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学接受的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其外部环境，一是其自身的诗学选择。此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研究同光体派的宋诗学也不外乎抓住此两点，解析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深入了解诗学接受的本质原因。
同光体派的产生、发展、变化都与其诗学源头的选择相关。道咸宋诗派进入同治朝的诗人才是其认可的宋诗近源，可见“同光”之“同”字绝非没有意义。笔者以为“同”字所指示的“同治中兴”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同治中兴所导致的国家政治、文化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接受了“同治中兴”文化精神，并以文化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自任。他们对文化精神的风气流变有着天然的敏感。在晚清民初这样的历史时刻，一种源自宋代的文化精神自始至终与他们气运相通，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宋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同光体作家成长于“同治中兴”期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但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所以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平而又相对自由的环境，让他们以文人的感性和想象把宋型文化精神埋在自己身上，生根发芽。在年少气盛的成长阶段，他们以功业自诩，倡言议世，视诗学为小道而不屑于为之耗费心力。为了能够像中兴名臣那样效力于国家，他们不乏科举之路上的应和时风，诗学上也曾有过“墨守汉魏盛唐”的阶段。随着中兴之光渐淡渐暗，“内敛而广大”的精神使他们更感到国之衰落是文化不振的结果，宋诗的“议论”“说理”“诗史”“学问”，让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借此种形式担当起一定的文化责任；宋诗的“自持与自适”功能又能够让他们能够排遗幽愤。
然而，辛亥革命彻底切断了他们自以为重任在肩的文化命脉，已经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坚持道义气节让他们作出了前朝遗民的选择。无论怎样，诗学经验在前所未有的时代之变面前不得不趋向分化，同光体派随着此前的发展惯性，在民国初年走上一个短暂的高峰后迅速地回落了。
由此可见，由于文化相通而对宋诗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情感认同，同光体派的宋诗学表面上是以宋诗为目的的诗学追求，实质上却是以宋型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全面继承，正因为如此，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在宋诗学研究史上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