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在学习当中，学与思同等重要。他指出了学而不思的局限，同时也道出了思而不学的弊端。
学而不思，死啃书本的结果，指能够让人学一知一，学一是一，不能进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境界，其结果不是固步自封、掉进教条主义的陷阱，就是变成思想呆滞的书呆子。如果一味地思考而不肯学习，又会脱离轨道，进入空想主义的泥潭。
只有将思与学相结合，才可以使自己成为懂道理、有学问的人。思是学的灵魂，学为思的延续。
唐代的一行和尚是非常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和天文仪器制造家梁令瓒合作，制作了黄道游仪和混天铜仪。他利用黄道游仪观察天象，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关于恒星运行的观点整整早了1000年。混天铜仪是在东汉张衡的设计基础上改进制成的，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报时器。他组织了在各地测量日影的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测算了子午线的长度。他主持完成了《大衍历》的编制工作。这部新历法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太阳运行的规律，把太阳和月亮每天的位置和运动，每天见到的形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食和五大行星的位置都作了说明。
然而，这些都与一行和尚从小勤学习、勤思考是分不开的。一行和尚出家以前叫张遂。从小就读了很多古代书籍，尤其对天文和数学的兴趣最大，而且善于思考，遇上一些天文、历法计算术中的疑难问题，总要寻根问底，弄个明白。久而久之，不但打下了扎实的科学知识的根底，而且培养出惊人地理解力。有一次，他向当时藏书丰富的著名学者尹崇借了一本西汉学者杨雄的哲学著作《太玄经》。这本著作深奥难懂，涉及很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尹崇读了好多年，读了不知多少遍，都没有完全读懂。但是没有几天，张遂就把它读完了，把其中的道理也搞清楚了，而且把自己思考所得写成了一篇题为《义决》的读书笔记，绘制了一张《太衍玄图》，向尹崇请教。尹崇不禁为他的惊人理解力、读书和思考密切结合的良好学习习惯而惊叹：“真是后生可畏呀！”这正是学与思的完美结合，才会有如此大的成绩。
对于学生而言，学与思的关系，是要解决知识积累与认知能力发展的问题。学而不思，学生容易变成“两条腿的书橱”；思而不学，学生则会变成两条腿的空书橱。思在与学的关系上表面上是相辅相成，但是其中重点要“思”，因为这关系到人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制是否能够超越并战胜的问题。其实最终它导致创新（思）与保守（学）的对立。然而辩证地看来，思又离不开学。只有学与思结合起来才是最完美的。
学与思相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主义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而思、思而再实践，而仅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那么中国革命岂不是要断送在王明之流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从而使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仿效美国。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的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来迎接明天的挑战。
福楼拜说过一句话：“现代的愚昧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的生吞活剥。”小到一个学者，大到一个国家，都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