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家税收是影响商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封建社会中，多如牛毛的商税是随着商人与官吏们的交情而弹缩。盐业是晋商的龙头产业，但盐业也是常常被各级官吏当作借机生财的行业，因而盐商便成为各级衙门搜刮的对象，既然当时的税收是可变的、随意的，由官老爷说了算，那么商人必然会依附于官府，结交贿赂官员，减少缴税的次数和数目，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在开中纳粮过程中就有许多山西商人持着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书信，或者假冒达官贵人的家人获取免税特权或其他种种利益。另一方面山西商人自己捐官衔跻身官场，甚至当皇商、官商来取得免税权。因为同各级官吏的密切关系，山西票号从诞生起直到辛亥革命前就一直处于免税状态。
在官商结合盛行的年代，官僚依靠商人的财力支撑而讨好上司，得以保官乃至升迁，商人则凭借官僚的权势得到专利商品的厚利，二者互为利用。清末，当徽商胡雪岩讨好左宗棠，从普通商人一跃成为红顶商人，成为中国头号官商时，祁县乔家后代，“昌晋源”的财东在羡慕胡雪岩的同时制定了商战中的奋斗目标，他北上京城，极力攀上当时朝中的重臣曾国荃和左宗棠。晋商和徽商在寻求政治靠山方法不同的是，徽商是拉拢官府和敦促子弟读书做官两手并举，以求万全。而晋商子弟多继承父辈家业，依然经商。清代山西省的优秀子弟大都去经商，中等以下才能的子弟才去读书考科举。因此，清代的晋商是通过与官员结成密切利益关系，寻求政治靠山。
协同庆是平遥县十大票号之一。总号掌柜刘雪斋派张治达到北京任分号经理。张治达有胆有识，善于交际。他在北京短短的一年内就结识了很多满汉大员。一天，张治达在协同庆门口闲站，见有他认识的一个姓穆尔达旺的旗人从门口经过，面带忧色。张治达把穆让进号里，寒暄几句后，就问穆不痛快的原因。
协同庆票号客房穆便说：“我今日打听到福建省出一将军缺（清朝东北三省及边要驻防的将军，只准旗人担任），必须有十万两白银打点上头的，才能出任，可我现在只有四万两，还缺六万两。我到日昌、百川通两家票号商量借钱的事，可是两号执事人都说没款，他两家是有实力的票号，想来是掌柜的担心数目过大，恐有闪失，不肯应承，害我碰了个软钉子。这差事有许多人盯着呢，我若这几天凑不出银子，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抢去！老弟，你可有帮我的办法？”
张马上答说：“容缓三日，我和平遥老柜电商后答复，一定给老哥一个答复。”张治达发电报请示刘雪斋，很快得到“照办”的复电，于是张治达借给穆六万两白银。
不几日，穆将军得到此官职，随即告知张治达，电请平遥老柜派两名得力人员，带上“协同庆”图章，到福建随他上任。穆将军上任不久，就对官员们宣称：“平遥协同庆票号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的公私款项，要尽量往协同庆票号存放。”协同庆这年因资金充裕，放贷业务相当红火，获得利润自然增加。
穆将军到任的第二年，便电召张治达到福建，说有要事相商。张治达请示平遥总号，总号同意准行，便到福建面见穆将军。
穆将军对张治达说：“我现在已经拨定白银50万两，你可以拿上这宗款项另开一座票号。新票号由你全权处理，赔赚我都不管。”
张治达立刻回答道：“我是协同庆伙友，东家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因为将军看得起我、抬举我，就想着另谋营业，忘了东家的好处。将军如果看得起我张治达，看得起协同庆，不妨把这50万两白银，浮存在协同庆，将军对协同庆与我张治达的情谊得以两全其美了。”
穆将军此时敬佩张治达的人品，差人叫出他的两个儿子，拜张治达为义父，并嘱咐：“以后要听义父的话，和我的话没有分别。”
从此，协同庆在金融界便得以大显身手，同时张治达本人在票号中也身价百倍。
协同庆票号 近张之洞 左相宗棠
晚清重臣都曾与晋商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这也包括后起之秀张之洞。张之洞因母丧守孝三年后，进京朝见皇帝，想谋取更高职位，但必须送礼打通军机处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官员等关节才行。张之洞为了借打点钱，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票号日昌。寒暄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昌老板想：若不借，张之洞是官场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如果借，万一他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快答复，张之洞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之洞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了协同庆票号。协同庆老板很机灵，张之洞拜访日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昌没有借给张之洞，随即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老板亲自出迎，十分恭敬，张之洞刚说晚清重臣张之洞明自己的来意，老板满口应许，并说：“十万两银子算不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子都用完，最好立一取银折子，用多少，取多少，可以不限定具体的数目。大人意下如何？”老板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协同庆在宫廷有关系，能探听到最新的消息。如果张之洞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新职位的意思，那么比十万两再多的也敢借给张之洞；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出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给他了。张之洞哪里知道这一奥秘，他一听掌柜的答应借给他钱，非常满意，按掌柜的意思立了一个取银折子走了。银子还没有借到三万两，张之洞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他的住所贺喜。
协同庆老板抢先赶到，先祝贺张之洞。张之洞让协同庆在两广设分号，并将此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给他们经手解交。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了百十万两白银。
自汉代抑商政策以来，规定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的衣服，不能出仕做官，不能带自己的武器，不能乘车骑马，不能享有田宅权。此后，虽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商人的地位始终处于底层。至明清之际，法律上依然歧视商人。如《明史·舆服》洪武十四年（1381）规定：“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者，亦不得衣绸、纱。”清初，顾炎武就说过，一旦从布衣成为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垂楚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慕其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清代中叶以前，商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取得与自由民平等的地位。尽管他们能赚到万贯家产，在吃穿用度上比一般农民要好，甚至比官员阶层都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受贬斥，而且在法律、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遭受歧视。这种传统“四”等级社会秩序，自西汉立到清初，2000余年，一脉相承没发生本质的变化。所谓“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有四民之业，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这种情况，清代中期开始改变，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重商风气的冲击，晚清重商主义的抬头，太平天国的起义，清政府成为伸手要钱的主子，给手中握有钱财的商人洞开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户。清末，晋商在赚钱后多花钱买个虚衔官职，票商以及其他行业的商人之所以竞相解囊捐纳，渗入绅士阶层，固然与清政府强行勒捐有关，但也有出于对绅士社会地位的羡慕以及为着保护自身的经营活动，取得同官府打交道的有利资格而捐的。票商除由于1853年的这次捐输使许多人具有官衔，使其与政府打交道增加方便。1862年的官款由山西票号运送京城，拉开了晋商与官府的再度紧密合作的序幕。
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晋商身上搜刮到钱财，精明的晋商也知道。但是对晋商来说，拿钱财孝敬朝廷与官员，其中有些周瑜打黄盖——打者愿打、挨者愿挨的意味，因为晋商将生意场中的原则用在其中，要让自己发大财，必须先得让别人发财。山西商人与朝廷打通关系，不仅是一种百试不爽的最好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
晋商捐输所得荣耀长期以来朝中有人好办事的人治传统，是各地方商帮竭力追求官商结合的原因。而且封建官僚可以肆意对其所统治的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商人们为了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只能通过与封建官僚结合起来，甚至自己捐有官衔，通过官僚的庇护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官与商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清代官员像需要商人来配合，而商人为了顺利经商和迅速致富，往往也需要政治权力的庇护来进行垄断经营，牟取暴利，作为官商不仅可以经营国家所控制的专利商品，而且可以惠泽宗族、亲戚，保证在商业活动中获取高额利润。然而，在封建官僚分层中，取得官商地位的首要条件是家族中得有人做官。因此，明代山西许多成功商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常常责令子孙攻读学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由于他们有财力的支持，在这方面也往往容易取得成绩。当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科举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常常依靠自身雄厚的财力来捐纳官位。因为在当时，即使是徒有虚衔的商人也会比其他人在商业活动中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他们往往可以用官衔作为护身符，来克服经商过程中的种种人为障碍、负担和危险。这种现实的利益，使他们更加愿意接近于官僚与政府。官与商的结合不仅仅是以家中出了一位官员而荣耀，也是和当时影响商业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有关的一种社会现象。求得官位不仅是商人事业成功的装饰，也可以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为他们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清末，大德通票号还托付河南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派兵为其护送镖车，将大量现银从西安运回祁县，借官府力量来克服路途危险。
明清时期，新任命的外放官吏在上任之前，打点上司、上任盘费、修建公馆、使用下人等大量用款项目常常需要求救于商人。而一旦官员上任，对于这些商人们感恩图报，在其辖区给商人们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蔚泰厚票号也因资助江苏地方官而设庄苏州，并很快取得了其他地方票号没能取得的利益。此外，按照清律规定，官吏不准在原籍任职，任职必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以外。这样，清代后期大部分官吏都同办理汇兑业务的票号发生关系，许多官吏还将贪污搜刮的赃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山西票号借此赚取了许多利润，而官吏们的赃款也得到了保密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