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各地，帮着他守御疆土，其中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被封在大宁，手里掌握着一支精锐的边军。后来四皇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江山的时候，用计从朱权手里夺取了这支精锐的部队。事成之后，朱棣把朱权改封在江西南昌，从此宁王府成了朱姓王公之中第一等的藩王。
弘治十年（1497），宁王朱宸濠嗣位，成了南昌宁王府的第四代藩王。朱宸濠这个人很聪明，有文才，也有野心，眼看正德皇帝昏庸邪恶，已经失尽了天下民心，朱宸濠不由得生了谋反之心。这些年他盘踞南昌一府，广纳谋士，贿赂官员，经营多年，势力很大。他身边有致仕还乡的右都御史李士实，江西省内著名的才子、安福举人刘养正为谋士，鄱阳湖盗匪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人为羽翼，在朝廷里又和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吏部尚书陆完等人勾结，用银子贿赂朝中的重要人物，收取南昌左卫军马作为王府护卫，手中控制的湖匪、山贼、卫所兵和江西官军加起来，总数已近十万人，江西省的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等重要官员大半被他招揽过来，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只等时机一到就要动手。
按理说，像这样一个反心毕露的藩王应该引起正德皇帝的注意才对。可当年正德皇帝登极之时，为了自己的私欲曾搞过一场大清洗，对弘治朝留下的旧臣进行了无情打击，这个狠招使得整个朝廷元气大伤，前朝苦心培养出来的文臣班子几乎震掉。其后正德消灭了大太监刘瑾，却又起用了边军将领江彬、许泰作为新宠，而江彬等人的奸邪丝毫不输于刘瑾。
眼下的大明朝君昏臣奸，一团漆黑，朝廷中有识之士实在不多。而兵部尚书王琼就是这么一位聪明人，他早已感觉到了宁王的野心，并尽自己的力量加以防范。
这次王琼极力推荐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就是因为这位兵部尚书感觉到宁王反相渐露，这个藩王盘踞江西多年，势力庞大，羽翼丰满，很难对付，要想找到一位正直能臣去对付宁王，并不容易。加之奸贼当道，朝政日非，正直的臣子在朝堂上站不住脚，而正直能干的人几乎挑不出几个来。南昌的宁王此刻已经成了气候，他又最擅长贿赂结纳，每每以巨额金银、高官厚禄来诱惑官员，朝野之中有很多人都被他拉下水，明里暗里替宁王说话。所以派往南赣统兵的官员必须是既顶得压力，绝不向宁王的淫威屈服，又正派可信，绝不会被宁王用金钱收买的人。
经过一番仔细权衡，王琼认为朝臣中只有王阳明才干出众、品德高尚，真正是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能臣。所以他才费尽周折一定要把王阳明派去坐镇南赣，居于赣江上游，掌握赣州卫官军，同时有权辖制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马，在兵员数量和战略态势上都占据着优势，对南昌的宁王势力加以监视。一旦宁藩有异动，王阳明就可以调集南赣属下各路兵马沿赣江而下，直接对南昌用兵。
虽然后来因时局所限，宁王叛乱之时，王阳明没能调集四省兵马，但阳明先生仍然凭着大智大勇，以手中劣势兵马击败了叛军，不负王尚书所托。
对于举荐王阳明的功劳，王琼也很得意。宁王造反的时候，王琼就对惊慌失措的朝臣们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阳明）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
王琼对阳明先生极为信任，交给他如此重要的任务，又再四举荐，继而尽一切力量配合王阳明的工作，可以说没有王琼，就没有阳明先生的盖世奇功。同样，当王琼遇到危机的时候，王阳明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
嘉靖元年（1522），嘉靖皇帝封王阳明为新建伯，正月初十，王阳明上奏请求辞去封爵，在奏章里他先说宁王谋逆十余载，起兵之时却旬日而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却是“上天之意，厌乱思治，将启陛下之神圣，以中兴太平之业，故蹶其谋而夺之魄，斯固上天之为之也”，用这一番瞎掰取悦了嘉靖皇帝之后，这才说到正题：“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
在奏章里，王阳明提到了两位重臣的名字。第一个是大学士杨廷和，此人其实完全没有参与平定宁王的战事——甚至有传言说杨廷和长期以来一直在暗中袒护宁王，所以杨廷和本人与这场大功毫无关系，王阳明在这里提他的名字，只因为杨廷和眼下担任着首辅大学士的要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阳明的奏章里不捧他一下不行；第二个是兵部尚书王琼，他专门提到王琼和杨廷和一样，“皆有先事御备之谋，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
需注意的是，早先兵部尚书王琼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厚着脸皮钻进正德皇帝身边的奸臣圈子，成了“豹房宠幸”中的一员。到正德驾崩，嘉靖登极，大治奸党，一时间泥沙俱下，像王琼这样的人难免遭人误解，有口难辩，再加上他又一直与首辅杨廷和不睦，此时已经遭到清算，被当成前朝奸党下了大狱，而且因“交结近侍律”被判死刑。而阳明先生在这个时候冒着天大的风险上奏，不惜拿自己刚刚得到的“新建伯”的爵位和嘉靖皇帝讨价还价，竟是在为一个判了死刑的人鸣冤。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王阳明在奏章里专门指出王琼和杨廷和“皆先事御备之谋”，显然他是生拉硬扯，非要把兵部尚书王琼和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拉在一起。可杨廷和是首辅，王琼却是下狱论死的罪人，王阳明在奏章中竟然把地位悬殊的这么两个人物硬扯在一起，这是要得罪杨廷和的。
事实上，把王琼打倒批臭、下狱论死的人正是杨廷和。杨廷和厌恶王琼，首先因为王琼对豹房奸臣江彬、许泰等人巴结逢迎，这一做法让杨廷和很看不惯；其次是杨廷和虽为内阁首辅，可正德皇帝任性胡为，凡事多不与内阁商量，王琼为了维持兵部的正常运作而巴结皇帝，也就时常从皇帝那里直接取得圣旨，这么一来很多事都绕过了内阁，身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对此当然不满，可他不敢责备皇帝，就只能怨恨王琼了；最后是正德皇帝驾崩后，为了立储的事，杨廷和与王琼曾发生过争执，两人看法不一致，便成了政敌。
阳明先生能平南赣、破宁王，多亏王琼的举荐和协助，现在王琼获罪下狱，王阳明又上奏来救王琼，甚至冒着被内阁首辅当成政敌攻击的危险，在奏章中硬把杨廷和跟王琼扯到一起，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杨廷和从此把王阳明也视为政敌，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使王阳明赋闲多年不被重用，直到杨廷和被嘉靖皇帝罢免，情况才有所改善。
王阳明舍弃功劳爵禄，一心救护忠臣，这样的大勇气实在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诚意。
二只是一个诚意
虽然有兵部的全力支持，王阳明终于下决心接手南赣巡抚一职，可他毕竟是个文官，从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这样一个文人被派到深山里去剿匪，实在是进退维谷，无从下手。然而王阳明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而且做得很好，很成功，究其原因，全在一个“诚”字上。
诚，是儒家极推崇的一个理念。《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把“诚”视为天道和“成圣”之路，王阳明也十分认同。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告诫弟子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又反复强调说：“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在《赠郑德夫归省序》里，王阳明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与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与离妻同；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然后私得而蔽之，子务立其诚而已。”认为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的确立，无非是“立其诚而已”。
为了强调“诚”的重要，阳明先生甚至说出了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来：“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这两句话听起来有点吓人，可当王阳明千里迢迢前往南赣剿匪时，他所要做的诚意功夫，真就是“咽喉上着刀，心髓入微处用力”了。
一个“诚意”，看起来简单明白，其实就如“良知”一样，诚意的指向也是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例如王阳明认为古人所重视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真言，是“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用如此肯定的语气将古人解释得驳杂不堪的概念简单化，把“十六字真言”归纳为一个“仁”，这也是诚意的表现。
仁，是孔子学说的精髓，王阳明把“仁”字看得极重，认为“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在《大学问》里他提出：“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由此推之，则“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天地万物为一体”。
阳明先生这一段话说得激情洋溢，而其中“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的内涵，正是取自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名言，是一条非常明确的“成圣路线图”，“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圣人境界了。
由这样一个“成圣”的诚意境界再推之，则是“无我”。
无我，这也是古人推崇的境界。孔孟两位哲人在这上面说出的话略有些粗率，以至于一眼看过去会让人糊涂。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乍一看似乎是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现代人学习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这和孔子一向拿古人说事来讽刺“今人”的说法相悖。对此，王阳明倒是把孔子的思想看透了，想通了，在《书王嘉秀请益卷》里专门为孔子的话进行阐释：“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
王阳明认为，“古之学者为己”是指古人学习的目的是学习仁义良知，用来克制自己心中的私欲，而“今之学者为人”则指“今天”的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会伎俩去“陷害别人”，所谓“为人”是针对别人、算计别人的意思。王阳明对孔子学说的解释是极为精准的。
有成仁之诚，有无我之诚，则人必能生出一种大反思、大改过的愿望和勇气，这“改过”之勇，是阳明心学中一个非常要紧的大命题。
王阳明是有这样的大勇气的。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告诫学生：“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在《寄诸弟》一文中又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
确实，天下人没有不犯错的，大圣大贤也会犯错。为什么犯了错的圣贤仍然被世人敬仰？因为他们能知错，愿改错。能知，是大智；肯改，是大勇；大智大勇，才能成大圣大贤。身居高位，有错不改，讳疾忌医，那就不圣不贤，惹人厌恶了。正如孔夫子所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发现有错，却不改，一个错就变成了两个错。而且后面的错比前面那个性质更严重，危害更大。
至于怎么改过？王阳明强调的是自我反省，自觉反思，以良知为明镜，自省自察。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如此告诫学生：“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王阳明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有力度，但更有力度的还是他对“知错”和“改错”两个概念的区分。
王阳明认为有错不改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知有错”，另一类是“知错不改”。对于“不知有错”的人解决办法比较简单，“悔悟是去病之药”，肯悔悟，就有办法。但麻烦的是那些“知错不改”的人。其中最鲜明的一个活样板就是正德皇帝。正德皇帝知道自己有错，也知道是什么错，但他抱定主意，坚决不改！这个昏君可以把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章全部押下，不予回复，急了眼又可以一顿乱棍把臣子打死，或者一句话罢了人家的官，面对这么一个愚顽至极又独操权柄的大独裁者，怎么办呢？
在《悔斋说》中，王阳明这样讲：“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过饰非）焉，过将日入于恶。小人之恶，悔而益深巧焉，益愤谲焉，则恶极而不可解矣。”君子有错，虽然知错却不肯改，反而文过饰非，时间一长，恶习就浸入骨髓了。小人的恶行如果不肯改，还不听劝，那这种恶习将终身不得解脱……
正德皇帝是后者，其恶习终身未得解脱，以至于毁了自己，早早就死掉了。
对正德皇帝，王阳明是劝不动的，所以他下面的话不是说给正德皇帝听，而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故悔者，善恶之分也，诚伪之关也，吉凶之机也。君子不可以频悔，小人则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也就是君子知错肯改（知错肯改才叫君子），所以用不着经常后悔。
对于那些勇于改错的人，王阳明是非常赞赏，而且大加鼓励的。他说：“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仅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这句话，正是他在南赣剿匪时行事的依据。
虽昔日为“寇盗”，今日（能痛改前非）不害（百姓），为君子。王阳明正是依此把数以万计被官府逼成盗匪的百姓感化成了“新民”，而王阳明对“新民”全部划村拨地，送给耕牛种子，让他们好好生活，真的是一视同仁，毫无歧视，更谈不到“秋后算账”，在这方面，王阳明是个好官。至于“甘心于污浊终焉”的人，也有。大盗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就是此类，对他们，王阳明“亦绝望尔”。
在王阳明的精神世界里，成仁、无我、改错，最终都以一个“诚”字来实现。于是王阳明怀着一颗诚心，抱着一腔“悔过”的诚意来到南赣九府上任。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日，王阳明到达南赣巡抚驻地江西赣州，立刻开府办公。首先做的就是拿出自己的诚意，给南赣九府的老百姓还债。
在王阳明来赣州之前，南赣巡抚治下九个府是个真正的烂摊子。这里地域广阔，山深林密，大帽山、大庾岭、九连山、八面山纵横勾连，很多地方还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由于明朝政令昏暗，土地兼并异常严重，被夺走土地的流民总数估计已达六百万！这些人到处流浪，希望寻找一块脱离官府控制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四省交界的南赣地区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于是大量流民涌入南赣，有的就地垦荒，结寨自保，成了强人；有的窜伏深山杀人越货，成了盗匪。
到底明朝的土地兼并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一切恶果又是谁造成的？只要往紫禁城里那把龙椅上看一眼，一切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