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外号大黑猫——在老北京人心目中并非吉祥物。
她的乳名小白兔——天生的白，一哭啊，眼睛鼻子嘴，像小红樱桃，像兔儿爷，又像白雪公主。惹人怜爱。
这回说一说大黑猫与小白兔的三级跳高表演赛。
一、舍脸谋生
八年前，大黑猫在火车站卖大碗茶的时候，北京城里好比响了一声炸雷。连政策研究员都震动了。
火车站前的广场很大，旅客很多，这个茶摊儿很小。
小到什么程度？一张铁木合制的折叠桌，两条结实的老式板凳，一只带黄铜嘴子的搪瓷保温开水桶，一个盛着淡紫色过锰酸钾消毒溶液的洗碗盆，自然还有二十只青花粗瓷大海碗，外加一把红白条的特大号遮阳伞。总之一辆平板三轮车就能把这全部家当拉跑。跑得可快啦！
为啥要跑呢？“唉唉，一言难尽呐……”茶摊摆在天安门广场上有碍观瞻；摆在路边上妨碍交通；摆在公园门口又挤了卖冰棍儿老头老太的生意，肯定挨骂。而且，北京的警察誉满全球，一场手就能把小摊小贩撵跑，轱辘马爬，屁滚尿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于是乎大黑猫和小白兔就跑到了火车站广场上来卖大碗茶。车站也有警察呀。然而他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儿，只管站里不管站外，因此大黑猫、小白兔二人在广场一角卖茶也就是钻了空子，暂时没人干涉。
大黑猫一天要烧二十桶开水，蹬着平板三轮车送水，汗流浃背，跑来跑去，力气活儿虽然辛苦，可谁也看不出他是干啥的，倒有点像个国营单位的工人阶级。小白兔却感到非常难为情。她负责看摊儿叫卖，斟茶涮碗，手心朝上去接那两分钱的小钢蹦儿，擦擦板凳请客人坐，自己跳来跳去的笑脸伺候人。
“比当小老妈儿都寒碜！当老妈儿，洗衣做饭哄孩子，虽说也是下九流，倒还是在一家一户屋里院里伺候人呐。这倒好，卖大碗茶，上大街去丢人现眼啊！”白兔她妈天天嘟哝，常抹眼泪，没有泪也揉眼皮，“咱穷，也还没穷到这步田地，教十八的大闺女满世界去端茶递水伺候人……”这些话，主要是说给白兔她爹听的。
白兔她爹，人人尊称颜老师，是位中学语文教员，今年就要悄悄地庆祝五十大寿的规矩人。整条胡同没人不熟识，没人不敬重。第一条原因很简单，胡同里的半大孩子们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连那些已经念大学和工作了的年轻人，也曾经当过他的学生。名副其实的桃李满胡同。
颜老师为人正派，克己奉公，天天晚上去给那些贪玩的、旷课的、生病的、弱智的学生补课，还用大黑猫的平板三轮车送学生上医院，还用自己的工资给清寒学生买课本铅笔棉裤球鞋冰糖葫芦，还用自己的面子加上大道理小道理再加上耐心和时间去调解邻里纠纷，还用自己的……够了，这是他受到全胡同尊敬的第二条原因。
可惜呀，颜老师也是血肉之躯，精力财力有限，何况耶稣上帝或者玉皇大帝赐给他的时间一昼夜也是二十四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毫无“特供”待遇，因此，便发生了顾此失彼的情形——学生们升大学前程似锦，自家的女儿考大学名落孙山，成了个吃闲饭的待业知青。
这时候，颜家白兔小姐偏偏遇上了个不吉利的大黑猫。大黑猫也蹲在家里吃闲饭。他二人同病相怜、形影不离，没多久就变成了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大黑猫的爹妈兄嫂破釜沉舟，连凑带借，花八百元置办了全套行头，小白兔一咬牙也就跟着战友上街卖大碗茶去了。
颜老师觉得自己从此抬不起头来，走在胡同里都感到背后有手指头戳脊梁，夜里作梦吓得胸口出冷汗。无论如何咱也是北京人呐！而且是北京城里的正派人、满人、读书人！解放前的“仕农工商”也罢，解放后的“工农兵学商”也罢，不管怎么排列，经商者均属末流。前清的官员更是蝎虎，“无商不奸”，商人根本不准住在内城，统统赶到前门外去……老伴嘟哝得有理：“咱还没穷到那步田地，教十八岁的大闺女去沿街吆喝，叫卖大碗茶！”怎么办？女大不能留。难道苦揍一顿？
还是锁在家里？
“喝大碗茶啦？两分钱一碗！”
小白兔直着嗓子叫，没腔没调没板眼，不中听。
也难怪，这孩子自打记事儿以来，只听见过“砸烂狗头”之类的口号声，还有全校全城背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山呼万万岁和高唱语录歌，却从没听见过小商小贩沿街叫卖和串胡同吆喝的优美声调儿。怎么办？女大不能留。为了赚钱糊口，不会吆喝也得唱！她便绯红着脸蛋儿唱了起来，唱词唱腔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新调调。
“大碗茶、茶碗大，远方的客人请您来喝大碗茶啦！”
“有凉茶、有热茶，消暑解渴两分钢蹦儿一大碗啦！”
“茶具消毒讲卫生，茉莉花茶喷喷香啊！”
“喝茶吧，没零钱的客人也请坐，孝敬您啦，免费！”
不会吆喝也得唱。一回生，两回熟。唱惯了，那抑扬顿挫、板眼节拍、拖腔拿调的韵味也就自然形成，变成悦耳动听的小曲儿了。平心而论，都快赶上上海歌唱家朱逢博小姐的江西小调“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对，北京的女孩子口齿清晰、语音纯正、字正腔圆、不带齿音，至少不像朱小姐那样把“茶”唱做“擦”。加之小白兔长相秀丽，神态俊俏，唱起来胸脯大起大落，忙起来手舞足蹈，也就逗得那些并不太渴的青年旅客后生小伙儿宁愿花上两分钱，站上两分钟，围在茶摊跟前一边啜饮一边看姑娘听小曲儿。加之咱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有些特殊，凡是有人围观的地方我也得挤上前去瞧瞧，凡是有人争着买的东西我也要买，否则岂不冤枉！如此这般，大碗茶生意日渐兴隆。扣去水钱火钱饭钱茶叶钱，大黑猫和小白兔一天能挣纯利二三十元。当月就收回了那八百元的本儿。
外地来京的旅客，出站之后喝碗茶，花两分钱，小事一件，扭头就忘。然而您也别小瞧了大黑猫的小茶摊儿。说起来您也许不信，也许吓一跳，这个小小茶水摊儿呀，竟然是堂堂皇皇的北京城里二十多年以来的独一处！狗长犄角猫下蛋，十年不遇的奇闻啊。君不见，名扬四海的北京天桥，护国寺，白塔寺，隆福寺，大栅栏，北海，故宫，颐和园，这些最最热闹的地方，既有小摊小铺小吃店小茶馆和货郎担儿，数以万计的小商贩，全部干净彻底地合作化了嘛。连那些有门脸的夫妻老婆店都“化”没啦，遑论一把遮阳伞下的小茶摊儿！
因此，您要想在北京大街上喝杯茶，难啦。
更令北京人心疼肝痛的是琉璃厂附近那个百亩旷场的厂甸。每逢开春转暖地气上升万物复苏的时节，这儿的庙会少说也有几百种几千个小摊小贩儿。问问看，有几个北京长大的孩子没买过厂甸的风筝空竹气球花炮和那三四尺长的大冰糖葫芦呢？就算你没买过，还没看过没玩过没逛过厂甸吗？真的连一碗芝麻酱面茶一顿白水羊头一碟蒜水灌肠也没吃过么？……别争啦，争也没用，如今的厂甸早就没啦。不但庙会没啦，小摊小贩小吃小玩意儿没啦，连地皮也没啦。哈，盖满了许多见缝插针式的工厂机关学校大高楼，国营的，好大的气派，谁敢把它拆了？恐怕康熙大帝再世也不敢。
大黑猫可不知道这些历史沿革，他属于那“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插队，回城没工作”的一代。有人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大黑猫不服。再加上他膀大腰圆一顿能吃六个大馒头，长期吃爹妈吃得害了羞，才狠下心来卖大碗茶自谋生计的。他更没料到，自己这个小摊儿，居然代表着某种“动向”，惹得北京市的政策研究员们很费了一番脑筋。
毕竟是春暖花开的气候了！研究员们认真研究之后，经过请示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终于做出判断和表扬：大碗茶能为群众解渴，两分钱一碗也不会产生百万富翁，而且可使待业青年自动就业，应予保护和提倡！报纸立刻按此口径发表消息，不再使用小商小贩小业主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名词，而是送给大黑猫和小白兔一个崭新的爱称：个体户。
小白兔经常买张报纸拿回家，进门就嚷：“爸，你快瞧，报上说个体户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您还反对吗？”
其实，颜老师比研究员的政策水平并不低，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卖大碗茶当然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他反对的地方不在这儿……
“妈！快瞧，今天报上又说啦，卖大碗茶是对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补充！您往后别嘟哝啦。”
“是补充！你挣了钱对咱家过日子还是个补充哩。”白兔妈没好气儿地说，“可我还是宁愿教警察砸了你们的大茶碗！少到外边给我丢人现眼去……”
现实生活丰富多采。一花引得百花开，北京城里卖大碗茶的多了起来。可是，两年以后，呼啦一下子又没啦！
二、舍命冒险
北京市的警察和政策研究员市场管理员都是好样的，一贯的精明强干，取缔小商小贩经验丰富，很受颜老师两口子的信任和敬爱。首都嘛，无论如何还是政治影响第一。在那种所谓“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若干次小小反复中，民警同志为了整顿火车站的秩序，主要是打击票贩子，顺手就把大黑猫的小茶摊儿轻而易举地取缔了。这事儿是真的。只要翻翻近两年的报纸，就能看到详细的绘声绘色的新闻报导：某月某日拘留了多少多少进城卖西瓜的；某月某日没收多少多少不讲卫生的卖羊肉串的烤箱，其中包括喜剧演员陈佩斯的一只，是在除夕夜里没收的；某月某日取缔了多少多少无照摊贩，包括若干欺行霸市的家伙，打伤顾客，依法判刑，以儆效尤！
小白兔此时已经订了好几份报纸，读着这些消息，心里七上八下。陈佩斯的烤羊肉串吃了闹肚子，当然应该取缔罗！
可我的大碗茶又惹了谁哩？两年前报纸电台电视对大黑猫的表扬还算不算数？真是一首朦胧诗……
取缔不等于撵跑。这次把大黑猫的桌子板凳开水保温桶连同平板三轮车一古脑儿全扣了。叫居民委员会的大妈带着大黑猫去领，可他不敢去，怕罚款。小白兔妈公开庆幸：“该、该、该、该！真应了那句俗话儿：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谁教你们不求上进，不像你爸那样做个规规矩矩的正经人？舍着脸去叫卖大碗茶？北京城里的汽车都不准揿喇叭了，岂容你们沿街吆喝？警察没错儿，连老舍写的警察都是好人，那还有错儿？活该扣了你们的三轮车！该、该、该、该！”
这两年文坛流行朦胧诗，语文教员颜老师怎么也看不懂，今天听老伴的一番嘟哝，顿悟了，嗨，原来白兔妈妈摇头晃脑吟哦的就是一首朦胧诗嘛！
大黑猫少年气盛，不服输。虽然再次失业，好在兜里还有万八千的积蓄——辛辛苦苦卖了两年大碗茶，大黑猫可没敢下饭馆喝一顿酒，小白兔也未曾烫发穿高跟鞋。他俩连结婚都没请客。“请什么人？请你那帮倒爷可不行，狐朋狗友，倒了我家门楣！”白兔妈发了话，要请，只准请正派人。大黑猫心里另有打算：“那就干脆甭请客了。您不知道，一杯喜酒少说也是我们二十碗茶的价码儿呀！”协商失败，丈母娘心里坐下一块病：请客怕丢人，不请客还是丢人。满心烦恼撕橹不开。女儿女婿心里倒是如同明镜一般——小两口的奋斗目标，是攒钱开个有固定门脸的小酒馆儿。洋式的小酒吧或者咖啡馆更好，一杯咖啡就能顶五十碗茶的价码儿呀！
“还得防备着你生娃娃呀，”枕头边上，大黑猫情真意切地对小白兔说，“赶明儿要是大着肚子，或者抱着吃奶的孩子，可怎么站在遮阳伞底下叫卖大碗茶哩！”
“是得奔两间房，有个铺面，再请两个帮忙打下手的伙计……”小白兔在被窝里打着如意算盘。
于是乎，小两口儿便省吃俭用地狠命攒钱。可惜，钱还没攒够数，小茶摊倒是提前取缔了。
大黑猫开始喝闷酒了。小白兔也偷着抹眼泪。作梦的时候，她重新听见了胡同里老头老太讲解大黑猫这个外号的来历，和黑猫为啥不吉利的原因：
“黑灯瞎火的夜里，黑猫的眼珠闪绿光，真瘆人！”
“您要抱着它摩挲毛，噼噼剥剥炸火星儿！”
“最要命的，大黑猫要是从死人身上窜过去，连那个僵尸都会坐起来！”
“是喽，就凭这三条罪孽，连十二生肖里都宁有耗子不要猫。”
“可不，猪脏，倒有属猪的；蛇毒，也有属蛇的；耗子最坏，还有属鼠的哩……家家养猫，反而没有属猫的。”
“这，大家伙儿为啥给对门那小子取个大黑猫的绰号呢？多不吉祥啊！”
“那小子插过队，打过架，不安份守己呗！”
听到这儿，小白兔在睡梦里哭了起来。大黑猫压根儿没睡着，他知道白兔为啥哭，一个鲤鱼打挺儿跳下床，两眼放亮儿，拉住妻子说：“走！跟我出趟远门……”
“去干啥？”
“玩命去！”
这年夏天，小夫妻带着八千元现款、二百斤全国粮票，跟着一位远房叔叔上了路。乘火车两天一夜就到了湖南省西部山区古丈县。这里既是苗乡又是茶乡，古丈毛尖是蜚声中外的上品。何谓毛尖？就是赶在清明节和春雨之前，采摘的带茸毛的嫩茶叶尖儿，也叫明前或雨前，属于细茶。在堂叔的指点下，小夫妻并不买毛尖，而是专买那一块多钱一斤的薰青和炒青。这是农民自制的粗茶——春雨过后，茶树叶子猛长，产量高，却是大叶子大路货了。也不经过仔细的选、揉、焙制，只是用松针烟薰或大锅炒干，也叫原茶，卖得很便宜。
买了四十筐（四千斤）粗茶，又在堂叔的指点下花了两千多元运费加烟酒钱人情费辛苦费好处费利益均沾费，小夫妻每人掉了二十多斤肉，脱了几层皮，奋战四个月，损了五筐茶，终于感谢耶稣上帝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才把那幸存的三十五筐茶叶安然运达新疆乌鲁木齐。真是触目惊心，一言难尽啊！搭了别人的车皮，在闷罐车厢里占据一角，坐在茶叶上睡在茶叶上吃在茶叶上饿在茶叶上病在茶叶上，车厢如烤厢如牢笼如摇篮如棺材，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大站大停，小站小停，途经郑州兰州重新“组列”而久停。可恨那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堂叔并未同行，小夫妻简直上了贼船。下车回北京吧，四十筐茶叶怎么办？不下车吧，钱已经花了个精光，吃什么？穿什么？车过玉门关，寒风刺骨，遍地银霜，他俩还耍着单！伤风感冒咳嗽发烧，小白兔摸摸丈夫，脑门烫手。大黑猫摸摸妻子，连乳房都凉了。
“只要有一个人活着，也得把这笔买卖做成！”
“对，挺到底！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气壮。”
“大叔说这一斤粗茶运到新疆能卖十好几块钱……”
“没错儿，新名词儿——这是市场信息！”
“人活一口气。死活也争这一口气！”
吃什么？吃茶叶——在小站上一筐茶叶换只羊。明摆着敲竹杠，忍痛也得让他敲。
穿什么？穿茶叶——一筐茶叶换个羊皮筒儿，没里没面，翻着穿。
送什么？送茶叶——遇上了雁过拔毛的好汉，一送就是一大筐买路钱。
人争一口气。小夫妻总算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来到了乌鲁木齐市。一切交给了先期飞来的堂叔。叔叔是好人，既聪明又能干，哈哈一笑，领着他俩住进大宾馆，理发洗澡换衣裳。吃饱了睡足了，大黑猫脑门也不烫了，小白兔乳房不凉了，再拿上叔叔给的两张卧铺票，四天三夜，接茬睡着回北京去。
堂叔是好人，年根底下亲手送来了人民币三万！大黑猫双眼放绿光，小白兔痛定思痛，“哇”的一声哭了。
“明年收茶叶的时候再跑一趟吧？有本儿啦，轻车熟路，运它二百筐，赚它二十万！”堂叔鼓动着。
小夫妻谁也没敢答应。请堂叔喝了真的（不是假的）茅台酒，叫辆出租小汽车，鞠着大躬送走了。
晚上，小白兔悄声告诉她爸：“三万！”
颜老师吓了一跳，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的事，脱口而出：
“‘三反五反’的时候，贪污一万块钱就是大老虎呀！”
小白兔听不懂，但她知道这不是贪污：“爸！我们这可是劳动所得，是促进商品流通。”
“你们种茶叶啦？摘茶叶啦？国家就不会搞商品流通？要你们去流通？我看你们这是跑单帮！”
“报纸上说长途贩运短途贩运都不算投机倒把……”
白兔妈这次没插话。她实在被这三万元的大数目吓唬住了。老两口工作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也没攒下一千元；女儿女婿跑一趟新疆就赚三万！啧啧啧，什么？再跑一趟就能赚二十万？那还不立马被抄家呀！
回到大黑猫身边的时候，小白兔也心虚了，采用她爸的观点劝说丈夫别再冒险啦，“猫猫，三万块不少啦。存进银行吃利息，也顶得上咱俩的工资。要不，花两万顶一间临街的小铺面，卖包子打卤面，安安稳稳过日子吧……再说，没准儿我也快有啦。”
大黑猫动了心。两方面动心：白兔快有啦，也就是说我这个“跨掉的”快当爸爸啦！什么是爸爸呢？起码应该爱护自己的老婆孩子吧！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念头一松，怎样爱护娘儿俩呢？卖大碗茶还是教她整天围着锅台煮面条？能不能把白兔打扮得高级点，穿高跟鞋，烫头发擦口红，跟高级点的演员歌星明星大学生平起平坐？嗨，我的白兔哪点儿不如她们！谁命中注定了就是卖大碗茶打卤面的？对，非争这口气不可！
“兔兔，我偏要跟他们比个高低！”
小白兔一惊：“大猫猫，你又要干什么？”
三、花钱买乐
这年春天，小白兔并没有喜，身段依然苗条。大黑猫领她去医院的磅秤上量体重，虽有恢复，“还亏十五斤！都是贩运茶叶饿的、病的、冻的、愁的、吓的……可怜的兔兔，可别闹个气血两亏，教我断子绝孙。”
“咱花两万吧，开个小酒馆儿！”白兔小姐催着。
“开！开张之前，我得先把你那十五斤兔子肉补上。要不然我算什么丈夫？”他把小白兔搂在怀里，悄声问：“兔兔爱吃什么？”
“爱吃萝卜爱吃菜。”
“好，再跟我出趟远门儿……”
老北京人，就知道北京好。在白兔妈的心目中，北京什么都好！白塔好，四合院好厂甸好田村的臭豆腐价廉物美，闻着臭，吃着香，最好。她从来没吃过的烤鸭更好。故宫好，皇上住过的地方好。可是乾隆皇上为什么七次八次下江南呢？这个难题儿她可答不上。她这辈子还没出过北京城，没法比较。
她只知道云南在云彩南边，贵州的稀饭一两银子一碗，所以叫贵粥。今天女儿跟着女婿又要出远门儿，她放心不下，叮咛再三：“去哪儿也别去云南贵州！想喝粥哇，妈给你们熬腊八粥，犯不着跑出去花冤枉钱。”
白兔爹刚出席“五讲四美三热爱代表大会”，得了一面“为人师表”的红旗，颜面增辉，顾虑丛生，认真地找大黑猫谈话：“千万不要再跑单帮！否则……否则……”他否则了半天，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
幸亏这次不是跑单帮。用大黑猫的话说，是“蜜月补课”。他决心花钱买乐儿。把钱花在小白兔身上，让她舒心，让她漂亮、长肉、开开眼界。“咱为什么没资格旅游？咱不偷不抢不拐不骗，钱是舍命挣来的，为啥不敢花一点儿？咱又不是乱花钱！我有个主意，也是个秘密……”
腰缠万贯下扬州，还有苏州杭州广州。火车坐软卧，飞机订波音，汽车叫出租，宾馆要单间，还得有澡盆热水地毯彩电。小白兔沉不住气啦，“为什么这样大手大脚？猫猫，别忘了大碗茶才两分钱一碗！”
“这是个秘密嘛。你听我的没错。”大黑猫开始讲演了：“俗话说，生在扬州，长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为啥死在柳州呢？因为柳州出产樟木棺材。哈，如今时兴火葬，而且连樟木箱子都买不着，而且咱俩活到2000年才四十郎当岁，所以咱们没必要去柳州。我建议把死在柳州改成玩在杭州。而且我还决定咱俩尝遍扬州苏州杭州广州的风味小吃！这一定会给我馋嘴的兔兔带来丰富的信息和伟大的想象力……”
于是乎，小夫妻敞开了胃口。细嚼慢咽那多滋多味的小笼汤包、叉烧包、水煎包，蒸饺、锅贴、咖喱饺，雪莱面、排骨面、蹄花面，虾肉馄钝、三鲜云吞、荠菜素馅大馄饨，火腿粽子、咸蛋粽子、蚕蛹粽子，黑麻饼、姑苏饼、蟹壳黄小烧饼，盖浇饭、菠萝饭、煲仔饭，糟鱼、糟肉、糟蛋，呛蟹、醉虾、醉枣，烧鹅、烧鸭、烧鹌鹑，烤鱼、烤蠔、烤奶猪，白切鸡、盐焗鸡、酸笋辣子炒鸡皮，狮子头、炖鱼头、油炸麻雀头，卤鹅掌，鸭蹼汤、鸡爪汤、猪手冻、狗肉火锅、龟蛇羹、田鸡腿、猪肉脯、兔肉丸子，汤粉、炒粉、肠粉、沙河甜米粉，还有名扬四海的三百种广州茶楼点心……为了尝个遍，甜酸苦辣咸，小夫妻搞了个工作定额：每天三十种。而且作记录，记价钱，写感想，眼耳口鼻手脑并用，不分昼夜肚里打算盘。
“蜜月补课”结束，耗资三千，收获是多方面的。小白兔果然长了几斤肉，其中不乏猫狗蛇鱼虾蟹龟多种肉食之多种维生素成份，再加上广州药膳——炖一只鸡也要投入十几味中药的复杂作用，她的脸蛋儿白里透红，胸脯鼓了，大腿圆了，一嗔一笑酒涡儿更深了，更美了。大黑猫也不再那么傻大黑粗，皮肤白细了些，这是小白兔逼他每天洗澡的结果，而且肩宽腰细腿长肉紧，简直有点当代美男子的气概啦。小夫妻互相看着，顺眼又顺气，禁不住嗤嗤直笑。“这就是花钱买乐吗？”“不，这还是智力投资，花钱买见识！”大黑猫又演讲了，“大开眼界呀，把咱俩卖大碗茶谋生的眼光，跑单帮玩命的眼光，变成精明的生意眼光！人家从西方引进，咱俩先从南方引进。风味小吃几百种，谁能引进一百种，我保他当个百万富翁；咱们先引进他十来种，当个十万富翁如何？”他使劲拍了小白兔一巴掌，“干，这件事我办得到！”只是用力过重，震落了小白兔两颗激动的泪珠儿。
五年之内，三换门脸儿，一座专营江南风味小吃的快餐馆在北京闹市区出了名，站稳了脚跟。人工大理石的铺面，铝合金骨架镶嵌茶色玻璃的门窗，银光闪闪的电镀桌椅，空调、雪柜、彩灯、轻音乐，身著绸裙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小姐……
甭打听，大黑猫发了！他究竟是一位数还是两位数的万元户呢？此事似乎已经不在话下，小夫妻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
八年河东，八年河西（不用三十年）。如今的大黑猫已经是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经理，经常主动给各种可以使自己出名的事业提供资助，要是花几千元能买个挂名“理事”也在所不惜！这何苦呢？远的不说，上次他特意租了一辆皇冠牌高级轿车，陪着美丽的夫人小白兔前去参加舞会，竟然被把门的挡了驾。猫经理递上了香港印制的布纹纸名片，对方一笑：“凭会员证入场！”
“你们这儿不是卖票吗？”
“凭会员证买票。”
“什么会员证？”
“你不知道就甭打听啦！反正不接待个体户。”
身后急着入场的人说话更难听，七嘴八舌：“闪开道，别堵门！”“倒爷还想跳舞哇？”“门口把严点儿好，别让那些不三不四的暴发户进来扰乱秩序！”
这些话能噎死人！猫经理差点儿当场晕倒，兔夫人扭头就跑，气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这天起，大黑猫才痛苦地承认了这个现实——有了钱还是没有地位。“还是广州好，广州认钱不认人。再高级的宾馆餐厅跳舞场，有钱就能进！北京怎么就不行呢？”他向岳父大人讨教了。
颜老师已经退休，再过两年就要悄悄庆贺花甲大寿的人了，对北京知根知底儿，前前后后这么一比较，事儿就看透了：“这事儿可不能怨领导。这八年呀，市面上倒是真的搞活了，要是领导不支持，有你？有这局面？”
“那怨谁呢？”
“怨咱北京人自己！老北京历来不是商业城市。唉，连我都轻商，还怨谁？”
“就不能改一改咱北京人的看法吗？”
“慢慢来吧……改变世俗，也许还要两三代人。”
白兔妈也凑过来说：“甭管几代人！不让你们跳舞是好事儿。舞场里还有好人？男的女的搂着腰，没亲嘴儿也快挨上啦，电视里头我见过，不让去就甭去！”
“我倒不是非去跳舞……”大黑猫的话没说完，他一心要争这口气！丈母娘的话不值一驳，老丈人那个“慢慢来吧”也教他窝火。我就要快点改改北京人的看法！
前两年，他和白兔已经花高价转租到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楼房，雇褓母看孩子，八大件电气化，生活可比得上一位副部长；今天他又在家发了狠，把墙上贴满了的大红大绿的年画统统撕掉，把桌上柜上茶几上土头土脑的小摆设小玩意统统扔掉，雇人重新刷乳糊塑料墙纸。
“你这是干什么？”白兔吃惊地问。
“挂名人字画。改变暴发户没文化的形象！”
大黑猫还添了四个书架，新买来上千本政治、经济、文艺书，包括他根本看不懂的外文书——反正不读，只当摆设。
“我见过，知识分子家里都有几架子书！”
“就为这呀，”小白兔嘟哝一句，“还不如给咱小宝请个家庭教师哩，提前培养下一代吧！”
“说得对，楼下有位教授的小姐，在誉印社当临时打字员，书香门弟呀，就把她请过来教小宝。”
“她肯来吗？”
“嗨，多给几块钱工钱，准来。”
“那好！她还会弹纲琴哩，让小宝也学钢琴吧。”
“说得对，教授家有钢琴，咱家也得有，买个大的！”
这些事很快就办到了。可是大黑猫心里还是不服气，便利用他那闹市区的快餐厅和家里的四室一厅广交文人，当然是穷文人喽，诸如穷作家、穷记者、穷编辑、穷演员、穷导演、穷画家、穷诗人……大的阔的请不动，凡是小有名气而又阮囊羞涩者，都变着法儿请来交个朋友，附庸文雅，免费提供聚会场所，基本上白吃白喝（象征性收费照顾文化人的面子），同时，朋友们为大黑猫站脚助威，壮壮门面，写几篇小稿，登个报“屁股”还建议他的快餐厅改个名字——花四千元从大书法家那里买回来四个笔飞墨舞大字：文化沙龙。大黑猫和小白兔还参加了几个文艺协会，没资格当会员，而是以资助者身份当了“会友”。再去参加舞会，衣袋里可以随意掏出七八个红红绿绿的会员证来。
大黑猫犹感不足。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消息，说个体劳动者也有当劳模的！还有当人民代表的，当政协委员的……
看过之后既兴奋又惭愧，敢想不敢说，连对小白兔都不说。这种事儿的关键在哪儿呢？恐怕单搞“资助”已经不够格啦，是不是应该搞点“捐献”哩？唉唉呀，捐几万元给小学校？他忽然想到岳父大人，这位颜老师无钱可捐，却也得了个“为人师表”的光荣称号，此事如何解释？他一时还想不通。
这天小白兔倒是主动“捐献”了一笔钱给娘家。白兔妈犹豫半天才收下；没过两个钟头，颜老师又把钱送回来了：
“我知道你们有（钱），也是一番孝敬老人的好意。可是这钱呐，你妈拿在手里就心惊肉跳。你妈说……唉，我的主意——原数退回。”
“我妈说什么？”小白兔追问，“爸，您得告诉我！”
“算啦，别问啦。”
“我妈是不是又说‘买卖人赚的钱不干净’？”小白兔哭了，眼睛鼻子嘴，像小红樱桃，像兔儿爷，怪可怜的。
颜老师也不劝她。抬头看看墙上的名人字画，又细看女婿的四架子书，心里一动，把女儿女婿叫过来说：“你俩还年轻。依我看，可以抓紧时间读夜大，电大也行……文化这东西，得从里往外‘化’，才能脱俗。”
小两口呆呆地站着，没说话，大黑猫不敢跟岳父抬杠，这也是一种文化。但他心里还是不服，“商人没文化，俗气；瞧不起商人，就清高，不俗气？”这话当然没有说出声。
颜老师告辞了。走在楼道里还能听见外孙弹钢琴的声音。
心里暗想，有了钱就可以有钢琴，有家庭教师，从小培养孩子，不用花两三代人的时间了，这也是新道理吗？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