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类别繁多，有正史、别史、杂史、稗史、霸史等区分。正史的名称，创自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而别史的名称，首见于宋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史部六别史类云：“陈振孙《书目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所，皆得类附……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事实上，别史与正史并无性质与价值上的区别，只不过正史是由历代政府主持修撰，而别史则是官方正史之外，有体例、有系统的史著。明末清初计六奇所撰《明季北略》就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典型的别史类著作。《明季北略》力图融编年和纪事本末为一体，在遵循时间顺序的原则下，详尽载录了明清鼎革之际丰富的历史活动，梁启超誉之为“有永久的价值”诚不为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理学思潮的勃兴，将传统史学的伦理化特质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撰述，这不但体现在正史之中，也体现在别史一类的非官方史著之中。《明季北略》可谓一例。作为封建后期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程朱理学亦强烈制控着计六奇的史学著述活动，这首先体现在史料的选择上。我们知道，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受记录者的主观目的、政治态度、史学观念、知识水平、观察能力以及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史料记载的历史事实既包含客观的历史内容，又有其主观性的成分，也就是说，所谓的绝对客观的史料记载，总是渗透着记述者的主观感情和价值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对史料的取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计六奇《明季北略》在记述晚明史实时反映出这种倾向。如书中曾著录崇祯帝一件小事：
上御便殿阅章奏，闻香心动，诘近侍何来？对以宫中旧方。上叱令毁之，勿复进。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为误说也。”
计六奇评述道：
二事皆魏阉蛊惑君心之计。自古人主与贤士大夫接，则闻正言，见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宫，即与妇寺相狎矣。既耽声色，朝臣日疏，内竖肆虐，往往由此。
计氏的观点与朱熹所论“正君心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的主旨非常合拍，均着重于“君德”，在他们看来，君主具有一颗纯净无瑕、粹然至善的道德心灵乃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前提与关键。计六奇还特地记载了崇祯十四年思宗于百事丛脞之际幸临太学一事：
上视学，释奠礼成，步到东西庑，遍阅诸儒先神位……曰：“宋儒周、程、张、朱、邵六子，有功圣门最大，今称以先儒，位在汉、唐诸儒下，礼殊未称。尔部（指礼部）会同詹、翰等官，议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编纂成书，以弘圣教。”是岁九月，即汇集六子诸书。
在这里，史料记载的相对性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史者主体意识的渗透就表现在史实记载的选择性上，计六奇选取崇祯褒扬宋儒的话语，反映出自己的价值理念的倾向性。又如卷十八载有刘宗周上书言六事：
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享师首善，请立书院以昭圣明致治之本。二贞法寺……三崇国体……四清伏奸……五惩官邪……六饬吏治。
刘宗周乃晚明理学名臣，蕺山学派的开山之祖。在他看来，面临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明王朝最重要的任务不在于种种得当的政经、军事措施的实践，而在于“建道揆”，“立书院以昭圣明致治之本”，突出地反映出理学政治学说之特质所在，而计六奇之载其事也反映出其价值观之所在。
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乃儒者极力推崇之名目，《明季北略》无不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是非标准，鼓吹尊君严父，褒忠孝而贬忤逆。计六奇对那些明亡而腆颜事“贼”（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贬损不遗余力：
语云：“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夫一念之违，且有常刑，况公然拜舞贼庭，污其伪命乎！所以然者，以贪生怖死之心，用观风望气之志。方其苟且图活，亦迫于势之无奈，迄乎周旋匪类，反几幸贼之有成。肝肠既已全易，要领尚保无恙乎？始焉封疆失事，每每及于宽政，驯致诸臣习于苟免，即腼颜从逆，可幸无诛。人心一变至此，当事者不尽破私情，大伸国法，恐人伦从此遂晦也。
卷二十二末条，还载录了一篇无锡士子“撮四书成语”以嘲讽叛臣逆子的《孔孟讨贱文》：
君臣之义，察乎天地。少之时，诵其诗，读其书，将为君子焉。及其壮也，仕则慕君，行乎富贵，尊其位，重其禄，君之视臣如手足，如彼其专也。天作孽，贼民兴，一人横行于天下，从之者如归市……有大人者，相向而哭，北面稽首再拜，见危授命，守死善道，岂不诚大丈夫哉！有贱丈夫焉，好贷财，私妻子，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不保社稷，不保宗庙……臣不臣谓之贼，屡憎于人，亲戚叛之，乡人皆恶之，获罪于天。
这种突出尊君、严责臣节，鼓吹绝对忠孝的史笔主旨，既是封建后期君主专制政治在计氏史学活动中的折光反映，也体现了宋代理学思潮勃兴之后，史家所无法摆脱的意识制控。还有卷二十三《宋献策与李岩议明朝取士之弊》也很能反映严君父子之尊，崇扬忠孝伦理的理学思想：
献策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乌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成又云，“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此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己所，致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释氏本西竺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
突出地反映计六奇牢不可破的伦理纲常价值至上观念的地方还在于《明季北略》大量的有关忠臣殉难、孝子殉父、贞女殉节的记述。提倡君父之尊，就要贬损叛臣逆子，《明季北略》在贬斥腆颜事“仇”的降臣的同时，对那些殉难大臣褒扬备至。如卷二十一载殉难文臣，对左中允刘理顺满门靖节一事称颂道：
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节也；仆死主，义也。忠孝节义，萃于一门，可谓盛矣！可谓难矣！而刘公复以状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难中之难也。馨癵青史，休哉！
计六奇生活的时代，正值明清鼎新革故、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全然崩溃，普通民众可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妇女的命运尤为悲惨，而《明季北略》却不厌其烦地大量记载了殉节“烈女”的情况，以作为对纲常伦理的鼓吹。如崇祯十三年，“山东诸省皆积岁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一位“山东巨族女”乞食街头，照料染病不起的丈夫，旁人劝其“何不别适人，可得数十金，调理夫愈，则两命俱治矣”，这位妇女义正辞严地说：
与失节生，宁守义死。况夫病已深，纵有饮食药饵，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独存，奈何徒丧廉耻乎！后两人俱饿死，计六奇却对此事持十分肯定的态度，称：“江左贵人妻女失节败闲、恬不知耻者，观此掩面矣。”
综上所述，历史学不但是考证与辨析史料，揭示具体的历史事件，表现历史真实的过程，而且也是历史学家的主体，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在史学研究中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认识既是一种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也是一种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历史在表述人物、事件时就渗入了史家的主体价值观念。《明季北略》正是一部渗透着史家价值理念的史学名著，计六奇秉持理学的伦理价值理念以选择史料和评述史实，反映出封建后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史学认识的强力制控。更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主要参考书目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
《史记》，中华书局，1986年。
《汉书》，中华书局，1986年。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6年。
《后汉书》，中华书局，1986年。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86年。
《宋史》，中华书局，1986年。
《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
《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
《唐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
《杨龟山先生集》，清康熙四十六年杨氏刻本。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
《斐然集》，中华书局，1993年。
《致堂读史管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本。
《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东莱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东莱博议》，国学整理社，1947年。
《丽泽论说集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
《陆象山全集》，中国书店，1992年。
《宋名臣言行录五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
《道命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
《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
《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
《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
《弘治衢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据明弘治刻本影印。
《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国立编译馆，1945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鼓应：《老庄论集》，齐鲁书社，1987年。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
成中英：《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印行。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济南出版社，1995年。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6年。
钱逊：《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赵吉惠、赵馥洁：《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贺荣一：《孟子之王道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李书有：《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吴乃恭：《儒家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石训、姚瀛艇：《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金景芳：《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1991年。
潘富恩：《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吕祖谦思想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
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
宋衍申：《司马光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
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
黄进兴：《优入圣城：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董平：《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姜广辉：《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朱熹哲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伦理思想的突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思想史》，水牛出版社，1980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蒋荣昌：《历史哲学》，巴蜀书社，1992年。
王文亮：《中国圣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赵轶峰：《千秋功罪：君主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年。
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
《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张寿镛：《约园著作选辑》，中华书局，1995年。
张岱年：《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刘岱：《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三联书店据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修订版影印，1991年。
刘述先：《中西哲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蔡方鹿：《一代学者宗师：张縂及其哲学》，巴蜀书社，1991年。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
王育济：《天理与人欲》，齐鲁书社，1992年。
祝瑞开：《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姜法曾：《中国伦理学史略》，中华书局，1991年。
陈正焱：《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
赵士林：《心学与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余英时：《史学与传统》，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张雄：《历史转折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
《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
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唐君毅集》，群众出版社，1993年。
《徐复观集》，群众出版社，1993年。
《牟宗三集》，群众出版社，1993年。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
[美]威廉·K·弗兰克纳：《伦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英]罗素：《论历史》，何兆武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
[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德]杜林：《哲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1年。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
[美]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日]五末欣造：《儒教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