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十月底，鲁迅先生写了一篇谈脸谱的文章。当时，国民党的文宣机构，控制舆论，甚为严紧，出版单位都得将文稿事先送审，而后付印。先生此作，递上去以后，即被检查官员禁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枪毙”了，更文雅一点的说法，便是“无疾而终”。但隔了一年之后，先生编《且介亭杂文》集，又将此文收入集中，并未引起官非，而且，先生还在书后的《附录》中，讲到了被禁的始末。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编书允许，但刊物上不准面世，禁刊而不禁书，这种执法的不一致性和不一贯性，让人感到蹊跷。也许审刊的官员，那天消化不良，或者痔疮犯了，而觉得什么都别扭，因之影响他的判断？另一位审书的官员，可能在百乐门跳舞跳得开心，或者在杏花楼喝酒喝得痛快，网开一面，先生不但可以编进集子，并可以将当时标榜不左不右的“第三种人”拉出示众。
现在将红铅笔划杠的“犯忌”文字，抄录如下：
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先生这段话，充其量，不过是顺笔而至的小小幽默罢了。若是连这点玩笑都在箝制之列，作家大概只有上吊一途了。至于这位检查官如此大惊小怪，细细分析，也无非：一，中国人普遍缺乏幽默感；二，而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中，又以道学家为最；三，而假道学一旦当上文字警察，往往特别的假正经。于是，就出现了《脸谱杂臆》这样一桩低能儿制造的文坛公案。
凡低能儿，都不会承认自己智商不高，为证明其这一点，所有这类低能儿，都喜欢挑错，都热爱挑错，以显示自己的高明。每挑出别人的一错，立刻眼睛中发出一点呆亮，这时候，你会觉得他傻得可爱。
因此，我不禁联想，这位检查官说不定是一个混迹文坛的不得意的小文人，说不定是混在先生崇拜者当中，不出色也不冒尖的一个，说不定是作谦逊状，作恭谨状，在聚精会神地听先生演讲的假装出来的热血青年，说不定是先生旧日的同事，早先的朋友，或者什么来路不明的“革命党人”，说不定是可以跟先生拍拍肩膀，喝喝老酒的书店老板。脸谱，或者面具，遮住那张真实的脸，先生不是上帝，不可能看透，在《后记》中，认定这位检查官为“第三种人”。
我看未必。
三十年代的文坛，已是历史，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坛，我是亲身经历过来，文人之对于文人，其实是最不相容的。尽管面容很亲热，握手很给劲，但到算计你的时候，下刀子是一点也不手软的。直到今天，我七十有余，对侪辈还是不能奢言了解二字。
脸谱这东西，永远是角色的写照，但绝不等于是那个演员的全部真实。
“第三种人”，苏汶即杜衡之流，作为国民党门下的一名清客，这可能性是有的。但要让他当检查官，天天伏案，日日审读，字里行间，发现异端，我估计这班老爷们不一定肯俯就。无论在前清，还是民国，为文字狱吏，也非一个草包干得了的。这是有大本事，有大才华者不屑为，有小本事，有小才华者也不易为的特殊行业。只有那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人才肯干。
在旧日中国，这类假道学兼伪君子，最适合，也最乐意去干这份差使。
鲁迅的小说《肥皂》，那位四铭先生，就是典型形象。因为他实际上拥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要给大街上那个为母乞讨的，长得有点姿色的孝女写旌表诗的极其光明正大的脸；另一张是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将她浑身上下洗一遍，然后拖她上床行周公之礼的极其卑鄙龌龊的脸。他有权利看不惯他认为礼崩乐坏的一切，他有资格申斥所有未能兴灭继绝的人物。看他正面的脸，是《四进士》中标准的儒雅须生宋世杰，可背面的脸，可能让你吓一跳，是《挑滑车》里的穷凶极恶的金兀术。这是奇怪的组合，然而在这块土地上，却能合二为一，天衣无缝。
他要来管你，你就完了，你看他的儿子，活得多可怜，怎么也不是。
中国的道学，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军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而像四铭先生这类货色，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绝对的伪善，恶却是百分百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妓女的油，要妓女的钱，然后又将妓女关进班房。
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包括道学家的老祖宗朱熹，也有形迹可疑之处。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庆元三年，沈继祖劾朱熹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执柯，娶刘洪之女，而奄有其身后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若是果真如此，这张既贪财，又好色的脸，和那张配享孔庙，谥封文正的脸，也很难吻合在一起，然而千百载来，莘莘学子，谁不捧读他的《四书集注》那块“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呀！
只要蒙上了假道学这张面具或脸谱，最高调，也最投机；最装圣洁，也最卑污；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盗女娼；最无耻，也最能假正经；最龌龊，也最能作光明磊落状。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地方，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的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戴着道德面具，来审判你的自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这样犯规，那样禁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条条框框，如蚕之于茧，绳箍索拘，如囚之于囿。中国文化的厄运，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没完没了。
不过，这位低能的检查官，用红笔杠先生的文字时，固然有其维护反动统治的秩序纲常，所谓党国利益的着眼之处。但我更相信，如此这般的小文人，如果能找到大师的麻烦，那一份精神得到大满足的内心窃喜之状，就像老鼠掉进米坛子似的得其所哉。我明里奈何不得你，暗里我却是可以将你摆平的。先生，恕我对你无礼了！
16世纪，莎士比亚为他有股份的玫瑰剧场写剧本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审查官，竟是御膳房的主管。我们的剧作家，不知多少次在他那里蹭饭讨酒，然而并不了然剧团将他的大作呈审，那些令他不止一次吓出冷汗的批语，居然出自这位胖得可爱的大厨子的笔下：“你还要你的脑袋不要？”“是不是你的屁股痒了想挨揍？”
于是，先生所言：“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看来也有其不尽识人的难处。文坛，有的时候，挺像一场假面舞会。你见到了，但你等于没有见到，你看到了，但实际不是你想看到的脸。你跟他握手了，但你不知道到底握着谁的手，你握着对方的手了，但你也猜不透另外一只手，握着的是快刀，还是鲜花。
这其实也等于你我文人串演的一场《三岔口》罢了。
说到脸谱，或者面具，实在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艺术。在原始社会中，这是用于宗教祭祀，或者用于娱乐庆祝的面部装饰物。据民俗学家考证，脸部涂绘颜色，源自文身，至今犹可在非洲或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岛屿的部落，重大集群活动中见到。时下的足球迷，在脸上画出所崇拜追随的球队徽记，恐怕很难说不是人类的返祖现象，若是循着时光隧道回窥远古，说不定此刻韩日世界杯的疯狂，与数千年前亚玛孙热带丛林中的食人部落庆典的欢乐，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先有面具，后有脸谱。四川成都以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发掘出来四五十个铜质的面具，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上，绘制的巫师乐舞场面，每个舞者的脸上，都戴有面具，距今也有两千年之久；在江西境内，仍有一种叫“傩”的地方戏，戴着奇形怪状的面具演戏，简直就是中国古老戏曲的活化石。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中国戏剧历史之悠久，中国人对于表演艺术的强烈兴趣。在封建社会里，有的朝代，从皇帝到臣民，都是戏剧爱好者。很有几个帝王，因为热衷于业余演出，不理朝政，最后成为亡国之君。
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随笔《思想，山水，人物》，特别谈到了中国人的表演才能，他认为，中国人几乎都具有演戏的天赋，这种冷峭的说法，当然，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戏剧，自唐宋以来，确实是大发达过的。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
试想，皇帝和他的宠臣，时不时地登台串演，彼此插科打诨，那么，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载，当时的汴京城中，演员之多，名角之多，行当之多，戏班之多，从北宋的汴梁到南宋的临安，勾栏瓦舍，倡伎俳优，是整个宋代相当发达的服务行业和娱乐行业。元曲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积淀上，才得以辉煌。
远在宋之前，从唐人孟郊诗《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从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可见戏剧演出，成为一时风尚。诗中所说的“染面”，文中提到的“自傅粉墨”，都系绘制脸谱之意。赵佶的扮相，能够酷似其祖宋神宗，看来在脸部勾勒线条、曲弧、图案、色块的方法，也就是脸谱，代替固定不变的面具，成为主要的戏剧化妆手段。
脸谱，在戏剧舞台上，主要作用是夸张，惟恐你看不见和看不清，惟恐不能充分完全地表达出人物性格。而在人生看台上，尤其在文人的假面舞会上，则绝对相反，主要作用却是在掩饰。生怕你看清看透，生怕你从脸部表情窥见其内心。
脸谱曾经在中国舞台上风行一千多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兴的现代戏剧艺术更崇尚真实自然，脸谱遂成为传统，成为琉璃厂卖给外国游客的工艺品，逐渐衰弱，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遗憾。我想，古老艺术的没落，很大程度上与工业社会的飞速进步有关，定型化、模式化的脸谱表现手段，已不能反映纷繁万象的现代生活，和复杂多变的人类思维过程。
古代艺术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类的面部表情定型下来，成为京剧和戏曲的脸谱。这些脸谱反映农耕社会中的古人，忠贤奸愚，一目了然，美丑善恶，大致可辨，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写照。“五四”以后的艺术家，便没有这份好运气了，今人的脸，连造物主都望洋兴叹，把握不住，简直如万花筒那般，变幻莫测，不知深浅，扑朔迷离，瞬息万变，拿起一支笔，在脸上便无从下手。有时候，你会啼笑皆非地发现，画猛虎，为走狗，画魔鬼，成天使，画的是西门庆，出来了柳下惠，画一个王八蛋，竟是位救世主，呜呼，一张无所适从的脸，哪里还有个谱呢！
应该说，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之中，只有一张脸，确实是不行的。
在人类社会中，只有植物人的脸部表情，才永远不变，才永远那副似死又活，似活又死的面孔，如果我们看到的，全是一张张这样的脸，那是相当恐怖的事情。正常人惟其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交流时，同一张脸上出现不同的变化，这世界才显得丰富、复杂、多样，而有生气。
但是，脸部表情有变化，是好的，变得太多太快，以致照相机的快门都跟不上，那就不好了。尤其“自傅粉墨”，将真实的、本来的面孔隐藏起来，则更令人望而生畏。生活在文人这个圈子里的吾等芸芸众生，有时，你当真觉得像是参加了一场假面舞会，有一种目迷五色的错失感。
于是，我想起法国的都德，他所遭遇的一张揣摸不透的脸。他是写名篇《最后一课》的，与莫泊桑同为《蒲塘夜话》一个创作集体中的法国作家。1942年太平洋战争快要爆发前夕，那时已成“孤岛”的上海，学校老师让学生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如何燃起我们小孩子的爱国之心。我记住了这位作家，因为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读过他的作品，是那样震撼了我。
他是一个好客的法国作家，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访问巴黎的时候，曾经是他家的座上客。他们一家人，包括他太太和孩子，都很喜欢屠格涅夫，甚至亲切地称呼为“米加”或者“渥洛卡”什么的。那时的俄国人，特别是贵族，以说法语为荣――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头几章里，你可以一睹莫斯科客厅里的法语时尚――所以，以吃法式大餐为荣，以穿戴法国衣饰为荣，以时不时地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散步为荣。屠格涅夫当然与时下口袋里揣着绿卡的某些中国文人的崇洋媚外，不尽相同，但他喜欢巴黎，喜欢都德和他的一家人，那张脸，是这样写着的。
都德把他家的门向这个俄国人打开。作家屠格涅夫也相当敬重这个法国同行，不是文学的缘故，两个人不可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他们互相表示对于对方文学成就的钦敬之意。都德说过：“小时候的我，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可以进去。”屠格涅夫也认为：“准确有力地表现真实，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观点如此接近而又相似，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一杯又一杯地斟酒、干杯。
屠格涅夫后来便常在巴黎了，成了都德一家人的好朋友。都德也为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位俄国作家而高兴，还在他的随笔《巴黎三十年》里，讲述了他与屠格涅夫的真挚友情和互相倾慕的文字交。后来，屠格涅夫死后，都德无意中，发现屠格涅夫对他文学评价极低，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于是感到很伤心，那是一张多么真挚诚实的面孔啊！
屠格涅夫是伟大的俄国作家，但他的性格，与托尔斯泰差点闹到要决斗；他的脾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赫尔岑相继绝交；他的多变，又一个一个地跟这些文学巨人恢复友谊，握手言欢，接着，一言不合，继续决裂。其种种行止，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要是那位法国人，了解到俄国人这张谁也说不准的脸谱，也许关起门来，自饮自酌，那快乐恐怕并不比假面舞会差到哪里去的。
不过，我们值得额手称庆的，就是川剧的“变脸”艺术，仍处于知识产权保护阶段，尚未到人人都可以拜师求艺的程度。如果哪一天，大家都掌握了顷刻之间红脸、黑脸、青脸、鬼脸地翻来变去，那文人的假面舞会，就该比京剧多谱同台的《十八罗汉收大鹏》，还要热闹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