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庆朝起，清朝统治已渐显颓势，内忧外患益炽，前所未有的家国忧患和文化危机，促使诗歌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诗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时代变化与诗学转变之间的关系。陈衍在《小草堂诗集叙》论道：
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镬类然也。
在晚清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宋诗重理趣、讲学问的特征得到清代以来最大限度的认同。“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余绪，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由于近代以来的宋诗派不仅在理论上对宋诗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其诗学修养和诗学实践也都有了很大提高，对于宋诗的接受，分别在阅读、分析、创作三个环节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形成了自身的面目。正如汪辟疆先生所说“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当在近代”。而清诗之所以有此“面目可识”，与清代宋诗学的发展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以来的宗宋诗派可分为前期的道咸宋诗派和后期的同光体派。道咸宋诗派主要以程恩泽、祁寯藻、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由于乾嘉朴学穷研经史、考订训诂的学术精神与宋诗深于学问、精于意理的表述方式得以沟通，所以道咸宋诗派对于宋诗能够深悟其趣，表现出“诗学合一”与“尚奇求变”的特征。他们讲求以学问入诗、以考据入诗，欲将经史诸子驱之笔下以为诗材、诗料；学宋而能兼唐，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师，崇尚奥僻险怪的风格。程恩泽与祁寯藻以高位倡宋诗，宋诗学自此而大张其帜。程恩泽强调诗歌之性情不能离开学问，所谓“性情又自学问中出”“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何绍基也明确表示：“作诗文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郑珍同样表示：“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瞻乃相济”。而莫友芝也认为“才力赡裕，溢而为诗”。深究道咸宋诗派的诗学理论，初看似乎不离于“修身养气”“以学为诗”等宋人的老生常谈。但实际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与此前宋诗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已经不再拘泥于唐宋诗本身来讨论诗学问题，而是将宋人的文化精神与诗学结合起来，通过对宋型文化的认同来建立宋诗学。以何绍基为例，他论诗以“性情”为重，但是更强调宋儒的修养功夫，强调得“性情”之正的“真性情”，他说：
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常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帖，得真性情。
诗歌表现“性情”是中国诗学的一贯主张。但何绍基认为真性情来源于“平日明理养气”，只有扎扎实实地奉行宋儒主张的“从日常起居”处体悟“孝弟忠信大节”，才能得真性情。他强调诗歌中要表现学问，强调诗文中要有考据，前提还是得多读书，但他同时也认为多读书的着眼点还是应该放在读书明理的修养功夫上：
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于书理有贯通处，则气味在胸，握笔时方能流露。
后期的宋诗派即同光体派，主要以郑孝胥、陈衍、陈三立、沈曾植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诗名起于光绪中期，而在光绪后期到民初时期这个阶段，为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前所未遭遇之大变局。一方面，同光体的倡导者多为士大夫官僚阶层中人，他们长于学问，擅训诂考据，对“研理日精，论事日密”的宋诗有天然的好感；另一方面，时局的动荡，“丧乱云朊，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界，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的社会现实，也在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而宋诗的表达方式更适合他们的文化心理，更有利于表现时代现状。
同光体派诸人虽然思想方面尚不能完全跳出封建社会的窠臼，但在诗学上却能打通时代局限，不囿于一时一家。无论是闽派陈衍的“三元说”，浙派沈曾植的“三关说”，还是赣派陈三立所主张的由黄庭坚溯源魏晋，都表现出了立意求新，扩大宋诗门径的思想。他们认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从宋诗出于唐而能变化的角度，肯定了宋诗独创的美学意义，强调宋诗的新变在诗歌美学上有独立的地位。同光体三派虽然在具体主张上有所不同，但都能立足于宋，进而上窥前朝，融合铸造而自成家数。他们秉持“师古以求新”的态度及倡导的诗学“变风变雅”精神，都着眼于时代特征，以发展变化的诗学观相号召，纠正了明人“取径狭而模拟之迹显”的偏颇，转益多师，在诗歌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将宋诗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严复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王水照师在《“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的淑世精神》中曾引严复的这段话并指出：“他虽未用‘近世’之名，但已敏锐地发现宋代与‘今日’（民国初年）有社会文化上的种种联结点。”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化上的联结点，使晚清的宋诗运动能够与宋型文化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并因此而大力推尊宋诗学。从这个意义来看，同光体之所以要以道、咸宋诗派的追随者自居，也是因为道咸宋诗派的宋诗学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给了他们更多的启发。
因此，我们可以说，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再次印证了邵长衡那句话，“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
针对“同光体派”进行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从同光体派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一方面是同光体派自己开展了对自身的研究，例如同光体派作家相互之间所写诗序及有关的品评、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夏敬观的《同光诗派》、胡先骕研究同光体派诗人的一系列文章等；另一方面是与同光体派同时，或为敌、或为友的诗歌流派与其在交往或攻伐中的相互评论，如南社、唐宋派等对同光体派的评论、分析、借鉴都可以归为此类。直到现在，研究同光体派无法绕开的两座高峰是汪辟疆先生和钱仲联先生的研究成果。汪辟疆先生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钱仲联先生的《论“同光体”》《梦苕庵诗话》《论近代诗四十家》等著作或论文都涉及同光体派，有诗人诗作品评，有诗学渊流探析，有作品本事、诗人轶闻，其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经典性的见解。钱仲联先生的弟子们也多以近代诗为研究对象，涉及同光体派之处时有所见。其中马亚中先生的《中国近代诗歌史》、马卫中先生的《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都可谓力作。近年来对同光体派的研究更为集中，涉及同光体派作家、作品的单篇论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专书专家研究不可胜数。研究同光体的文献方面则有钱仲联先生主编或自著的《清诗纪事》《沈曾植集校注》《陈衍诗论合集》、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陈步整理的《陈石遗集》、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散原精舍诗文集》《沧趣楼诗文集》《范伯子诗文集》《海藏楼诗集》等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和《民国丛书》、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提供了文献基础，而台湾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更是收集近代以来文献资料的集大成之作，从诗文集到作家年谱、评论等一应俱全，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极丰富的资料。近年来研究同光体派的博士论文主要有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王培军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孙老虎的《陈三立诗学研究》、周薇的《陈衍诗学研究》、李瑞明的《雅人深致——沈曾植诗学略论稿》、杨晓波的《郑孝胥诗歌研究》、贺国强的《近代宋诗派研究》等，均从考证生平到诗学诗作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截至目前，关于同光体派的研究多注重以他者的眼光来解析同光体派作家或作品，至于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即系统地研究同光体派作家自身究竟是如何看待宋诗，在哪些方面、以怎样的方式接受宋诗的论著尚未及见。笔者以为这不仅是清诗学要研究的问题，同时对宋诗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故选此课题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