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报道社交恐怖症最多的国家无疑是日本，其发病率占神经症的3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对社交恐怖症的研究最深入的无疑也是日本。但日本有自己的概念，他们把这种疾病称为“对人恐怖症”，此概念的提出远远早于美国。
一、对人恐怖症概念的由来
在日本，森田正马于1909年最早报道赤面恐怖。1932年又提出了对人恐怖症的概念，认为这些恐怖都是在社交场合发生的，并列举了赤面恐怖、视线恐怖、发音恐怖、表情恐怖、自己臭恐怖等许多常见的症状。而英国的Marks在1966年提出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ies）的概念，1970年，Marks又提出了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的概念。1980年美国DSM-Ⅲ中，将社交恐怖症作为焦虑性障碍的一种类型沿用至今。
日本关于对人恐怖症的心理机制和症状学特征研究比较深入，研究范围从轻度的社交焦虑到严重的闭门不出。许多学者如西田、近藤、山下、笠原等都发现一些重症患者带有妄想倾向，这使其他国家的同行认为对人恐怖症不同于社交恐怖症。为此，1990年日本专门成立对人恐怖症研究会，组织专家制定对人恐怖症的诊断标准，内容如下。
（1）在与人打交道时，对自己的态度、行为或身体的特征感到不协调。
（2）在与人交往的情况下表现出羞耻、困惑、不安、恐怖、发抖、紧张等持续性的情感反应，感到极度痛苦。
因为（1）（2）的原因，不能和他人维持良好的关系（感到不能被别人接受、被人瞧不起、被人疏远而烦恼）。
（3）回避感觉痛苦的社交场合，同时又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抵抗情绪。
附：满足以上诊断标准，再满足以下3项，就可诊断为妄想型对人恐怖症。
（1）与自己身体特定的部位或者身体感觉相关，确信自己的身体有缺陷（如自己的视线、气味、丑貌）。
（2）因为（1）的原因给别人造成了伤害或不愉快的妄想，而且确信无疑。
（3）因为以上的症状而确信别人逃避自己。
可以看出，对人恐怖症和社交恐怖内容基本相同，但对人恐怖症包含了带有妄想倾向的重症。美国、德国、韩国的专家也报道部分患者带有加害妄想。中国医科大学秦晓霞对1992～1998年六年间住院治疗的43例社交恐怖症病例进行回顾性总结时发现，其中32例具有敏感性关系妄想。钟友彬也提到部分社交恐怖症病例存在敏感性关系妄想。而这些重症对人恐怖症患者，容易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强迫症等其他疾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在我国，临床上一直将社交恐怖症、社交焦虑症和对人恐怖症的概念混用。张明园认为，该病的命名应该用社交恐怖症还是社交焦虑症，是有争议的。DSM-Ⅳ和ICD-10不同的表述，反映了精神科对此病认识的不完善，并存在着分歧。在我国，社交恐怖症的识别率低、诊断不准确是导致治愈率低的直接原因。
因此，为提高社交恐怖症的预防和治疗水平，系统介绍日本对人恐怖症的研究进展，为中国研究社交恐怖症患者的神经、心理发病机制，探讨发病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症状特征及与性格特点的关系，探讨运用集团森田疗法治疗社交恐怖症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寻求简单易行的治疗途径与手段，为社交恐怖症的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方法体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势在必行。
二、对人恐怖症的症状特征
据近藤报道最早报道对人恐怖的是德国的Casper（1846年），紧接着Westphal（1877年）也报告了同样的病例，1903年Janet将对人恐怖类似的病例命名为交际恐怖症，1929年Stockert将它命名为接触神经症，Shilder将其称为社会神经症。关于对人恐怖症的病例报告，欧洲是最早的，然而欧洲的精神病学对其没有给予任何的关心。在日本，最早研究对人恐怖症的是森田正马。森田认为，因为有在人面前羞耻的感觉，而且为之苦恼，应该叫羞耻恐怖。森田列举了赤面恐怖、视线恐怖、发音恐怖、表情恐怖、自己臭恐怖等许多常见的症状，并认为是属于强迫观念的一种类型，用森田疗法治疗特别有效。
对人恐怖症除了囊括社交恐怖症的所有症状外，其主要特征是将自己臭恐怖、丑形恐怖、放屁恐怖、唾液咽下恐怖等这些特殊症状的患者看成对人恐怖症，因为这些症状主要发生在与人交往的场合。而按社交恐怖症的标准，这些症状不可能归类为社交恐怖症。笠原、村上研究重症对人恐怖（如自己视线恐怖，自己臭恐怖），他们提出了思春期妄想症的概念。山下提出了定型对人恐怖症的概念，并指出这一类的症状带有妄想的倾向。这些症状的特点总结如下：
（1）对自己的身体或自己的状态感到存在着缺陷，并且确信无疑；
（2）这些缺陷给周围的人不愉快的感觉（加害关系妄想）；
（3）因为以上原因，受到他人的蔑视或疏远，并确信无疑（关系妄想性）。
由于这些症状疑似妄想，容易被诊断为精神病，于是常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在日本，西田在1967年报道：赤面恐怖在减少，而自己臭恐怖在增加。他指出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对人基本态度的变化，以前在别人面前的羞耻变成了在别人面前的那种胆怯，所以症状发生了以上的变化。
此外，日本专家对对人恐怖症的性别差异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了对人恐怖症患者症状的男女区别。
在调查的病例中，女性占34.5%，男性65.4%；关系妄想重症对人恐怖症中，女性占24.1%，男性占20.0%，平均年龄女性为24.0岁，男性为26.0岁，有显著差异。学历调查中，大学文化程度女性占24.1%，男性占49%。同胞关系调查中，女性中最后一个出生者居多（41.3%），而男性中以长子居多（40.0%），同胞关系的这种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主要症状的男女差异性比较：自己臭恐怖中，女性居多（女性17.2%，男性9.1%）；表情恐怖中女性居多（女性13.7%，男性5.5%）；在这些病例中，对人紧张在男女中都占最多的比例；在这项调查中，在男性患者中，未发现神经性贪食症，女性有4例，占13.8%；以不上学为突出表现的，女性居多（女17.2%，男5.5%）；确认强迫行为的，男性居多（男性14.5%，女性2.4%）。
三、日本文化与对人恐怖症
日本学者认为，对人恐怖症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曾认为对人恐怖症是日本特有的“文化结合症候群”。日本对人恐怖症发病率占神经症的30%，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病特征也有很多差异。如其他国家男女发病率基本相同，而日本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与日本的特有文化是分不开的，现简述如下。
（一）集团主义
日本是一个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由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九州、本州及四国及周边的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和琉球群岛组成。
日本文化是集团主义的文化，日本人尤其重视集体优先的性格。他们服从集体，向集体妥协，希望把自己融入集体。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个性。日本人有较强的集团主义的大和意识，他们喜欢结团结社，同党、同乡、同窗、同系列公司，只要能找到一个“同”字，他们不需要更多的语言自然就很默契，也很快就协调起来，似乎相互关照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互相之间义不容辞。
在社交方面他们只能靠他们的社交至宝“信赖关系”。不光是商业，在一般人之间也是一样，日本人最怕破坏的就是“信赖关系”。日本人不喜欢表现自己，言语不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即“以心传心”，“沉默为金”。他们不善于辩论，更讨厌辩解，也就是说对上司不能讲理，更不能辩理，这也可谓是他们的美德。日本人不喜欢显山露水，更不善于口头表现，喜欢默默无闻地干实事，所以，代表集体的一个人在说话，九个人洗耳恭听，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先听，然后配合集体行动。即使说话的人不是代表，不喜欢强调自我主张的日本人，也会把话听完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的自我满足感来自于他们感知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这种文化中，当找到归属感、感到自己承担了适当的岗位的时候，人们的感觉会良好。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融入社会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是骄傲的源泉，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成就和独立性最被看中。
中国人在伊拉克被抓为人质，所有中国人都希望政府尽力营救，并同情出国赚钱而遭遇不幸的中国人。日本人在伊拉克被抓为人质，被砍头，大部分日本人会埋怨这个日本人给国家添了麻烦，认为他被砍头是他自己的事情，不值得同情。日本人团结是因为生存需要，是一种本能，从面积和资源上来说，日本是个小国，如果不团结的话，在残酷的世界竞争中会被淘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整天说自己“地大物博”，即使不团结，自己去别的地方，也一样能找到吃的。
（二）娇宠与间人
土居健郎是一位精神医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注意到日本人一种特有的心理特征，这个特征集中体现在日语中一个特有词汇“甘え”（汉译“娇宠”）中。土居的“娇宠”理论认为日本人对人关系中有一种源于母子一体化的对他人的依赖心理，反映的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自我认知模式。同是精神医生的木村敏也同意土居的“娇宠”理论，认为“娇宠”的本质是“带着感情，以一种亲切的态度撒娇”。他认为，西方人的“自己”是“一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变的自我的一部分”，而日本人的“自己”（“自分”）不像西方“个人”的“自我”那样是一种确实的实体，而是一种在对人关系中获得的、带有流动性生活空间的东西。西方人的“自我”是一种带有独自性、恒常性和连续性的东西，而日本人的“自分”是指自己以外部分中自己应当得到的那一份，不具有恒常性、同一性。总之日本人的“自分”概念不是一种来自主体内部的抽象实体，“毋宁说是来自自身外部的、在具体的与他人关系中把握、从自己应得份额中获得的现实性”。对于日本人来说，“自分”并不在自身内部寻求存在的依据，所以“我是谁”、“你是谁”等问题并非由自身决定，而是由“我”与“你”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关于日本人自我的观点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在日本人的自我中，外在的‘客我’意识特别强，过于在意他人看法的意识影响了自我构造的整体。由于外在的客我意识太强，内在的客我受到压制，形成了否定性自我。”他提出了“日本人自我的不确实感”和“集团我”等说法，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被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确立自我、没有自我主张、不自己积极主动地行动等，皆是自我的不确实感造成的。他概括的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点如集团依存意识、注意个人在集团中的位置、从众、行为的定型化（“型”的重要）等，也是因为个体为了获得一种自我的确实感。南博虽然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有其优点，但他更多的是在否定意义上展开他的观点的。他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人的自我的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个观点明显带有战后日本社会急速追赶西方的时代烙印。
原京都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滨口惠俊在分析日本自我认知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间人”理论也是有代表性的一种。他认为西方“个人”的自我认知特点是存在一个不可侵犯、独自性的“人格”，自我存在的确实感和自我依赖的态度是“个人”存在的条件，也构成个人的核心部分（通常称为“自我”）。与此相对应，“间人”没有这样一个核心。“间人”不是“自我”的延长，而是一种“在对人的关联中意识到关联性就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以与他者的一体感（有时候是对立的感情）为前提，在对人感觉中来确认自己”。他也同意土居、木村等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日本人的“自我”是一种与他者共有空间并带有相对特点的、依赖他者并与他者协调的自我，是受社会制衡并建立在与他者相互依存之上的。
高良在《对人恐怖症和日本人的历史的社会的环境》论文的开头论述“在欧美对人恐怖症特别少”。以高良为首，西原等学者提出在神经症中1/3以上是对人恐怖症，这种病态在日本多发，是一种文化拘束障害。
川岛等人认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关系特性是以日本人的家族或者家族集团为模型，一般可以分如下几种：
①对人关系的最优先；
②个人的缘和“恩惠”；
③对亲密性的欲求；
④相互依存性等。“恩”“义”成为支撑这种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所以，根据安田的调查，日本对人恐怖症患者的主诉的症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以下10项：
①很想和人际圆滑地交往，但做得不够好；
②自己的表情和态度一变化，他人也报之讨厌的面容，为之所苦恼；
③时不时感到给他人一种很讨厌的感觉，并为之所苦恼；
④被他人注视做某动作时，十分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并为之所苦恼；
⑤外出或者到人多的地方，总认为其他人在注意自己的脸和动作；
⑥对于稍微有点亲密的人、初次见面的人和异性长辈感到恐怖；
⑦总担心别人是否认为自己很愚蠢，自己不太为人所重视，这种感觉很强并为之所苦恼；
⑧对于自己的视线投到什么地方感到很困惑并为之所苦恼；
⑨害怕跟其他人对视并为之所苦恼；
⑩在人多的时候，不能像平时那样说话，并为之所苦恼。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对人恐怖症的主要症状是担心自己不能被别人接受。
从历史上看，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日本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性的方面也是表现得很明显的。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是从性与爱开始的。历史传说中的自然神与人性息息相通，神也是有人的欲求的，日本古人的性崇拜是和对神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性的崇拜十分坦率，也十分认真。例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描写的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这男女二神，奉天神敕令，从天而降。他们下凡后，看到一对情鸽在亲嘴，于是他们也学着亲嘴；看到一对在交配，于是更激动了起来。伊邪那歧男神问道：“你的身体怎么样？”伊邪那美女神答道：“我的身体逐渐完整了，只有一处没有闭合（指阴户）。”伊邪那歧就说：“我的身体有个多余的地方（指阴茎），那么就献给你吧！”伊邪那美同意了，于是这一对神尽情地享受性的快乐。这对男女神自然地合二为一，最后生下了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800万神，伊邪那歧还生下支配诸岛和天地万物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等。这男女两神的性爱的结合，被称为“神婚”，从此相传。日本的神可以泰然地享受爱与性的快乐，不存在基于宗教原因的性禁忌。所以，施旺红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很少报道有色目恐怖；而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要求男女授受不亲，特别是“文革”中对性文化的极度压抑和灭杀，使得在那些年代出生、成长的年轻人中，由于手淫或看了黄色书籍的人极度自责，而产生色目恐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的青年由于开放式的教育，色目恐怖又明显减少。
（三）新人类现象
二战之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当代日本的文化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形态、家庭内部结构正发生着种种变化。首先，由于核心家庭的普遍化以及少子化趋势的扩展，家庭内部成员关系愈趋简单，孩子的交流对象也受到限制。此外，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孩子的社会化。在日本社会，尽管家庭的单亲化尚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却已是普遍的事实。在孩子们眼里，以“公司人”著称的日本的父亲们要不就是“总在外面”，要不就成为家里多余的“粗大垃圾”。在这种情况下，无可避免地，母亲成了孩子最重要的社会化担当者。对母性的过度依恋、母子关系的过于密切等，已成为不少青少年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与母亲间的一体化倾向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严重的障碍因素。
随着战后冷战时期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公开对立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时代的开始、现代传媒进入日常生活等，这种隔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年轻人开始主动地疏离（而不再仅仅是被隔离）于成人社会。一方面他们开始拥有了怀疑、拒斥成人社会支配价值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社会也开始提供给了年轻人选择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当“新人类”在1980年代的日本社会中刚登场、并继而为全社会所关注时，成人社会无不困惑，并表现出不安。
“新人类现象”给1980年代的包括青年研究者们在内的成人社会带来了崭新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对年轻人与成人社会的某种断绝感到不安，同时他们还注意到了年轻人初露端倪的个人化倾向——年轻人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车子里通过现代传媒机器接受信息并同世界发生关系。一些人将“新人类”比喻为封闭、与世隔绝的“太空舱人”。但另一方面，人们多少抱有某种想象、期待：对于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的这么一种新的存在式样，成年人也许没有必要杞人忧天。一些年轻的学者并运用“符号学”、“销售学”等理论，将“新人类”放到“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中去作解释，致力于说明“信息新人类”、“电脑新人类”等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的正当性。他们认为消费及现代的传播媒介给年轻人带来了过去各代人所没有的多样化、个性化以及游戏性，而由于年轻人可以凭着媒体和电脑直接获得各种情报，不再需要某些成年人团体作为中介，他们因此能具有更多的自律性和创造性。然而“新人类”作为一个响亮、时髦的新概念，其原初的意义在日本社会并没有维持很久。1980年代末一起高中生连续诱杀少女的案件让人们对“新人类”的心理和道德发展产生了疑问。通过电视镜头人们看到那位年轻的杀人犯的房间里触目惊心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原件及卡通漫画相带。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代传媒技术不仅使年轻人获得了接受信息、知识的新手段，同时也让年轻人很容易地置身于充满色情暴力的娱乐世界中。不仅如此，由于沉迷于电视节目、电子游戏以及网络，年轻人开始变得孤独、阴郁，他们不善与人接触交流，且对现实社会缺少兴趣，电子游戏成了他们同辈团体内部最热门的话题。
以这一次杀人事件为契机，一个用于形容这一类年轻人的新名词“宅人”随之流行开来。据最早公开在文章中使用这一概念的社会问题评论家中森明夫等人解释，之所以用“宅人”来定义这一类年轻人，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一碰到一起就是互相打听“你家最近有什么新带子”（石井慎二，1989）。各种人给“宅人”概念赋予了不尽相同的意义。被有些人称为“宅族”可那些年轻人自身却拒绝被称为“宅族”，他们强调他们并不是一个“族”，他们并不孤独。而有些文人学者试图说明“宅人”的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认为这是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他们强调在高消费社会中，随着价值观的多样化，人们不必为与他者的关系所烦恼，重要的是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同志”拥有共有的“场”，“不了解‘宅人’就没有资格谈九十年代！”。但是，无可否认，与“新人类”有所不同，“宅人”在整个九十年代的日本一直被媒体及一般社会赋予了“反社交性”、“电脑依存症”等否定性的含意。自神户中学生杀人案至今，青少年杀人案在日本频频发生，被害者从幼儿到老人，从家长到教师，从相识的到不相识的。作为各种传播媒体的重大社会新闻，它们曾给人们带来一次次的惊恐以及焦虑。令人们真正感到惊恐的一个理由在于：人们无法解释那些孩子的杀人的动机与理由。问题正在这里，这些杀人者一般既不是因为出于对被害者的仇恨，也并不是为了钱财。
此外，那些突然成了杀人犯的孩子们，原本几乎都是一些家长、教师眼中的“好孩子”，是些“认真的孩子”。那么，这些看上去平常又正常的孩子怎么就成了凶残的杀人犯？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人？让人焦虑不安的不仅仅是“少年恶性案”。在那些极端事例的背后，还存在着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系列青少年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学校欺负（school bullying）、不上学、暴力行为（包括校内暴力、校外暴力、还有以父母家人为对象的家庭暴力）等等不断成为舆论的话题。可以注意到，在一次次的事件讨论和各种学者的分析中，又一个新的概念被人们用来定义现实中的青少年——“闭居者”，它被用来说明今天的青少年难以与人沟通、拒绝进入群体的那一种自闭倾向。人们意识到，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种种偏差行为，多半与他们对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的内心的紧张、恐惧有关。这样的倾向不仅存在于那些不上学的以及一离开学校就待在家中房间里的中小学生中，同样也存在于许多离开了学校的社会人——那些不想进入或无法真正进入职业团体的年轻人中。与“宅人”有所不同的是，“闭居者”与同辈群体也已经很少发生关系。在日本，这样的闭居者有人估计有50万，也有人说有100万（金泽纯三，2000.2）。
“闭居者”作为一种新的青少年的存在样式是由于2000年2月发生于新潟县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少女监禁案而一下子成为日本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位从20多岁起就长期闭居在家的37岁的无业男子被人发现将一位少女监禁在自己的房间里已经长达9年。就是说，在长达9年的时间中，这位男子生活在一个不与任何人发生具体关系的个人世界中（除了他母亲和那位被禁少女），却始终没有被周围社会所注意。不仅如此，人们惊诧地获知，在这9年中，跟这位男性共居同一屋檐下的母亲竟然从来没有踏入过儿子的房间，因而也没有见到过受害者——那位9岁时被抓、被发现时已经18岁的女孩子。
从1980年代的“新人类”到今天的“闭居者”，表面看来，这反映了青少年问题逐步严重化的过程，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反映了人们对青少年问题的认识变化。如果说在对“新人类”的期待和对“宅人”的观望中，一些人对于年轻人与成人社会的隔绝及其个人化倾向尚有某些期望的话，那么如今面对“闭居者”的存在方式，人们已经很少会怀疑：个人化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的严重障碍。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交恐怖症也发生了变化，1996年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精神科对初诊为对人恐怖症的63例病人（男46例，女17例）症状的出现频度进行了总结。其中，对人紧张73%，他人视线恐怖36.5%，自己视线恐怖20.6%，表情恐怖9.5%，赤面恐怖7.9%，自己臭恐怖7.9%。与1975年近藤的调查相比，症状的统计有很大的差异。近藤的调查中，对人紧张38%，视线恐怖23.8%，赤面恐怖17.5%，并且当时对人紧张及视线恐怖的症状比较笼统，而现在症状分化得很明确，对人紧张和视线恐怖明显增加，而赤面恐怖在明显地减少。现在的调查还发现，对人恐怖还和其他症状共存，与抑郁、疲惫等共患率为42.9%，3个月以上闭门不出的有31.7%，古典的对人恐怖症主要是主观的焦虑、赤面恐怖等特异的症状，而现在发展为被动无力的反映形式，闭门不出的病例在逐渐增加。
中村等报告，以回避、闭门不出为主要特征的对人恐怖症，主要有以下8种特征：
①以脸红、表情、自己视线恐怖等自己身体症状为固定症状的表现非常少见；
②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对人紧张或压迫感为中心症状；
③通常没有明确的加害关系妄想；
④对他人的罪恶意识淡薄；
⑤对他人的胆怯意识强烈；
⑥自己常常有一种空虚不真实感；
⑦经常伴随抑郁无力的症状长期发展，又有闭门不出的倾向；
⑧治疗变得更加困难。
附：东亚地区文化与对人恐怖症
日本是在1900年左右开始报道对人恐怖症的，韩国是1970年开始报道对人恐怖症的，中国则是1980年在北京首次报道的。1909年森田在《神经衰弱性精神病性体质》一文中将赤面恐怖命名为多人数的场所恐怖。由森田最先提出的对人恐怖的亚型包括正视恐怖、口吃恐怖、自己臭恐怖、带有加害性的表情恐怖。1932年，森田教授认为这些恐怖都是在社交场合发生的恐怖，提出了对人恐怖症的概念。森田教授认为，赤面恐怖，对人恐怖实质上就是强迫症的一种亚型，其病理与强迫观念是一致的。对人恐怖症的共同的特征是羞耻。不好意思或者羞耻是日本人际交往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文化特征。1982年韩国的李时炯首先开展了对人恐怖症的研究，并出版了ToLiveWithGuts，这本书在韩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后大量的对人恐怖症患者接踵而至来接受治疗，1982～1985年到韩国总医院接受治疗的对人恐怖症患者达315名。李时炯采用了集团心理疗法，治疗之前先面接，然后进行集团疗法，每周1次，共8次。治疗共分3期：第1期，理解对人恐怖症的症状特征，让其勇敢面对；第2期，通过体验加深理解症状发生的机制；第3期，对症状顺其自然的接受，带着症状去生活。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强调体验的重要性，通过集团疗法，对对人恐怖症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在1950年时，在精神医学的用语中就有过社交恐怖的概念（指不能与人交往），被分类为神经衰弱的一种。1986年《中国精神病分类标准》第2版（CCMD-2）取用了社交恐怖（社交场面对人紧张焦虑）的概念，把它归类为恐怖症的一种。比较研究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对人恐怖症的症状特点都与身体症状相关联，强迫性的观点明确。有趣的是，日本、韩国对人恐怖症在同性别、同年龄的人群中明显，而中国是在异性的社交场合明显。根据王哲的调查发现，在中国，色目恐怖的出现频率最高，这是与性相关的羞耻意识，眼神是传递爱的表现形式，而患者认为自己的眼神给异性造成了恐怖。所以对人恐怖与文化明显相关。
森田关于对人恐怖症与时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日本经历了很长的江户时代之后开始明治维新，日本的工业化发展迅速，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青年人背负着家庭的过高期望，在进入社会时由于自立和竞争容易导致社会化的挫折。
韩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经济也是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口向以汉城为首的大都市集中，社会竞争明显地激烈化，然而民族主义、儒教、家族主义等传统的价值观规定了韩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状况如出一辙。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与韩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类似。社交恐怖症报道的地区大都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激烈与传统的儒教大家族制以及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并存。
研究对人恐怖症的文化背景发现，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况有很大的相似性。总结为以下几个特征。
1.近代化、工业化和竞争社会
在现代社会里，以前的共同体逐渐消失，固定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青春期的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易遭受挫折。
2.人口向都市集中
由于社会的产业化，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搬家，还必须与亲友、熟人、学校的同学分别。一些对人恐怖症患者可以理解为对这些变化的适应性失败。
3.社会的变化与传统的价值观
当代社会的变化制造出传统的交流方式与现代交流方式的双重模式，这种矛盾的模式常在对人恐怖症患者身上反映出来。近代社会要求人的独立、竞争，而传统的要求对人依赖。
4.交流的特征
对人恐怖症患者对非言语性的与人交流及与社交相关的不安定性特别敏感，不仅在日本，在韩国和中国也具有这种非言语性的特征。李时炯报告，韩国特别重视家族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和为贵”，重视“面子”文化，非常在意他人的言行，面子受到伤害，立刻产生严重的羞耻感，这就是韩国的羞耻文化。在竞争社会里，由于挫折易产生羞耻文化，这种文化是滋生对人恐怖的土壤。韩国文化重视非语言交流，察言观色，通过眼神揣摩别人的心理，在这种文化的背景下容易产生对人恐怖。
中国的王哲报告，儒教规定了“仁”的人际关系，强调人们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倡“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这种理念，强调别人就是自己的镜子，中国的人际关系提倡“以和为贵”，为了尊重对方使用较为含蓄的语言，特别重视身体语言，在人际交流的时候，目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韩国或日本都受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在对人交流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其特征可以归纳为非语言的交流、羞耻文化、顾及他人文化、相互依存的行动方式、重视身体语言等几个方面。
5.强烈的家族归属意识
强烈的家族归属意识表现为家长对孩子的过高期望。自古以来就有望子成龙的说法，从小就对孩子进行特别的培养，想让孩子将来成就大事业，这种过高的期望容易导致孩子产生挫折感，这种情况在韩国和中国尤其明显。
近30年来，随着世界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日益频繁的跨国界人际交往，使学者们更为深切地认识到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青年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在跨入成人世界的路途中，现代青年不得不面对成人社会的各种期望和压力，如家庭对孩子的溺爱和过度的管束、教师的干预和训导、大众传媒的影响和商业消费的刺激等。因此，青年人在寻找生命意义和社会使命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来自多方面而又相互矛盾的社会压力和冲突。当代中学生所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这一切使他们感到迷惘和困惑，并常常陷于焦虑不安、烦躁与盲动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两国中学生中行为不端、离家出走、家庭及校内暴力以至自杀等现象日趋严重；而我国中学生中逃学、离家出走及自杀现象也开始出现。在日本，家庭内暴力、校园内暴力问题以及青少年严重的利己主义倾向令上一代的日本人感到困惑不解，以至将他们称为“新人类”；在中国，也有不少成年人认为当代青少年懒惰、自私，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一味追求享乐，发达国家青年的通病似乎已在中国青少年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