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在同光体派中声势最为浩大，以陈衍为诗论核心，在品评闽地诗人的过程中，逐渐将同光体派的影响扩大。钱仲联先生指出同光体闽派：“以陈衍、郑孝胥、沈瑜庆、陈宝琛、林旭为首，最后有李宣龚诸人为殿。”汪辟疆先生列出的闽赣成员中闽地主要有：陈宝琛、郑孝胥、陈衍、沈瑜庆、张元奇、林旭、李宣龚、叶大庄、何振岱、严复，另外文中还涉及的闽诗人有陈书、黄濬、梁鸿志、王允晳、林长民、陈懋鼎、黄懋谦、沈觐冕、陈声暨等，还提到有林寿图、谢章铤、王毓菁，林、谢、王三人“诗亦不尽同光体”。另外，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中涉及的闽人远较他地为多，同光体闽派的确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闽派人数众多，但闽派的宋诗学理论主要还是由几位领袖人物奠定。
汪辟疆先生于《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以闽赣派代同光体派，并对闽赣诗风相同或相似之处加以说明：“闽赣二省，地既密迩，山川阴深，峰峦重叠，亦复相肖。且文化开展，并在唐后，而皆大盛于天水一朝。文士摅怀，有深湛之思，具雄秀之禀，所谓与山川相发者非耶？”从闽赣两地的共性来看，确是如此。然而如果进行具体分析，就会发现闽赣地域文化其实大有不同。闽地文学起源较晚，晚唐五代时候，才出现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人。诗歌则从唐诗开启诗风，数百年下来，唐诗风如长江大河，源源流过，余韵不绝。到晚清时期，同光体闽派以宗宋而名世，但日积月累下来的唐诗根底已成为深入骨髓的东西，因此整体诗风上呈现出“唐神宋貌”的姿态。
一、闽地诗学流变
在中国文学史上，闽地文学理论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从宋代开始，有严羽的《沧浪诗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刘克庄的《后村诗话》、蔡绦的《西清诗话》、吴可的《藏海诗话》、曾糙的《高斋诗话》、蔡梦弼的《草堂诗话》、吴泾的《杜诗九发》等。元代则有杨载的《诗法家数》《诗学正源》《杜律心法》、蒋昌的《榕荫诗话》。明代有高棅的《唐诗品汇》。清代以来，闽地的诗学著作更是不让前朝，有郑王臣的《兰陔诗话》、叶矫然的《龙性堂诗话》、刘存仁的《屺云楼诗话》、梁章钜的《闽川诗话》《长乐诗话》《退庵随笔》《试律丛话》《读渔洋诗随笔》、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从上面的罗列中可以看出，几乎在宋以后的每一个朝代，闽地的诗话中都有一部成为影响全国风气的著作，甚至是影响时代诗歌方向的诗学著作。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诗话之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诗学理论，如对宋诗特色的定位“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成为此后宋诗学的基本问题。严羽论诗主盛唐，强调诗歌要有“兴趣”，批评以苏黄及江西诗派为代表的诗风，认为宋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诗歌发展到此“可谓一厄也”。因此，他指导学诗者“入门需正，立志需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之论在元明两代宗唐者手中得到了继承。
杨载是元四大家之一，其《诗法家数》是元代诗法著作中有代表性的一种，他论诗亦以盛唐为宗。《元史·儒学传》载：杨载“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他在《诗法家数》中亦将唐诗作为效法典范：“予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历二十余年尚不敢奢望达到盛唐大家水平，可见其对盛唐诗的尊崇。
高棅为“闽中十才子”之一，《唐诗品汇》则是对严羽《沧浪诗话》理论的一次选本实践。他在总叙中说明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其对唐诗的分期及对诗作的品评也都以严羽的观点为旨归。
诗学与诗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闽地发达的诗学理论指导着其地的诗学创作，影响着其诗歌风气。陈声聪在《兼于阁诗话》中论述了闽诗的发展历史，虽屡经朝代更迭，但自严羽以来一直笼罩在唐诗风之下：
闽诗人，唐以前无闻焉。五代间有黄滔、徐夤，宋有李纲、蔡伸、张元幹、刘克庄，明初有林鸿等所谓“闽十子”，清初有许泌、高兆、曾燦垣等称“七子”，均不闻有一派之称。道咸间张际亮以诗名一世，然所为乃李白、岑参之诗。同光间谢章铤以经师为词章，有论诗诸作，亦不名一家也。迨林寿图始刻意为山谷，陈书、陈宝琛、郑孝胥相继为宋诗，酌西江之水，扬坡、颍之波，陈衍又从而激厉之，广接众流，著为诗话。晚居乡里，创说诗社，影响颇巨。
直到晚清道咸间，闽地著名诗人张际亮尚为“李白、岑参之诗”，不出盛唐之规模。从林寿图开始，闽地诗歌才略有宋风。陈衍及其诗友刚刚登上诗坛之时，在科举制和试帖诗的影响下，诗学依然是植根于盛唐。到陈衍、郑孝胥等人于光绪八年（1882）结束科举之后，才在相互切磋中诗学宗旨转向宋诗，风气始为之一变，从宗唐转向宗宋，从盛唐数家转向唐宋兼采，然而数百年的唐诗积淀于闽地，已经成为其诗学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使转向也会留下痕迹，所谓“唐神宋貌”即指此而言。
二、同光体闽派的宋诗观
闽派对宋诗的认识是明确建立在唐诗基础之上，从唐入手，转而宗宋，但并不弃唐。表现在宋诗观上，每每以宋诗对唐诗的承继与变化为缘由，在肯定唐诗的基础上，发掘出宋诗的价值和意义。但和清初宗宋的黄宗羲等人所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认识到宋诗自唐变出后的独立价值，那些变化处于唐宋诗之间的风格尤其为闽派诗人所激赏。陈声聪认为陈衍说诗“宗旨纯正，其偏重宋人者，正所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所言足代表一时风会，初无门户与地域之见也”。所言极是，闽派对于宋诗始终念念不忘其与唐诗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创作中往往不能舍唐而为宋。钱仲联先生以为闽派的诗学方向是“溯源韩、孟，于宋人偏重于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姜夔，沈瑜庆则偏宗苏轼，陈衍又接近杨万里”。陈衍也说过闽地诗风的发展状况：“吾乡人之常为诗者，余识叶损轩最先，次苏堪，次弢庵，又次乃君常；……之数子者，身世皆略如其诗，损轩少喜樊榭，继为后村、放翁、诚斋。……苏堪原本大谢，浸淫柳州，参以东野、荆公、于韩专学清隽一路”。不论是学刘克庄、陆游、杨万里的叶大庄，还是学孟郊、韩愈、王安石的郑孝胥，其方向都是“清隽一路”，不在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路上。
由于闽地的唐诗风盛行历史悠久，闽地的诗学名家也都以倡导唐诗理论而著名，因此在诗歌风格上对宋诗的认识和接受要通过唐诗作为中介来完成。他们透过唐诗的眼光来认识宋诗的方法，则使他们的性情倾向于理性化，表达方式上反对“以艰深文浅陋”，不刻意修饰字句，不主张用难字僻典。师法对象虽然从杜韩到宋代，但倾向于杜韩轻隽一路。于宋人则或者倾向于初具宋诗意味的梅尧臣、王安石等，或者喜好于宋诗中又开辟轻新之路的杨诚斋等。对于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并不欣赏，对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学方法也不感兴趣。
同光体闽派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姻亲、师友关系，陈衍兄弟在其中起到了凝聚作用，将闽地诗人团结在一起，相互之间在诗艺切磋的过程中渐渐使诗学观念趋向一致。同治末年，陈书就开始在闽地提倡宋诗，并在小范围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友，“同治季年，乃与叶损轩中书、徐仲眉副将、陈雲敏编修，倡为厉樊榭、金冬心、万柘坡、祝芷塘辈为清幽刻削之词。”由于这种小范围的集会只能局限于乡里，宋诗的影响不易扩大。光绪八年（1882）前后，陈衍、郑孝胥中乡试后，开始了或入幕或游学的经历，视野的放开及跨出闽地的诗学交流，才使闽派诗人在原有的美学倾向上有了新发展。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相继成立了以闽人为主体的福州诗社、秋社、说诗社等，进一步促进了闽派宋诗学的发扬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