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房在皇城西内太液池的西南岸，原本是皇宫里饲养猛兽的地方。正德二年，皇帝看中了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喜欢“豹房”这个听起来相当邪恶的名字，就擅自花费白银共计二十四万两，添造房屋两百多间。此时朝中大臣刚刚遭到清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皇帝的私欲，正德皇帝给这个新的建筑群取名“豹房公廨”，并于正德二年八月从乾清宫搬到豹房，在这里安了家。
正德皇帝这样做，目的是要摆脱母亲张太后对他的监护，摆脱与妻子夏皇后之间的婚姻纽带，也摆脱与朝廷大臣的直接联系，彻底成为一个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的独裁者。
掌握大权，缓和朝局，搬出乾清宫，这些事办完之后，正德皇帝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布局，从此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了。而刘瑾在掌权的几年间打击朝臣，广布冤狱，得罪的人太多，又收贿索贿，买官鬻爵，聚敛金银，名声太坏，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只能给正德皇帝脸上抹黑。于是正德皇帝决定布局，清除刘瑾，既把这个权力过度膨胀而被外界称为“立地皇帝”的太监消灭掉，免去政治上的威胁；又为自己早年的邪恶行为寻找借口，恢复自己的名誉。
于是正德皇帝开始在刘瑾身边培植另外两股势力：正直精干却与刘瑾有仇的朝臣杨廷和、杨一清以及与刘瑾齐名的大太监张永。这几位臣子不负皇帝之托，很快就借着安化王谋反一事搜罗各种证据，证明刘瑾想要“谋反”，于是皇帝勃然大怒，翻掌之间，就把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关进了死牢。
后来特务们抄刘瑾的家时，居然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零五万七千八百两，总共约合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总计约合银五千万两；另有宝石两斗，金甲两副，金钩三千副，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两束，金汤盒五百套，龙衣衮袍八件。除了这些吓人的财宝外，还有用于“造反”的工具：穿宫牙牌五百余面，盔甲一千余副，弩机五百余副，外加一颗“伪玺”。除此之外，又在刘瑾随身的折扇里发现两柄尖刀……
在大明王朝的官场上，一个权臣的生死荣辱全看皇帝的喜怒和政治的需要。所以明朝的官员们根本没有人会天真到去讲究证据，追求什么“真实数字”，从皇帝、辅臣、特务头子到朝廷里的刑部官员，所有人一致认为刘瑾犯了如此大罪，那是一定要严惩的，而大明朝最残酷的刑法就是凌迟。
于是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那天，很多人到法场来争着向刽子手买刘瑾的肉，当场生吃下去。刘瑾死后，愤怒的百姓冲上刑台，把他的尸骨拆散，骨头都砸得粉碎。
杀了刘瑾，吃了他的肉，拆了他的骨，天下官员百姓无不欢呼雀跃。这时候大家似乎已经忘了：刘瑾虽死，当年那个“八虎党”还在，尤其正德皇帝还盘踞在豹房里，正在为所欲为，大明朝的政局并未有丝毫改变。
陷害，是传统官场哲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在中国历史上，被陷害而死的奸臣，恐怕不比被陷害而死的忠臣少。而读史书的时候，我们通常只记住了李斯，却忽略了秦始皇；只记住了张汤和郅都，却忽略了汉武帝；只记住了李辅国，却忽略了唐肃宗；只记住了秦桧，却忽略了宋高宗；只记住了刘瑾，却忽略了明武宗；只记住了和珅，却忽略了清高宗……就好像在这些恶劣的皇帝身上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奸臣保护膜”，一切邪恶都是“奸臣的邪恶”，躲在奸臣背后的皇帝却永远冰清玉洁，完美无瑕。
奇怪，为什么我们总是只关注舞台上的小丑，而忽略了幕后真正的邪恶？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透过表象去看问题的本质？究其原因，只是因为中国人没能理解孔夫子提出的“克己复礼”。
早在春秋时代孔夫子就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但如此明确如此简单的四个字，两千年也未能实现，到现代，更是被中国人质疑，因为大家都在纠结于两个问题：克己复礼，是要“克”谁？要“复”什么？
克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私欲，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克己”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但实际上，孔子一生从没有致力于克制老百姓的私欲，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克制”国君和贵族们的私欲了。虽然孔子到处讲学，教出弟子三千，但他教育这些弟子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些弟子和他一起去“克制君王”。
孔子思想的本意，是只“克”君王而不“克”百姓的，因为光是克制君王的私欲就已经让这位老先生忙不过来了，他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管百姓的私欲了。对此，孔子留下这么一句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政治，就是“正直”，君王们正直了，其他人（百姓们）谁敢不正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统治者的德行像风，老百姓的心像草，仁德之风吹过来，草自然就伏了。）
老百姓的私欲怎么去克？且不必管，先把君王“克”住，把统治者“克”住，把执政者“克”住，这是首要的，这一条没做到，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才是“克己”的本意！如果我们理解了“克己”的真正含义，并像孔子一样，把“克制君王的私欲”当成头等大事，就能击穿那层“奸臣保护膜”，直击问题的核心。
什么是“复礼”呢？就是恢复社会秩序。恢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恢复“对当时来说最好的”社会秩序。孔子生活在周朝，对他来说，已知的最好的社会秩序就是“周礼”。对此孔子做过总结：“周监于二代，郁郁而文乎，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总结了夏朝和商朝礼法的精华，丰富多彩，所以我才把周礼当成最好的社会秩序加以维护。
孔子生在周朝，于是他维护较为先进的“周礼”，而不维护比较落后的“夏礼”或“商礼”，这是孔子做出的明智选择。我们这些后人要“复礼”，要恢复社会秩序，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来恢复一种最好的社会秩序。
刘瑾倒台后，王阳明调回京城担任了吏部验封司主事，这是时隔五年之后再次做回他的六品京官。可这五年的磨砺已经使王阳明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一位心学宗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王阳明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志向，那就是：广收弟子，开馆讲学，把心学思想传播于世，发扬光大。
在庐陵县做县令的几个月时间，是阳明先生这一辈子和百姓贴得最近的时候，也是他最感束手无策的时期。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他既不能治理县境、解民疾苦，也无力与上司抗争救民于水火，任职期间感觉到的，是空前的软弱和无能。
正是这份失败的挫折迫使阳明先生重新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北京城里又有刘瑾这个“活样本”让他分析，在京城赋闲的时候，又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思考。最终王阳明逐渐明白，要想成为一个对时代有所贡献的人，光靠良知指引方向还不够，他还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打破皇权的独裁，化解朝廷施加在百姓身上的毒咒。
苦思冥想之后，王阳明做了一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讲学，像孔子那样全力讲学，讲“良知”之学，讲“知行合一”的道理，尽可能培养出一群既正直又有才华的学生，教会他们“用良知指引人性”。
当年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以后，就开始讲学，教化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他的目的就是要集众人之力与邪恶的统治者抗争。以前王阳明在京城、龙场、贵阳城里都讲过学，但那时的他意识还不清晰，只知道应该讲学，却不知道为何讲学。可经过对“刘瑾事件”的反思，他才真正明白了“克己复礼”的指向性问题，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要讲学”，由此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讲学，像当年的孔子教书育人一样，培养出一群敢于向恶势力挑战的勇士。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说过这样的话：“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正‘皇帝’也”，但“皇帝”两个字是看得出来的。
而《传习录》里的另一段话说得更清楚：“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表面看是在讨论学问，其实却是在强调“大臣格君心”这几个字，而这正是孔子“克己”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