事一窍不通，加之太任性，也不和大臣们商量，就胡乱把盐引赏给了太监。这样一来，从弘治年间苦苦整顿而刚见成效的盐法就被破坏了。
眼看正德皇帝又在破坏国家法度谋一己之私，朝臣们忍无可忍，内阁三位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一起出面和皇帝争执，但他们不敢指责皇帝，只好把矛头指向破坏盐法的太监。在阁辅和朝廷众臣的坚持下，正德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准备惩治刘瑾等人。想不到刘瑾事先得了消息，跑来向皇帝哭诉求饶，而正被群臣围攻的朱厚照也恼羞成怒，居然立刻收回成命，委任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京城十二团营，又任命亲信太监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重建已经被废除多年的西厂。随即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连夜逮捕支持文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范亨、徐智，准备借助厂卫特务力量打击内阁。
面对皇帝发动的政变，身为朝廷文官之首的三位阁臣毫无抗拒之力，只能一起上奏请求退休，朱厚照立刻逐走了刘健和谢迁，只留下一个李东阳，以此搞垮原有的阁臣体系，从最上层把文官集团打倒。
文官，是国家苦心培养和精心选拔出来的一个精英集团，作为个人，他们是保守的、脆弱的，但当他们结为一个集体时，便拥有极大的凝聚力，而且怀有人格上的优越感。现在正德皇帝刚登极一年，就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公然驱逐内阁辅臣，而这几个辅臣还是孝宗皇帝托孤的重臣，这样一场野蛮的政变触动了文官集团最核心的利益，立刻引发了朝臣的不满，御史、给事中纷纷上奏，请皇帝留下两位阁老，处置刘瑾等一班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