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资本配置状况包括资本产业配置状况和资本地区配置状况。但是，此处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资本配置状况没有涉及资本的地区配置状况，仅就资本的产业配置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因为，各国的自然条件、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资源禀赋和发展起点等状况存在很大差别，运用计量方法对资本地区配置状况进行比较难度较大，事实上，找到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也比较困难。
一、资本产业配置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
英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18世纪末。在起飞阶段以前，英国资本配置的重点是手工业、采掘业和初级运输体系。进入起飞阶段以后，英国资本配置经历了五次大的变动。第一次变动出现在经济起飞阶段，投资中的大部分配置到纺织、煤炭、制铁三个部门。这种三足鼎立的资本配置格局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即到1830年前后。第二次变动出现在1830~1870年间，投资开始转变为以铁路为核心增长点，并带动了钢铁投资和煤炭业投资的迅速增长。从1873年起，英国的工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减速，国内的投资率因为国外投资量的增加而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使英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的资本配置高度化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才进入第三次资本配置变动，一些新的投资部门（建筑材料、住房）开始壮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配置进入了第四次变革，投资重点开始转向冶金、化工、机械、造船、金属制品和电力、煤气、自来水等行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配置进入了第五次变动，投资重点又开始转向矿业、运输机械等行业。
法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19世纪40年代。在起飞阶段以前，法国资本配置的重点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马修斯基认为，在1781~1844年间棉纺织业、丝织业处于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的期末，工程、钢铁和煤炭开采业开始显示出主导投资部门的地位。进入起飞阶段以后，法国资本配置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动。第一次变动发生在1845~1884年，在棉纺织业开始退出主导部门时，钢铁、煤炭和铁路建筑业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主导投资部门。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钢铁、铁路建筑业成长为主导投资部门时，两个新兴的投资部门——人造纤维工业和电气工业又开始进入主导投资部门的行列，这标志着法国资本配置进入了第二次变动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资本配置开始了第三次大的变动。在20世纪40~50年代，法国政府制定了以实现“经济复兴”为目标的三个五年计划，在资本配置重点上，优先发展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等基础部门。在1951~1956年间，中间产品部门（即原材料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4.3%，能源、交通运输和通信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为4.4%，超过其他所有部门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政府开始将资本配置重点放到了机电设备、家用设备、机械制造、汽车、陆路运输和通信设备等部门，这标志着法国资本配置开始了第四次大的变动。1959~1973年间，专用电机设备和机械制造业生产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3%~16%的高水平上，相当于整个经济部门生产性投资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倍左右。家用电器、汽车和陆路运输设备部门的投资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通信部门则达15%以上。
美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19世纪40年代。在起飞阶段以前，资本配置重点为棉纺及制铁工业。诺尔斯指出：“从1783年到南北战争，按重要性的次序看，主要的工业是磨面、棉纺、木材与木制产品、熔铁与制铁、制鞋、成衣、制革、毛纺、制糖和食品加工。”进入起飞阶段以后，美国资本配置大致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动：第一次变动发生在1840~1870年间，投资开始转向以铁路运输业为中心，东部、西部铁路建设带动了现代工业投资的崛起。就在铁路建设为中心的资本配置高度化还未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中又孕育着向以资本货物（尤其是钢铁）投资为中心的转变。施莱贝克尔指出：“1865年以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形成是如此迅速，因而这个期间资本货物总量以每十年增长40%~50%的速度上升”。按照库兹涅茨的估计，1880~1912年间耐用生产资料增长了3倍，而铁路资本仅增长68%。在耐用生产资料投资中，钢铁工业的投资比重迅速上升，这从钢产量增加可以看出。1871年美国钢产量不到10万吨，1880年增加到120万吨，1912年增加到3 200万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配置发生了第三次重大的变动：投资重点开始转向以汽车工业为核心、以电气设备耐用消费品和房屋为两翼的新格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配置发生了第四次大的变动，投资重点表现为多元化格局，很难准确地判别出它到底是以什么产业为主。乔根森指出：“农业服务、金属开采、采煤、非金属开采、专用设备、汽车运输、航空运输、管道、交通服务、电信、广播和电力行业，在不止一个子时期里属于资本投入高速增长的行业之列。”
德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19世纪50年代。进入起飞阶段以后，德国资本配置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动。第一次变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铁路投资一直是投资比重最高的部门。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在铁路投资的拉动下进行的。第二次变动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机械、钢铁和煤炭工业投资热潮兴起。1906~1910年，机械与库存行业的投资比重达到30.2%。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城市化步伐加快，非农业住宅的建筑投资也成为投资重点。第三次变动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重化工业成为投资重点。第四次变动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传统产业（农业、矿业和制造业）投资比重开始下降，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明显上升。
在以上四个经济发展先行国的资本配置演进过程中，都包含着资本配置演进的一般规律。这里把产业资本演进一般规律大致概括为：在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中，第一产业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先是持续上升而后又有下降，第三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平稳上升趋势。在第二产业中，由以轻工业为重心向以重化工业为重心转移，再由以重化工业为重心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心转移。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虽然体现了资本产业配置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却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形式，即发生过几次超前演进的现象。
第一次超前演进发生在“一五”时期的重型化阶段。由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资本配置向工业尤其向重工业倾斜，结果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获得超前发展，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严重不足。资本配置重型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社会劳动与经济资源主要投向生活资料生产，农业和轻纺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轻型化的产业结构能够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必要的资金积累。而我国“一五”时期资本配置重型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整体处于严重凋敝状态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主要工业生产能力集中于采掘工业和消费资料工业，而且工业的自身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等资源严重匮乏。“二五”时期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一超前演进给我国的产业结构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由于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严重不足，重型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得到有效保证，造成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扭曲，资本配置严重失衡。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进行调整，促进第一、三产业的发展，但这种隐患仍然存在。
第二次超前演进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资本配置的高加工度化超前。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国民经济的新增投入和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要被投入到战略后方和国防工业的三线建设中，“三五”和“四五”期间，“三线”地区11个省区的投资分别达到482.4亿元和661.0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和41.1%。投资的产业分布是以钢铁、机械、化工等高加工度化工业为主。这次超前演进不仅加剧了第一次超前转换所造成的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纺工业的超前发展，而且在重工业内部形成了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生产力布局服从于“山、散、洞”原则，完全不考虑资源供给、生产协作等经济原则，机械加工水平主要集中于粗加工阶段“大而全”、“小而全”，也没有体现规模经济要求，呈现为一种低质量的高加工度化，造成我国国民经济装备能力严重不足，机械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和成套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并存的矛盾。
第三次超前演进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主导产业应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提供生产资料。只有到了工业化由起飞阶段向加速阶段转化时期，主导产业才转化为技术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类重化工业。而在“七五”时期，在我国工业化并未完成起飞阶段时，资本配置就超前转向了加速阶段的技术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类重化工业，表现为新增投入的绝大部分被投资于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及摩托车产业，引发了严重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和地区资本配置趋同化。
二、在世界坐标上显示的资本产业配置状况
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基本表现为下降趋势。1950年，英、法、美、联邦德国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为 5.4%、9.6%、7.0%、7.5%。1962年，这四国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下降到3.5%、5.3%、4.0%、5.7%，分别比1950年下降了1.9%、4.3%、3.0%、3.4%。1973年，这四国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再次分别下降到2.7%、4.4%、3.0%、3.1%，比1962年又分别下降了1.2%、0.9%、1.0%、2.6%。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0~41页；《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349~353页的有关数据整理和计算。
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均表现为由升到降低的趋势。1950年，英、法、美、联邦德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为40.1%、35.0%、21.0%、36.5%。之后，这四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先后达到最高值。1953年，美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上升到最高值29.0%；1956年，联邦德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上升到最高值37.7%；1959年，英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上升到最高值40.7%；1962年，法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上升到最高值38.7%。在达到最高点之后，这四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均表现为下降趋势。1973年，英、法、美、联邦德国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分别下降到34.6%、34.5%、23.0%、30.6%。
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1950年，英、法、美、联邦德国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为 54.5%、55.4%、71.0%、56.0%。1959年，这四国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上升到57.5%、56.0%、73.0%、59.0%，分别比1950年上升了3.0%、0.6%、2.0%、3.0%。1973年，这四国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再次分别上升到62.8%、61.1%、74.0%、66.4%，比1959年分别上升了5.3%、5.1%、1.0%、7.4%。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资本配置重点已经转向向第三产业倾斜的新时代，工业化在这一历史时期基本结束。结合前面对英、法、美、联邦德国资本配置演进历程的分析，大体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是这四个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再往前推进一步，在19世纪中叶和以前的时期，就是这些国家初步工业发展的时代。
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大大低于这几个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为2.5%，不仅低于1950年英、法、美、联邦德国7.4%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1973年四国3.3%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大大地超前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应当说，这种过度超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质上是资本配置的倒退，潜伏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危机。
我国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远远高于这几个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2002年，我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为41.6%，不仅高于1973年英、法、美、联邦德国30.7%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这四国1959年34.1%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第二产业投资比重还没有达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力发展服务业时代的第二产业投资水平，而是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这四个国家工业化时代的第二产业投资水平。
我国第三产业投资水平远远落后于这几个发达国家的投资水平。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为55.9%，不仅低于英、法、美、联邦德国1973年66.1%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这些国家1959年61.4%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的投资比重相当。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水平大致处于这三国工业化基本结束与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间的第三产业投资水平。
总体来说，我国资本配置高度化的发展水平是，第一产业投资比重过早地下降了，这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50~70年代的水平，而实际上我国第一产业的发展水平仅仅相当于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前的水平。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在1820年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已经达到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出供4个非农业人口消费的农业作物，而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业作物只能供应2.5个非农人口消费。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土地少的因素，我国第一产业的发展水平至多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如果说我国资本配置高度化有什么超前可言的话，那么，这种超前既不是第二产业，也不是第三产业，而是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
中国资本配置实际效率分析是中国资本配置演进状况分析的深化。国内外学者提出和运用的资源总配置效应模型，都是从资本配置和劳动配置的总体上阐述其对产业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这里力图把资本配置从资源总配置中独立出来，着重分析资本配置对产业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改革以前，资本配置效率极其低下；改革以后，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从改革前后50年来看，资本配置效率是比较低的。这就成为今后优化资本配置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实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