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让我们看看刘秀是怎样建设他的国家的。
“年号问题”
刘秀登基称帝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确定自己的年号。
年号，顾名思义，是用以纪年的名号，诸如元狩、康熙等都属于年号。年号不是从来就有的，中国历史上用年号纪年首创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代，后延用到清朝末年。
年号除了用以纪年外，还有一种作用——“奉正朔”，即通过改元建号，以达到统治者所谓“顺天道”“合民意”“应祥瑞”从而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与明清时期的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年号不同，两汉时期的皇帝都有好几个年号，如年号的发明者刘彻先生就先后使用过元狩等11个年号。
与动辄就改年号的刘彻先生比，刘秀要保守多了。刘秀在位年，先后用过2个年号，其中第一个年号叫做建武，这个年号总共使用了近30年。
我们知道，东汉王朝仅统一战争都打了12年，所以用“建武”来充作这一时期的年号，还是十分贴切的。
“皇后太子问题”
结束年号的问题后，刘秀还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家属亲戚。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刘秀做了皇帝成了真龙天子，那么他的家属亲戚便再也不是普通家属亲戚，他们要在皇帝的宗法当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首先是皇后问题。
要想成为皇后，必须先成为刘秀的老婆。在刘秀的一群老婆当中，最有资格成为皇后的总共有两位。
一位姓郭，名圣通，冀州真定郡稿县人（今河北石家庄东）。在许多野史中，都把郭圣通写作刘秀的糟糠之妻。据说，有一次，刘秀落难，缺吃少穿，只能躺在一棵大树下，靠午睡打发饥饿，正在刘秀饿的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一位叫花子出现了，这位叫花子忍着自己肚中的饥饿，把讨来的食物免费送给刘秀充饥，后来，刘秀为了答谢叫花子救命之恩，便娶其为妻。这位认得真龙天子的叫花子便是郭圣通。
但事实证明，野史虽然很吊人胃口，但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因为在历史上真实的郭圣通不仅不是叫花子，相反，她还有着显赫的身世和暴富的家境。
郭圣通的父亲郭昌乃真定郡首席富豪。郭富豪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把数百万财产像泼水一样无条件送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
与郭圣通的父亲相比，郭圣通的母亲可以说是“没有最贵，只有更贵”。郭圣通的母亲人称“郭主”，西汉景帝七世孙真定王刘睿之女，可谓王室中人，大小也是个郡主。
老爸如此有钱，老妈如此尊贵，除非她有特殊的行为艺术爱好才去当叫花子。
顺便说一下，刘秀也是西汉景帝七世孙，如此计算，郭圣通还要喊刘秀一声“外族叔父”。能娶自己的外甥女为妻，刘秀还真得感谢一下记载翔实传承久远的皇家族谱。
郭圣通的条件如此优越，皇后的人选，很看好她。
另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阴丽华。
阴丽华，南阳新野人，与郭圣通相比，阴丽华没有富豪的父亲，也没有尊崇的母亲，但她有着女人天生的优势——美貌。
要说起阴美女的容貌，青年时期的刘秀曾十分感叹道：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好在刘秀幸福地实现了娶美女做老婆的愿望，公元23年6月，刘秀迎娶阴丽华于宛城，时年刘秀30岁，阴丽华19岁。
与郭圣通相比，刘秀无疑更喜欢年轻貌美的阴丽华。事实上，刘秀也的确有立阴丽华为皇后的打算。问题是，阴丽华推辞了。
阴丽华不是不想当皇后，而是因为阴丽华对局势的准确判断。
登基伊始的刘秀不仅需要立皇后，还需要立太子，也就是将来的接班人。作为刘秀此时（注意“此时”二字）唯一的儿子刘演无疑是太子的不二人选。阴丽华虽然也是刘演的母亲（名义上的），但毕竟刘演的亲妈是郭圣通。
需要声明的是，阴丽华不是不能生儿子，也不是不忍生儿子，而是没有机会生儿子，她与刘秀虽然早在公元23年就结为夫妻，但直到公元25年止，她一直待在新野老家，与南征北战的刘秀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没有刘秀的帮助，她是完不成这一光荣任务的。
基于上述判断，阴丽华坚决不愿意当皇后。
此时的阴丽华年仅21岁，一个21岁的年轻貌美的女人能做出如此睿智的礼让之举，令人钦佩。
上天不会忘记这样的女人，10年后，命运之神将再次眷顾阴丽华。这是后话，后话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阴丽华不愿意做皇后，刘秀其他的女人又没有资格争皇后，所以皇后的人选便锁定于郭圣通。
公元26年，刘秀立郭圣通为皇后，同年同月同日，刘秀立自己唯一的儿子刘为太子。时年，刘演2岁。
2岁当太子，刘演可谓是生得好的典范。但事实证明，生得好不如长（生长）得好，若干年后，一场变故会让他丧失这与生俱来的一切。
“皇亲国戚问题”
解决了皇后和太子的问题，接下来，刘秀要招待一下他的同胞兄弟姐妹。
大哥刘演死得较早较窝囊，但刘秀并没有忘记他，为了让刘死后也能风光，刘秀追谥刘演为齐武王。为了让刘演安心在地下做他的齐武王，刘秀还封刘的长子刘章为太原王，次子刘兴为鲁王。
大姐刘黄被封为湖阳长公主。这位大姐后来与董宣上演了一出强项令的故事。
二哥刘仲、二姐刘元均死于小长安聚一战，依大哥刘演例，刘秀分别追谥他们为鲁哀王、新野长公主。
小妹刘伯姬被封为宁平长公主。
值得一提的是，刘秀的母亲樊闵都，这位伟大的女性在刘演、刘秀起兵不久后病逝。倘若她地下有知，看到子女们在经受磨难后终于过上风光奢丽的生活，应该可以瞑目了。
结束皇帝的家事，我们来看帝国的公事。
“经济问题”
经过新莽乱世和东汉王朝初期的几场战争，此时的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景象。作为东汉王朝的首位皇帝，刘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这一点他做得还是不错的。
要恢复生产，也就是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得有人，世界以人为本，人是世界的主人，离开了人，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虚无的，这一点在东汉时期也不例外。
刘秀要恢复生产，最缺的就是人，即种地的农民。
一个问题产生了，人都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东汉初期的人，除了死了的（死的原因很多），再除了当兵的，剩下的大都去当了奴隶。
西汉末年，新莽年间，东汉初年的奴隶问题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王莽曾试图解决，但解决的结果是问题越来越严重。
与古罗马帝国的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不同，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失去土地或仅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一句话，中国的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不是为武力强迫，而是一个生计问题。
因为，在汉代，作为平民，必须要负起对国家的责任，譬如发生战争时，平民要当义务兵；国家有大的工程时，平民要去出义务工……平民的名字住址都注册在政府的册子上，所谓国家有事就找平民，需要钱粮时，平民出钱粮，国家要力时，平民出力，不出钱、不出力就是犯法。对国家而言，平民就是国家的奴隶。
但平民成为奴隶后（私人的），这些义务便不复存在了。这也难怪，毕竟兄弟都成奴隶了，再让我当义务兵、出义务工也太没有人性了吧。而且，即使奴隶愿意，奴隶主也不愿意。在奴隶主的眼里，奴隶有奴隶的工作，即只为奴隶主工作。
所以，当大量的平民沦为奴隶后，国家承受不住了。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无商不利，无商不奸”的原理，大部分奴隶主在拥有奴隶之后，不是用于种地，而是用于商业，用于诸如入山烧炭、下海晒盐、开矿等大规模的工商业新生产。
这样，农业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基础地位便受到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护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刘秀必须让奴隶成为平民。
刘秀是通过颁布法令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的。
早在公元26年，即刘秀称帝的第二年，他便下诏书，令民间释放奴婢。
自公元26年至公元38年的12年间，刘秀先后下了7次诏书（其中一次是免罪徒为庶民）释放官私奴婢。
在诏书中，刘秀明文规定，敢拘留不放的奴婢主，按略卖人口律治罪。同时，刘秀还给那些被父母出卖为奴婢的人制定了保护性法律。尤其是公元35年，刘秀连下3次诏书严厉申明：
（一）奴主杀奴婢不得减罪。
（二）奴婢主炙灼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
（三）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
这些限制奴婢主暴虐以及允许奴婢有自卫权的法律，显然含有进步的意义，这将使奴婢主在兽性勃发的时候，多少要有些顾忌。
自公元35年始，东汉朝廷还经常发给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以粟米（平均约三年发一次），主要用意也在于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
东汉朝奴隶不像西汉后期那样成为社会的危急问题，刘秀的这些措施是起着作用的。
除了解放奴隶外，刘秀还通过轻徭薄赋（恢复三十税一制度）、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币制改革（复行五铢钱）等方式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
在刘秀的努力下，东汉王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因为历史条件和个人能力所限，东汉初期的经济并未达到西汉鼎盛时期的水平，但其繁荣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经济是基础，了解完东汉的经济基础后，我们接着看东汉的上层建筑。
刘秀不是一个搞制度的人，所以，在其统治的东汉基本上沿袭了西汉时期的一系列制度。这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便是“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
“三公九卿”
东汉时期的三公指：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分别由西汉时期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演化而来。其中，大司徒是文官长，管行政，辅佐皇帝处理天下政务。大司马是武官长，管军事。大司空辅佐丞相，相当于副丞相。
不同的是，东汉时期的司徒主管民政，权力要比丞相小得多，地位排名尚在大司马之下。大司空不再主掌监察，改为主管全国的工程建设，相当于后世的工部尚书，今天的建设部长。大司空摇身一变，由当年整人的苦差事变成了管钱的肥差。
三公的职位虽高，但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至此问题产生了，实权到哪里去了？
答：权力集中于尚书台，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
东汉后期的政论家仲长统曾评论说：（刘秀）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这段话，地道的点明了发生上述权力转移的原因。
东汉初年，为加强皇权，刘秀进一步扩大尚书台机构。设尚书令一人，为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另设尚书仆射一人，为尚书令之副；又设左、右丞各一人，为令、仆之佐。尚书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这便是后世六部尚书的前身。
此时的尚书职掌是——吏曹尚书（亦称常侍曹尚书），主管同公卿有关的事务。
二千石曹尚书，主管同郡国太守（国相）、都尉有关的事务。
民曹尚书，主管官吏上疏事宜，类似于明清两朝的通政司。
三公曹尚书，主断狱。
南主客曹尚书，主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
北主客曹尚书，主管同于南主客曹。
每曹置侍郎6人，称尚书侍郎或尚书郎；置令史3人，称尚书令史，各有职掌。这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分工明细的中央政府，尚书令的权力在日益加强。章帝以后，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之说。
至此时，尚书台已是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九卿只受成事。
东汉时的太傅、三公或大将军等要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必须加以“录尚书事”
的头衔。
我们接着看九卿。
东汉的九卿是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本排名分先后）九卿的官位都是两千石，为了区别郡长官太守的两千石，在习惯上通常称九卿为中两千石。
要讲到九卿职位名的由来，那是很有趣味的，在其身上深深地打上了“家天下”发展烙印。
例如，太常在秦代叫奉常，这个“常”字本应写作“尝”字，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主要职责是依四时供奉食物，让祖先鬼神们时时尝新。到后来，皇帝祭祖不再是一家的家事，而成为天下的公事，所以奉常也不再是皇家的私吏，而成了国家的大臣。因为皇家供奉祖先鬼神的地方主要是太庙，因此奉常渐渐改称为太常。
太常位列九卿之首，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封建王朝的宗教意味有多么浓厚。
太常下面是光禄勋。依照光禄勋三字的文义来讲，“勋”字本应该是“昏”
字（古代勋昏同音）。“昏”意为门房，光禄勋就是皇帝的门房。就像宋江住在梁山泊，朱贵在山脚下开设酒店，好通报消息一样，光禄勋就是负责皇家与朝廷与外界进行联络的，其功能类似于明清时期的通政司。
卫尉，是一个武职，主掌门卫、屯兵，是皇宫的卫兵司令。
太仆，意指皇帝的卒夫，主要是负责皇帝外出交通事宜。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职位，西汉着名丞相卫倌就曾经担任过皇帝的车夫，与现在的秘书一样，当年的司机工作岗位也是便于提拔和出人才的地方。
廷尉，主事皇帝家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比如张三斗狠，一刀宰了当朝司徒李四，这种事情是不归廷尉管的，但譬如某日张三上山砍柴，不小心砍了皇帝家坟头上的树，那么廷尉就要找张三谈话了。一句话，外面的事不论多么大，只要不牵扯到皇族，廷尉都不管，但只要牵扯到皇室皇族，事情再小都归廷尉管。
大鸿胪，该官职名延续到清代，其职责相当于今天外交部的礼宾司，是主管对外交际的。当然，所说的对外，不仅包括对外国，还包括皇室皇族对朝廷、对地方。
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以及其同姓本家和异姓亲戚的。
以上七卿照其名义来看，原本管的应该是皇帝的私事，但到汉代，社会已然是化家为国了，所以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国家大事了。这就是历史演变。
除了上述七卿，此外还有两个卿，即大司农和少府，这两位都是管财政经济的，他们的职权划分是，大司农主管政府经济，少府主管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付国家公费，少府的收入充当皇室私用。在法理上来说，皇室是不能用大司农的钱，但鉴于整个天下都是皇帝家的，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
为方便大家理解，我顺便说说哪些是政府经济，哪些是皇室经济。
一般情况下（不排除有例外），国家的事都是大事，用人多，花钱也多，对此，皇帝还是很通情达理的，他把全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即田赋收入交给大司农管，以此来应对政府的大宗开支。而收入相对较少的工商业税收，诸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则交由少府管，以此来充实自家的小金库。
所以，从这一点看，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皇帝本人。对此，皇帝是有苦衷的。
“郡县制度”
东汉王朝初期的地方政府实分两级，即郡与县，郡下辖县。所谓的州只是为便于检察工作而设立的监察区，发展成为一级政府是后面的事情。
大体上说，东汉初期约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10个到20个县。
郡的长官称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两千石。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以当三公，而九卿可以放到地方做郡太守，其升官转职极为灵活，这一点，深受后代历朝的官员们所推崇和向往。
除了太守外，一郡还有郡丞。作为太守的副手，郡丞在太守有事或出缺时可以代行太守的职责。
与郡设太守不同，县的长官根据人口的多少分设县令和县长。其中，人口在一万以上的县设县令，官位是一千石；人口少于一万户的县设县长，官位是四百石或三百石。这一区别方法很有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意思。
东汉时期太守和县令、县长的权力都很大，他们除了负责一郡、一县的行政外，还兼管军队，可谓掌握着军政大权。
在郡、县以外，东汉时期还有一类很特殊的地方区划，即诸侯国。但此时的诸侯国除了是这一带的名誉地主外，其权力和地位早已被中央政府安设的各类官吏、制定的各种规则所限制与瓦解，很难与当年（春秋、战国、西汉初）同日而语了。
“做官门道”
在上面，我讲了东汉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官，但这些官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说，一个人若想在东汉的官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那他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做哪些事情呢？
下面以张三同学的求官经历为例，来解答这一问题。
张三，南阳郡宛城人，读书识字（请注意这个条件），作为当时的一名待业青年，他有一个不小的志向，那就是当官。
为了实现当官的理想，张三找到了本县名人李四，向他咨询当官的有关事宜。
面对张三的咨询，好为人师的李四先生很热情，他首先表扬了张三好男要当官的有品位追求，接下来，他介绍了几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李四问张三祖上是干什么的，和当今刘皇帝家是否存在亲戚关系，或是否出过二千石的高官。
见张三有些疑惑不解，耐心的李四先生解释说：只要属于以上两种人，你就有机会到洛阳上太学；只要上了太学并平安混到毕业，你就有机会到宫里做郎官；只要做了郎官，你就有机会成为有官位（多少石为标志）的正式官员了。
遗憾的是，张三掰着指头数了半天，仍没发现自己祖上出过二千石的官员，更不要说和刘皇帝家能搭上什么关系了。这条路走不通，只好作罢。
张三不要灰心，且听李四先生向你介绍第二条途径。
第二条途径还是和太学有关，但与第一条途径不同的是，这次李四先生没有期望张三能成为高官的后代或皇家亲戚，而是问张三是否认识两千石的高官或是皇亲国戚。
李四先生解释说：只要有两千石的官吏或贵族的推荐，你还是有希望去太学的。
这次张三连掰手指头都没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四：您老人家就别拿穷人开心了，我要认识他们，还会来讨饶您老人家吗？
听完张三的话，李四眼前一亮：哦，原来你是穷人啊！
在东汉，穷人不是不能当官，但要当官，他必须要走第三条路——举孝廉。
于是，在李四先生的指点下，张三放弃短期内踏入官场的打算，回家安心侍奉老母。在侍奉老母的过程中，张三使尽手段，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孝子。5年后，张三的孝行成为整个宛城乃至南阳郡孝子贤孙们的典范。
要说张三的运气还真不错，这年，朝廷要在各郡推举孝廉，南阳郡在太守主持下，召集郡内头面人物进行评议，以决定南阳郡的孝廉人选（人数不限）。
评来评去，大家的意见趋向一致：好歹就是张三了。
被推举为南阳郡的孝廉后，张三顾不上答谢为之出谋划策的李四先生，而是打点行囊就往洛阳赶。
在洛阳，张三和全国各地推举出来的孝廉一起，被放到皇宫中做郎官。
人与人不同，郎与郎有异。由于个人条件所限，张三被安排负责X宫的护卫工作。X宫殿是皇宫内最偏僻冷清的宫殿之一，在这里工作，别说和皇帝混个脸熟，就连远远地看一眼皇帝的机会都很少。根据当时的惯例，和皇帝不熟的人是很难被皇帝选中并放任外官的。
于是，有些心灰意冷的张三只得在X宫当起了侍卫。期间，除了吃饭想家，张三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皇帝能够快点发现并熟悉自己。
苦熬了若干年后，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这天，皇帝突然路过X宫，见到正在执勤的张三。在皇宫见到一个郎官，对皇帝来说，和见到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也是上天垂青张三，这日皇帝的心情不错，他瞟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张三，顺口问道：小伙子是哪里人啊？
自己日夜思念的皇帝朝自己问话了，跪在地上的张三战战兢兢，但仍是喜不自胜，他用浓重的南阳口音道：是南阳宛县的。
足够了，一切足够了，在偏僻的X宫见到南阳老乡，这显然是皇帝没有预料的。刘秀虽然做了皇帝，但老乡的情分还是讲的，他随手给张三换了个工作，到南宫听差。
南宫是刘秀日常工作的地方。在南宫，张三和刘秀越混越熟，终于有一天，某郡某县县长一职出缺，在刘秀的授意下，张三出任该县县长，自此踏上了他所企望的仕途。
张三是虚拟的人物。在东汉，这样人物不是没有，而是少之又少，原因就在于这里面的每一步对穷人家的儿子来说，都有从天上掉馅饼的嫌疑。
何况，在印刷术尚没有发明，造纸术又相当落后的东汉初期，能见到一本书（包括用竹简写的）都十分不易，穷人家的孩子要读书，基本上属于妄想。而不读书，除非去当兵打仗，否则上述3条路都是很难走通的。
事实上，在东汉初期，包括整个汉朝的政治，基本上属于富人和上层社会的政治，这个阶层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