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中国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美国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帝国列强一方面以利益范围的形式瓜分中国，一方面培植地方军阀，驱使他们继续进行战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抵抗奉军进攻时，突然杀出一匹黑马。直系将领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了曹锟。然而，所有类似的偶然性事件都无法根本改变中国官僚政治的既定格局。北京政变后，各派军阀请皖系头子段祺瑞出山，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作为临时总执政，他统揽军民政务于一身，集中了国会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一切权力。就这样，又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产生了。
与北方政权相对立，广东革命政府致力于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骗取人民的信任，段祺瑞政府曾经邀请孙中山北上，以共图国事。真正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随着孙中山的病逝，在北京，他所制订的关于联俄和国共合作的政策发生了强烈的逆转。不但苏联和共产党被当作洪水猛兽，连国民党也被目为“共产”、“赤化”，一例在扫荡之列。
黑暗的北方。光明的南方。反差色愈来愈明显。由于国民革命已经在现实中国找到了根据，于是在青年知识界，北京便变得更可诅咒了。
“五七”国耻纪念日。
正当各高校学生为在天安门前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大会而与警察相冲突，继而捣毁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住宅，造成流血事件的时候，女师大在校内展开了一场恶斗。
杨荫榆利用学生纪念国耻的爱国热情，阴谋布置一个演讲会，借机以校长的资格出席主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立即加以抵制，派出代表请求总务长吴沆为会议主持人，结果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决定：在招待演讲者登台的同时，必须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执行决议的人员，除许广平以外，还有刘和珍、郑德音等一共六人。
早上，大礼堂内外布满了学生，当杨荫榆领着几位演讲者一起走进会场时，全场马上骚动起来，许广平等迎上去阻拦她，坚持要她退席。在一片嘘声中，杨荫榆恼羞成怒，大呼警察入校；吴沆等从旁鼓噪，竭力为主子助威。双方僵持了许久，最后，还是以校长的主动退避而草草收场。
这个结局当然不是杨荫榆所愿意承认的。下午，她在西安饭店设宴招待评议会会员，试图通过合法的方式，严惩聚众闹事的学生。晚上便有风声传出来说，大约有几个人要受开除的处分。鉴于这种情况，学生会派出许广平和刘和珍作为代表，到一位教育系的教员家里了解情况。这位教员警告说，她们必须切实认错，不然决没有回旋的余地。许广平说，反对杨荫榆是全体同学的公意，不是几个人私下认错可以解决的。她说得气愤，以手加颈，表示了至死也不让步的决心。
9日清早，开除六个学生会职员的布告终于贴出来了！
布告宣称，许广平、刘和珍等怙恶不悛，目无规纪，鼓动风潮，败坏学风，为此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云。后来，鲁迅据此称许广平为“害马”，连许寿裳和鲁瑞也跟着叫这个绰号，只要见到她，就说：“‘害马’来哉！”
学生非常气愤，当天把布告扯了下来，丢在教室讲台的地板上，叫杨荫榆的牙爪找也找不到。学生自治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诸人的公开信，并郑重宣布：开除许广平等人的牌示“自归无效”！
当晚，许广平给鲁迅写信道：“在干柴之下抛一根洋火，自然免不了燃烧。五七那天，章宅的事情，和我校的可算是遥遥相对，同在这种‘整顿学风’主义之下，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这总是高压的时代必有的结果。”她颇以自己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感到自慰，对于斗争的前途，多少有一些清醒的估计，说：“我总觉得我的血性还能保持刚生下来的态度，这是我有面目见师长亲友，而师长亲友所当为我庆贺的，这种一纸空文的牌示，一校的学籍开除，是益发令我深一层的领悟到漆黑的缸遍处皆是，打破的运动，益发会鼓舞兴起，几千几万无量数的麻绳都变成了毒蛇来侵犯缠缚我来到了呀！我是多么荣幸，在自身得着这种机会，可以试试拿利刃——或者似‘小孩脱衣入虎穴’——来相较量。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涛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她对于个人被开除的确不以为意，信写到最后，干脆同鲁迅，开起玩笑来了：眼泪之多少呀，胡子之长短呀，大大议论了一通，——真是调皮十足的“小鬼”！
如平静的蜂房遭到打击，数日之内，到处是鸣不平的声音。11日晨间，全体学生在操场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随后，学生会还派人轮流把守，张贴布告，不准杨荫榆擅自走进校门。
这一天，气氛相当紧张，有不少学生气愤得哭了。林卓凤找到许广平，问她善后的方法。许广平说：“被开除几个人还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现在，要紧的是能有几位说人话的先生……”
下午，学生会散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出同学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站出来主持正义。林卓凤专程去找鲁迅。她想：现在是短兵相接的时候了，先生还能躲在“壕堑”里不出来吗？……
对于女师大的风潮，鲁迅一直保持缄默。许寿裳与杨荫榆是一种上下交接的关系，而自己与许寿裳的关系又是众所周知的。出于由来的洁癖，他不愿惹那种无谓的嫌疑。
鲁迅认为，理科学生与社会接触较远，有什么苦痛便感觉得迟；文科学生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多，稍有苦痛的时候，便立刻感觉出来。所以学校每有风潮，多半是文科学生率先发难。学校当局应当明白这一点，对文科学生宽容一些，与宽容体育选手的功课不很好一样。但是，在“驱羊运动”之前，杨荫榆偏偏首先把文科学生革除了。他没有料到，风潮越闹越大，竟至于到了开除许广平等六名自治会职员的地步！这未免欺人太甚了！难道身为一校之长就可以这般骄横恣肆的？评议员又何许人也？是谁赋予他们如许大的权力？……在他身上，沉潜已久的血液开始涌动起来了。
只要有压迫和不幸在周围发生，逍遥就是卑鄙的。在许广平等被开除的次日，鲁迅沿用《忽然想到》的大题目，写下了第七篇杂感。
文章除了直接谴责“逞威”的女校长及其帮凶之外，还结合国民性中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的“卑怯”的分析，教给青年以正确的战斗态度和方法。“要中国得救，”他写道，“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听了林卓凤的诉述，看过自治会的公函，鲁迅当即答复：准于明日参加自治会召集的师生联席会议。
接着，他代表女师大学生草拟了一份《呈教育部文》，历陈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言行，坚决提出“迅予撤换”的要求。他清楚地知道，杨荫榆不会一走了之，严重的斗争还在后头。作为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官员，他比全体师生更加了解合法斗争的重要性。为了使学生方面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不致授人以柄，他认为将情况呈示教育部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他不会不知道教育部对杨荫榆一流的纵容态度。正如当天他在《编完写起》所说的那样，这些大小机关官员本来就是“联成一气”的，有什么可以期望的呢？可恶的是，杨荫榆动辄打起教育部的旗子，那么也不妨趁势将她的劣迹公开。退而言之，就算毫无作用吧，当它开一回玩笑也行！
许广平也清楚地知道，杨荫榆这只“凶兽样的羊”背有靠山，只是放着凶兽样的羊而不驱逐，是她所万不甘愿的。至于那驱逐的结果将如何，她实在没有把握。读完鲁迅的《编完写起》，她马上写信，向先生表白自己的“羊兽观”：群众不足恃，聪明人太多，公理敌不过强权，“锲而不舍”的秘诀反为强权者所宝用。结末，诅咒自身，诅咒环境，心情十分激切。
收到“小鬼”的来信，鲁迅照例发了一通感慨。女师大风潮，使他又一次想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心中不免悲愤。群众吗？他想，将来总不过如此的罢！至于公理，同样和事之成败无关。女师大教员不少，可是，除了暗中活动之鬼，哪里有站出来说话的人？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写到这里，笔端凝然不动了。他突然觉得不应当这样写，自己是不是太孱弱了些呢？他甚至怀疑这就是他所常称的所谓“卑怯”，于是笔锋一转，写道：“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吗？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
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学生的家长或保证人，将她们领出学校的举动，他认为这样的手段太毒辣了，于是告诉“小鬼”：在教员中间应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即使由几个人联名也可以。如果没有一个教员肯负这么一点责任，即使将来校长走了，学籍也恢复了，学生又能从这类教员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关于宣言的构想，同呈文一样，对女师大斗争的整个进程来说，意义是重大的。
当鲁迅决心介入女师大事件时起就不只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出现。他是一名领导者，虽然并非自始至终都站在前台，叱咤风云。他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学生中间的。在压力面前，他主动承担来自政府机关和社会舆论这一最沉重的部分；在战斗者中间，他又是最了解斗争全局的一人。
他曾经说过：自己做事太仔细，又怕牺牲别人，因而够不上做领导的资格；其实在中国，作为领袖人物所最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品格吗？
21日。学校当局和学生自治会分别召集了会议。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了。
下午4点半钟，鲁迅按照自治会关于召开校务维持会的通知，从家里来到了女师大。走进教员休息室，出乎意料的是，除了校役以外，那里早有两位教员坐着了。
他也就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
“先生的意思以为这事情怎样呢？”其中一位不相识的教员在招呼之后，面向他问道。
“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吗？”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办法的……”
他还没说完，就见那教员向旁摇了一摇头，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就是开除学生的处罚太严了。否则……”
“嗡嗡。”教员不耐烦的点头。
遇上点头他就默然了，于是探手进布袍的袋里摸出一支“哈德门”来，点起火便吸。
“最好是给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那人又开始说话了。
他简直有点讨厌似的点头道：“嗡嗡。等着瞧吧。”
就在点火的当儿，他突然瞥见座前有一张印刷品，那里写道：……第用学生自治会名义，指挥讲师职员，召集校务维持讨论会……本校素遵部章，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闹潮以来……不能不筹正当方法，又有其他校务进行，亦待大家议决，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务恳大驾莅监，无任盼祷！署名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些有权势者，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全体的代表，真是无耻之尤！评议会和自治会，哪一个更能代表学校呢？他们居然有脸说“正当方法”！恣意开除学生是“正当”的吗？设宴收买教员是“正当”的吗？明令不准学生召集会议也是“正当”的吗？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说是“无此学制”，这算什么学制？杨荫榆的名论：“须知学校犹家庭”，她要的岂不就是孝顺、服从，流行了几千年的家长统治吗？
他预料，在太平湖饭店，又有一个重大的阴谋计划在觥筹交错中完成。
食人的筵宴……
开会了。到会的大约有十余人。先是学生诉了许多苦，接着是教员挨次地说话。鲁迅只简单地说了几句所以来校的理由，并要求学校当局就今天的鬼祟行为做出解答。然而，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举目四顾，除了连累的无权的教师和学生，就是砖墙、门、窗，场内并没有别个负有答复责任的生物！……
会议毫无结果，嗡嗡地议论一通之后，大家便都走散了。
鲁迅回到家里，天色已是黄昏。
他坐在窗前，看刺天的枣树和枣树上面的天空。夜色弥漫了开来，渐渐，烟雾也腾腾地占了满屋子。
太平湖饭店之宴早该开始了吧……
电灯亮了，眼前幻出一片光明。他于是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
来客了。进来的是荆有麟。
像以往一样，他们见面就立刻无拘束地谈起来。谈起学潮，荆有麟有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鲁迅。他说：“中国什么都是黑暗，谁也不行，但没有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教员咧，学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个学校，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局只剩下几个傻子给大家做牺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后，又是这样的学校……”
像他这样的青年学生，并没有自己一样的失败经历，而对中国的黑暗居然也有如此透彻的感受！鲁迅不禁记起下午那位教员和学生的对话。教员说了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墙”，学生的话里，也有一句“杨先生就是壁”。碰壁，碰壁！中国到处是壁，而且无形如“鬼打墙”，哪一个不曾碰到呢？能打这墙的，能碰而又不感到痛苦的，自然是胜利者，然而这样的胜利者安在！？……
荆有麟走后，他立即捏了笔，写下《“碰壁”之后》。
他及时暴露了杨荫榆的阴谋，在文章里，还进一步把女师大同中国社会的黑暗现象联系起来，在一个与旧式家族同构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里，他要让人们看见，中国的大多数媳妇是怎样被婆婆决定了暗淡的命运的。
经过一番周旋，他构想的“宣言”，也终于白纸黑字在26日《京报》上发表了。在上面签名的教员，除鲁迅以外还有：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斗争公开化了。
名人联名的方式，使宣言得以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读了宣言，许广平十分兴奋，当晚立即给鲁迅写信道：“‘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多。在力竭声嘶时，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
接着，她娓娓地倾诉说：“读吾师‘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的几句，使血性易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顿时在冰冷的煤炉上加起煤炭，红红地在燃烧，然而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吗？恐怕自身也当同样的设想吧！但别方面则总接触些什么恐怕‘我自己看不见了’，‘寿终正寝’……的怀念走到尽头的话，小鬼实在不高兴听这类话。”在讲台上、文章中，鲁迅表现得那么激昂奋发，但是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无意暴露了自己隐秘而阴暗的内心世界，还有容易伤感等性格上的弱点。对于互相爱慕的男女来说，追求灵魂的结合应当是最高境界了，但是，当灵魂相通时，却又往往特别关注彼此的物质生命——身体的健康。正是在这里，“小鬼”表示了对她的“吾师”的怜惜之意。当她发出“不高兴”的警告之后，便提出如下两个条件，希望考虑接受：
一、戒多饮酒，二、请少吸烟。
这样的条件，对鲁迅来说该不至于太苛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