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栗子味儿的烤白薯嘞！刚出炉的热白薯啊！”
“红瓤白薯便宜呀，气死麦当劳的热狗啦！”
“尝尝咱的烤白薯吧，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也没忘了咱北京的烤白薯哇！”
“快买烤白薯吧，绿色食品没污染，地道国货少赚钱哪！”
曹雪芹站在和平门红楼前的大马路边上，下定决心，舍去脸面，出口成章，扯开嗓门儿一通吆喝，烤白薯没卖出去几块，倒是惊动了北京文联书记老宋，他急忙拽上北京作协的秘书长老赵，登登登，跑出红楼，恨不能把曹雪芹连同他那带轱辘的烤炉一古脑儿吞掉——多丢人哪！要是被外宾当中的红学家或者什么记者认出来，闻名遐迩的曹雪芹大师在马路边上卖烤白薯，拍张照片，写条新闻，传将出去，那还不把宋书记和赵秘书长的乌纱帽摘了哇。
“雪芹同志！赶快收摊儿吧，现在正是旅游旺季呀，要照顾影响。有什么困难咱们回去好商量嘛……听话，听话！”
“听话，没错儿，我曹雪芹从来就听领导的话。可我的实际困难您二位也解决不了哇——缺钱，我缺10万块钱买我自己写的5000套《红楼梦》，咱文联、作协有这笔钱吗？”
“雪芹同志！先回去再说，回楼里去慢慢说嘛……”
曹雪芹是好同志，深深叹口气，“唉，烤得了的热白薯今儿个又晾凉啦！”
一
曹雪芹是我们北京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半生坎坷，为人老实。
他小时候是在贾母、王夫人和众姐妹溺爱的甜水儿里泡大的。自从红卫兵抄家之后，扫地出门，轰到西山脚下卧佛寺附近的农村插队落户，生活一落千丈，才开始认真读书，进行反思，逐渐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决心把自己的前半生和宁国府、荣国府、大观园里的各色人物写成长篇小说，以儆世人。然而生活是艰苦的。他清晨要随着生产队的钟声荷锄下田劳动，收工之后还要砍柴、挑水。表妹史湘云烧火熬粥，他抓紧时间“天天读”，背熟一条新“语录”，以备明晨上工时抽查。晚粥吃个水饱儿，然后帮助湘云喂猪打狗，堵鸡窝，插院门，一切料理停当，湘云盘腿上炕缝缝补补，他才在小炕桌上摊开文房四宝，共着那一只25瓦的电灯泡精心写作。
写到伤心处，他就想喝酒。没有酒，那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什么酒呢？本村小小供销社里最馋人的好酒顶数那瓶装的二锅头了。
“爱哥哥，这爱锅头太贵……”史湘云从小就有点儿大舌头，总把“二”说成“爱”，想当初在大观园里，林黛玉就讥笑过她，满园子追着叫“爱哥哥”，生怕有谁抢走了你的“爱哥哥”不成？现在那尖酸刻薄的林黛玉早已归天，就连薛宝钗也下落不明，雪芹身边只有湘云一人，所以她倒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叫“爱哥哥”了。
一瓶二锅头1元7角，的确太贵。散装白酒呢，粮食酒1毛3一两，还有8分钱一两的，则是玉米芯儿烧酒，辣嗓子、上头，劲头儿倒是挺足，所以曹雪芹常喝这8分钱一两的烧酒。
曹雪芹此时的生活情景，有诗为证：举家食粥酒常赊。
普通社员的生活也都很艰苦，主要是手里没有现钱。“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在生产队劳动，一律记工分，年底结算，大部分工分折成口粮，家中劳动力多的，还能“兑现”百把元钱，人口多而劳动力少的社员户，扣除口粮款之后也就没钱了，甚至倒欠生产队几十几百。零花钱从何而来？在城里工作的亲属寄点钱回来。此外，“鸡屁股是社员的银行”，所以家家养鸡，鸡蛋就是社员的零花钱。
曹雪芹原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插队落户之后，样样从头学起，虽然劳动态度甚佳，毕竟体质较差，那“提耧下种，扛口袋上囤，脱坯搭炕”之类的重活儿一样也拿不起来，只能跟着女社员去薅草、间苗、打药、捣粪、撒化肥、掰棒子、摘棉花。幸亏他是在女儿群里混大的，跟女社员一起干活儿倒也自在。然而，他这堂堂男子汉只能挣女社员和“半劳力”的工分——壮劳力出工一天挣10分，他挣5分。史湘云还不能出工下田，她的身子骨也比不了农家妇女呀，一人在家洗衣做饭，缝缝补补，还养着十几只老母鸡和一口猪，天天上山坡挖野菜、割猪草，已经忙得脚丫子朝天了。因此种种原因，曹家每到年底结算，都要倒欠生产队一二百元口粮钱。
这也是史湘云必须在家养鸡养猪的原因。支持“爱哥哥”写《红楼梦》是史湘云发自内心的最大愿望。不写出这本自传体小说来，这辈子就算白活了！尽管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不具备什么现实价值——何日付梓？能挣多少稿费？乃至能否出版？都是未知数，但我史湘云毕竟也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十二金钗”之一嘛，“爱哥哥”如此重视我，我就得保证他写到伤心处有酒喝。
邻居们经常见到，史湘云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几个刚从窝里摸出来的新鲜鸡蛋，来到本村小小的供销社，换回一壶白酒。偶尔也换半斤粗盐，几盒火柴。
为了让她的母鸡多下蛋，史湘云还进城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科学养鸡法》的小册子。遵照此法，她上山坡挖野菜、割猪草的时候，特别注意捕捉蚂蚱、蝈蝈、小青蛙、蝼蝼蛄，带回家来喂鸡，又省饲料又能勤下蛋。好在逮蚂蚱的事儿她并非外行，早年在大观园里，姐妹们就一起逮过蝴蝶。
史湘云养猪，一则是生产队的命令，家家养猪集肥，“语录”里有这么两句话，“猪为六畜之首”，“一口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二则也是为了卖肥猪时可以得笔大钱，两百多元呀，到手之后就能为“爱哥哥”置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尤其是稿纸，用量甚多。仍有富余时，再买点儿维生素C，精毛线，茶叶末儿，和那两毛钱一盒的工农牌香烟，总之全部用在“爱哥哥”身上。只有一样是给她自己买的——毛线针，打出来的毛衣还是穿在“爱哥哥”身上。
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改造思想，自食其力，终于熬过了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打倒“四人帮”时，正值曹雪芹“增删五次，披阅十载”完成《红楼梦》书稿之日。兄妹俩苦尽甘来，史湘云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请求解决回城的户口和住房问题；曹雪芹背着30公斤重的书稿，找到刚刚恢复的北京作家协会，希望协助出版，并且要求当专业作家。
这些事儿办起来当然也并不容易。
二
北京作协的副秘书长郑云鹭女士是位女强人，曾在《大公报》和北京出版社供职，属于“大拿”之类的角色，更因为姓郑，会员们索性称她“正秘书长”，搞得真正的正秘书长老赵哭笑不得。
话说曹雪芹找到了郑秘书长名下，“枯通”一声放下大包袱，喘着粗气说，“这是我写的《红楼梦》……正秘书长，一切全都拜托您啦！”
郑女士富有同情心，她也在农村插队劳动过好几年，听了曹雪芹的经历，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坚持写作，完成30公斤重的长篇巨著，实在难能可贵。就说，“好极了！稿子你先留下，我请几位著名老作家抓紧时间看一遍，研究个办法，必要时打个报告，请上级批准，把你调进作协。你回家去听信儿吧！”
“要等多久呢？”
“这么一大包袱稿子，快看也得个把月呀。还得研究，打报告……就算一切顺利……两三个月吧。你放心，不要着急。”
“我倒不是着急。说实话，等两三个月，我和史湘云也就饿成人干儿了。”
“史湘云是谁？”
“我表妹。”
“她靠你扶养吗？”
“我们生活在一起，同居……”
“那就是你妻子喽！”
“名不正，言不顺——我们还没有登记、结婚。”
郑女士一笑，“原来如此。好办！作协先给你每月发56元生活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就是这么多。而且，我们这里有几位当年被划成‘右派’的作家，正等待落实政策的，也是领这么多生活费。你看行吗？”
曹雪芹眼圈儿都红了，二话没说，一揖到地，扭身去财务处领了56元生活费，回家拽上史湘云，立马就到小饭馆里要了半斤猪头肉，一瓶二锅头，两碗炸酱面。喝得史湘云面若桃花，差点醉卧牡丹丛。曹雪芹闹了个酒足饭饱肚儿圆。
郑秘书长特意邀请著名老作家端木蕻良、雷加和她3人采用“流水作业”法通读那30公斤重的《红楼梦》手稿。刚读一半，端木蕻良就沉不住气了，见人便说，“旷世奇才！亘古奇书！真没想到啊，西山脚下的穷困文人曹雪芹能写出这样恢弘的小说来。咱们应该立刻打报告，请上级批准调他来北京作协，当然是专业作家啦，共同研究《红楼梦》的出版发行工作！”
端木先生是大学问家，又是满族，精通清史，对“康乾盛世”颇有研究。但那毕竟局限于史料，经济、政治、军事、版图等方面：而《红楼梦》手稿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呼之欲出，衣食往行，喜怒哀乐，市井风俗，描写得活灵活现，无微不至，实在是史书典籍所没有的。这对端木先生的学问也是极大的补充。他甚至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无所不包，连中药方子都写进小说里去了嘛。因此他对曹雪芹本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此人尚未获准调入北京作协之前，端木就常请他和史湘云到家中喝酒，促膝谈心，交上了知心朋友。
雷加先生对《红楼梦》手稿也是倍加赞赏。他是北京作协的领导人之一，对曹雪芹的关怀又有不同，主要是鼓动文联书记老宋和作协秘书长老赵，赶紧打报告将此人调来当专业作家。在他看来，出版《红楼梦》这部小说固然重要，及时解决曹雪芹的工作、生活问题也很必要，完全应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郑云鹭女士则完全被这部书稿迷住了，读稿已经达到真正废寝忘食的地步。她原本富于同情心，现在不看完书中“十二金钗”每一位的最后结局，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了。就连雷加和端木蕻良催她起草调入曹雪芹的报告，她也神不守舍，提笔忘字，恍恍惚惚写完一看，竟然是写给妇联的报告，请求为晴雯和金钏儿落实政策，说是晴雯撕扇子和金钏儿让贾宝玉吃她嘴上的胭脂都是人之常情，纯属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该轰出大观园，乃至逼出人命，死后还担了个虚名儿。
“唉，郑秘书长，这样的报告怎么能把曹雪芹同志调进作协来呢？”雷加批评了她两句。
“我是气糊涂了。王夫人也是女人，怎么如此狠心对待女同胞，对待小保母呢……”郑女士冷静一下说，“也怨您和端木老，看稿子忒慢，流水作业嘛，可这水流到您二位手里就放慢了流速！明说吧，不看完全部稿子，您就是把我逼出病来，我也写不好这份报告。”
三个月转眼过去。看稿的“流水作业”宣告完毕。可是起草人郑秘书长却因为“十二金钗”的悲惨命运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那份请求调曹雪芹来当专业作家的报告也就暂时搁浅。好在曹雪芹每月都有56元生活费，省吃俭用，与史湘云二人倒也不愁温饱。
但这也是个机会，那总重量30公斤的《红楼梦》手稿在包括宋书记、赵秘书长、文联研究部主任高玉琨等更多的人士中间传阅，扩大了读者范围，而且有口皆碑，都说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好作品。
消息迅速传开，文艺界许多人都来要求借阅，有国内刚恢复的几家出版社编辑，也有宋书记的千金宋丹丹等年轻人。
“不准借出文联。手稿仅此一份，曹雪芹同志的十年心血呀，丢损不得！”宋书记发了话。大家也拥护。
可是你们把这部稿子说得那么神，什么“百科全书”啦，“前无古人”啦，看得端木蕻良经常买酒款待作者啦，看得郑云鹭废寝忘食、终于住院啦……那我辈也非看不可！尤其是外地出版社的编辑，专程晋京抓稿子，为的是出书呀，所以不看不走。
稿子掌握在研究部主任高玉琨手里。他何尝不愿意这样的好书早日出版呢？然而宋书记不准外借的指示也有道理呀。
正在两难之际，宋丹丹出了个主意，何不花钱复印几份让大家拿回去看呢。
好主意！只是稿子太长，这笔复印费不但研究部拿不出，就是文联也报销不了。高玉琨宣布政策：谁出得起复印费，就印一份拿走；没钱的同志，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动手抄。我要不是热爱此书，才不给自己找这份儿麻烦哩！
此乃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初春，刚打倒“四人帮”不久，虽然人们普遍产生“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却是乍暖还寒，“两个凡是”压在头顶，知识界的流行病则是“心有余悸”。因此种种缘故，《红楼梦》的出版面世，曹雪芹当专业作家，虽有许多热心人帮忙操持，仍然不容乐观。
可喜的是，《红楼梦》的复印件和手抄本已经在民间流传，埋没不了啦。
三
曹雪芹和史湘云靠那每月56元生活费生活了3年之后，他终于调入北京作协当了名正言顺的专业作家，正式工资为62元，与张洁、谌容、刘心武、陈建功相同，比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只低一级。他毫无意见，大家都是中青年，来日方长嘛。况且国家恢复了“文革”中取消的稿费制度，每千字可得2至7元人民币。低工资、低稿酬、低物价，互相配套，足以防止作家艺术家发财变修。尤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世界真奇妙，无论如何也比他在西山脚下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强得多啊。
这3年，苦恼着曹雪芹的事情也不少。首先是关于《红楼梦》的出版问题。
“雪芹同志，我们编辑部认真研究了你的书稿，讨论过来，讨论过去，都觉得很生动，很感人，很长知识，可就是说不准《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你究竟要教育广大读者学习谁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总不能学习贾宝玉吧！不客气地说，人物写了好几百，正面人物却只有焦大和刘姥姥，还被你讥讽嘲笑，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英雄人物则一个也没有！不知道你能否增加几个英雄人物？”
曹雪芹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这位好心的编辑叹息着走了。
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前来出主意，“历史题材的小说嘛，我们并不强求作者写社会主义新人。那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只希望你删除那些封建主义的糟粕。具体地说，神游太虚幻境啊，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啊，疯道士呀，都属于封建迷信。尤其是你从娘胎里叼出来的那块灵通宝玉，难道是王夫人的子宫结石不成？不符合科学道理嘛！今天的读者谁能相信？失真，乃文学之大忌。文艺不能违背生活真实，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两年我们集中反对瞎编乱造。薛宝钗的金锁，也是作者生编出来的，为了宣扬‘金玉良缘’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曹雪芹同志，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编辑部可以代劳，替你删除这些败笔。然后，就可以力争早日出版你的《红楼梦》了！”
曹雪芹使劲摇头，“这么一删，也就不是红楼梦了。”
又一家出版社是总编辑亲自出马跟雪芹谈话，水平较高，“没有英雄人物，可以，反对‘三突出’嘛。太虚幻境，秦氏托梦，也可以保留，尊重作者，不要往封建迷信上‘无限上纲’嘛！我们只要求你删掉黄色的描写，诸如：贾宝玉的意淫，小小年纪就跟袭人初试云雨情；贾珍扒灰，贾瑞钩引王熙凤，都是乱伦，不能写；王熙凤把贾瑞和尤二姐置于死地，也太残酷了；还有贾琏跟多浑虫作爱的细节，小厮们围住多浑虫亲嘴儿摸乳房，写得太具体，感官刺激，不要写。对青少年影响不好。如不删除，出版之后大概也会被当做黄书查禁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你这本《红楼梦》，删除色情描写，也是为了保护作品和作者。”
这次曹雪芹动摇了，答应改改看。可是，真要动笔改的时候又舍不得割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状态。所以，直到他当了专业作家，《红楼梦》仍未出版。
好事多磨。自从曹雪芹当了专业作家，名声在外，好几位抄家之后被遣送下乡劳动改造的穷亲戚陆续找上门来。
头一位是大舅子薛蟠。他因为历史上有过人命案子，红卫兵刚一闹腾，还没抄家，他就跑了，隐姓埋名，当了盲流，去大西北挖矿淘金，虽未发财，也没吃什么苦头。今日登门，没见着妹子薛宝钗，又搞不清妹夫跟史湘云是什么关系，不敢敲竹杠，吃喝两顿儿，借200元路费，20斤全国粮票，挑两件体面点儿的衣裳，说声“后会有期”，当天就南下广州“闯世界”去了。
第二位找上门来的是花袭人，她带来的麻烦比实惠还多。
先说实惠。袭人出了大观园后，由于贾宝玉当年将她的汗巾子换给了戏子柳湘莲，千里姻缘一线牵，花柳二人终成眷属。柳湘莲因为参加演出“样板戏”而走红，所以这对儿小夫妻在“文革”中非但没吃苦，生活反而比个局级干部过得还好，现在柳湘莲虽然不吃香了，但是文艺6级的演员待遇不变，家底儿殷实，所以袭人初次登门就给曹雪芹送来一台日立牌彩电（别的专业作家此时只配看9寸的黑白电视）再说麻烦。“文革”中柳湘莲出了名，袭人的社交活动也不少，所以贾琏、贾环、刘姥姥、板儿、巧姐儿、紫鹃等人跟她都有联系。这次袭人找到了门，不啻提供一个路线图，上述诸位人物，出于念旧，关怀，血缘，求援，好奇，借钱，敲竹杠乃至挤住半间房子混那一天3顿儿嚼谷等等相同或不同的原因，陆陆续续全都来到或来过曹雪芹家。伤心落泪，热烈拥抱，倾诉衷肠，骂爹骂娘，一醉方休，赖着不走，走了又来，千奇百怪，不一而足。闹得曹雪芹跑肚拉稀。累得史湘云血压升高。
尤其是贾环，故意到门头沟煤矿找到了已经改稼的薛宝钗，“嫂子，赶紧跟这位煤黑子打离婚吧！据我了解，女方提出离婚，法院一定批准。而那史湘云，并没跟我二哥办结婚手续，新名词儿叫做姘居，不合法。只要您一回去，就能把她丫挺的炒鱿鱼！我二哥作梦还喊您的芳名哪！况且，他现在是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著名作家，《红楼梦》一出版，少说也捞几万两银子的稿费。这笔银子呀，虽然不能重建荣国府，也够您享受一辈子，包括每年都去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日内瓦旅游俩来回儿。这笔银子，哈，您要了白要，不要白不要！”
薛宝钗边听边流泪，小声问道：“能给那么多稿费吗？”
“当然啦！已经打倒‘四人帮’了嘛，知识分子是‘香老九’啦！”
薛宝钗从小就是个实用主义者。尽管现在的矿工丈夫对她甚好，她还是要攀高枝儿的——为了那作家夫人的名声和几万两银子的稿费，她已暗下决心，甩掉这个矿工，挤走那个史湘云！
四
斗转星移，岁月飘忽，10年弹指一挥间。曹雪芹仍然在为《红楼梦》的出版问题而操心，而苦恼。
在商品大潮冲击下，许多书商找上门来要以高价“买断”《红楼梦》的出版权。但是也有条件。
“老曹，你干脆把书名改成《续金瓶梅》得啦！”
曹雪芹吓了一跳。当然不行。
另一位书商说，“关键是内容还不够劲儿。我看您也甭费大事儿，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加加工：初试云雨情，写具体点儿，少男少女嘛，那是什么滋味儿？什么感觉？多描几笔。贾珍跟儿媳妇秦可卿，贾蓉跟婶婶王熙凤，这些框架都留有很好的茬口，大可作文章，不要写得这么含蓄嘛。妙玉被土匪抢走之后怎么样了？光写‘轻薄’一番不行，放开了描写呀！贾宝玉在馒头庵捉奸，抓住了秦钟跟小尼姑智能儿，此处怎么一笔带过了呢？可惜呀……其实，我看您这部稿子，处处都留下了茬口，就像焦大说的，除了门外一对儿石狮子干净以外，宁国府、荣国府里的男男女女都不干净——您就把这些不干净的玩艺儿都大胆写出来——暴露封建社会嘛，有什么不好呢？”
别的书商提出来的要求也都大同小异，只要再加加工，《红楼梦》一定能成为畅销书，作者一定能捞一大笔稿费，甭跟国营的出版社生闲气，“买断”之后一切都甭再操心！
然而曹雪芹不肯如此“加工”，也没把《红楼梦》的版权卖给书商。
北京文联、作协的领导老宋和老赵也为《红楼梦》的出版问题而焦急。
他们着急有几层原因。一是文联在和平门盖了新宿舍楼，红屋顶，端木蕻良写文章干脆称之为“和平门红楼”，以表示自己对《红楼梦》的喜爱。又因为他和曹雪芹都住进这座红楼，当了近邻，交谈方便，过往密切，他正在写的长篇巨著《曹雪芹》
第一、二、三卷已接连在海内外出版发行，影响很大；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却久久未能出版，岂非咄咄怪事？二是同住这座红楼的许多作家都用上了电脑，张洁最早，陈建功最热心，他们也非常喜爱《红楼梦》，更为这样的奇书难以出版而打抱不平，便由陈建功出了个馊主意，将《红楼梦》手稿输入电脑，发动拥有电脑的同行分头复印，装订成册，只收成本费，做为“内部资料”和“非盈利品”发售，以扩大影响，而且，据说陈建功还用“软盘”拷贝了若干份，出国讲学时送给了西欧、北美、东瀛的汉学家或中国通们。第三件事最令老宋、老赵汗颜，是因为不少汉学家如法国的李冶华夫妇，泰国的他威·卡拉迪洛夫妇已将《红楼梦》翻译成外文，并且成立了不少“红学研究会”，造就了成百上千的红学家，纷纷邀请曹雪芹及其领导人老宋、老赵、郑云鹭、高玉琨和国内的红学家端木蕻良、雷加、张洁、陈建功等出国去进行红学交流。去不去呢？
事急矣。《红楼梦》再不出版，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左对右，都不好交待了。老宋、老赵这才想了个绝招儿，跟出版社签订合同：愿以文联、作协的全部桌椅板凳、书柜、暖水瓶为抵押品，请求快速出版曹雪芹的《红楼梦》；上市后如若赔钱，全部家当任凭出版社拍卖。
曹雪芹感激涕零，主动加一条款：作者的全部稿费用来买书，以弥补新华书店征订数之不足。
这大概是最佳方案了。然而还会节外生枝。
出版社的女会计前来查看桌椅板凳，认定这些旧家具值不了几个钱，根本不配登上拍卖行的大雅之堂。她告诉曹雪芹，“唯一的办法是您去拉10万元赞助款，认购5000套《红楼梦》，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出书了。您应理解，出版社已层层承包，如果出了赔钱的书，连责任编辑的奖金都没了。咱不能让个人经济上吃亏呀！”
曹雪芹连忙点头表示理解，可又面带难色，“我并不认识什么大款，上哪儿去拉赞助呢？可惜的是，我那有钱的大姐元春早已故去，北海靖王下落不明，凤姐儿放的高利贷实属违法……会计小姐，我不是已经提出用稿费买书了吗？”
“稿费没有多少，纳税之后就更少了。”女会计直摇头。
“纳什么税？”曹雪芹一惊。
“个人收入所得税呀。”
“这稿费我分文不取，个人没有收入哇！难道还要纳税不成？”
“难怪林黛玉说您是个呆头雁！”女会计笑着打手势，从左边衣兜里掏出钱来放进右边衣兜里，同时讲解着，“虽然这笔钱都由我一人经手，可是，您看明白：从左边口袋掏出来的钱是付给您的稿费，既然是稿费就得纳税，而且没有交到您的手里之前就由我们先把税金扣除，这是税务局的规定；装进右边口袋里的钱已经少了大约20%，这才是您买书的钱。将来您如果再卖这批书，别忘了，一定得申请营业执照，交一笔钱，卖书所得也还要再纳一次税！”
曹雪芹真的变成了“呆头雁”，沉默良久，才问，“会计姐姐，教教我，还有没有实惠点儿的好办法呢？”
女会计见他叫“姐姐”，知道这个浊物又要犯痴呆病了，便没好气儿地说，“有！大学教授能去卖馅饼，你当作家的就不会去卖烤白薯吗？那一定比你们爬格子写小说来钱快而多！”
这就是大文豪站在大马路边上卖烤白薯的诱因。老宋、老赵恨透了那个女会计，认定是她成心给文联、作协领导上眼药。他们已经几次把曹雪芹连同其带轱辘的烤炉从马路边拽回院里来，反复商量筹措这10万元的办法，也不得要领。倒是陈建功说，“至少，曹雪芹费劲巴拉地烤得了的白薯别再晾凉了哇！”他招呼张洁、郑云鹭等热心人就在和平门红楼里强行推销，造成家家猛吃烤白薯。以至有人私下里劝曹雪芹，“您能不能卖点儿别的？譬如烧鸡、盐茶鸡蛋什么的，也好让大伙儿换换口味呀！”
这天，薛宝钗又从门头沟进城来探望曹雪芹。她已经来过多次了。这次打算直截了当地谈判复婚和驱逐史湘云的法律问题。无巧不成书。没谈几句，曹家来了贵宾——退休的小学教师蒲松龄老先生千里迢迢从山东乘火车专程造访。又因赶上“打工潮”，车厢里太挤，老先生一整天水米不打牙，饥渴难熬，史湘云忙泡方便面，薛宝钗也只好暂停谈判，先给他打水洗脸。
吃喝之后，蒲松龄说，“雪芹老弟，我写的那本《聊斋志异》也是出书难。前天夜里小狐仙来至床头坦诚相告：这种专写鬼狐的书，要等到您蒲老身后50年方可出版，您就死了今生今世捞稿费这条心吧！”
曹雪芹沉默不语。薛宝钗脱口而出，“那，《红楼梦》呢？”
蒲松龄说，“老朽就是前来报告这个不幸信息的。据小狐仙掐算，这《红楼梦》的出版日期也在雪芹老弟身后的16年。”
曹雪芹仍然沉默不语。
薛宝钗听得真切，复婚之事无须再议，一扭身就回门头沟去了。路上，直在心里痛骂贾环，“姨娘养的，懂什么？专业作家的生活要赶上我那位矿工，至少还得等待16年哩。”
只有史湘云想得开，夜里悄悄劝导曹雪芹，“小狐狸精算的卦还有准儿呀？宝钗这蹄子只会攀高枝儿，走了更好。爱哥哥，我就不信《红楼梦》不能出版！退一万步讲，就算等到21世纪，咱俩也才五十郎当岁儿呀，好日子长着呢。有句话：人生重晚晴。我看，烤白薯也甭卖啦，倒不如每天清早儿打打太极拳，练练晨跑，保住身子骨。反正爱哥哥月月领工资，写不写小说都不愁温饱。”
话虽这么说，可是曹雪芹仍然祈望天上掉下馅饼来——
能有哪位大款慷慨解囊，赞助10万元人民币以出版《红楼梦》。
先富起来的广东有句吉祥话：心想事成。这天，果然有两位来自广东的百万富翁，是个什么开发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读了《红楼梦》的手抄本之后深受感动，通知北京文联和作协，愿意独家资助此书出版，条件是在北京的香港美食城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要求曹雪芹夫妇亲自莅会，由电视台录像并播出（这也就给他们的开发公司做了个少花钱的大广告）。
这还不好说嘛！老宋、老赵喜出望外，立刻派车，陪同曹雪芹夫妇前去出席新闻发布会。雪芹与湘云虽然尚未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但也顾不得许多了，打扮打扮，雪芹西装革履，金利来真丝领带，喷点儿冒牌古龙香水，湘云身着旗袍，只是没穿高跟“花盆鞋”，没梳“两把刀”式的高发髻。
走进王府井的香港美食城，几十位新闻记者立刻将他俩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问这问那，拾音棒如警棍般地纷纷伸到嘴边，水银灯照得眼花缭乱，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唰唰”声加“咔嚓”声响个不停。一阵忙乱之后，曹雪芹和史湘云被众人簇拥着莅临新闻发布会的正厅，那两位来自广东的百万富翁才哈哈大笑着上前迎接，讲一口广东味儿的北京话，或者是北京味儿的广东话——从前，有句成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形容广东味儿的北京话实在难听，但还有情可原，人家正在推广普通话嘛。现在，行情变了，有些北京人故意学大舌头，讲北京味儿的广东话，更难听，被称为“鸟语”，听了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哇！楼逮（老弟），萨呢喉（十年河）东，萨呢喉西呀！”搞得曹雪芹和史湘云目瞪口呆，又百感交集，啼笑皆非、进退维谷……
原来，这附庸文雅、自愿独资赞助出版《红楼梦》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并非外人，正是“新兴”的暴发户贾琏和薛蟠。
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