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鲁迅收到一位陌生人的来信。拆开来一看，那上面写着：鲁迅先生：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立即翻看信末的具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哦，对了。许广平，他反过来重头读起，那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话，都是针对北京教育界的现状而发的。学校当局害怕闹风潮，总是以毕业分配恐吓和收买学生，致使学生软化，行动受阻。信里既愤慨于买者的固位恋栈，蝇营狗苟；又愤慨于被买者的廉耻丧尽，人格破产。鉴于这种现象，她深以中国教育的前途为虑，于是只好苦闷下去。她请教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是十分急切而诚恳的。
来信最后一段说：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决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他变得骚动不安起来。面对一个年轻的痛苦的灵魂，你能坐视不救吗？然而，你又能拿出什么可拯救的方法！……
可悲的是，苦痛总是与人生相关联。睡熟倒也罢了，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实在太不容易了。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自己就有这毛病，其实这算什么法子呢？苦茶加糖，其苦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而已，但这糖也并不容易找到。平时燃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在烟雾升腾中又何尝见过极乐世界！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至今还到处乱闯，倘使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尤其是寄希望于自己的青年，将如何是好呢？……
想到学生在渴待答复，只得将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分两点写了：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鲁迅当天的复信，许广平两天以后才收到。她从信封里抽出印着红线的笺纸，看了第一行的“广平兄”的称呼，看了全信清清楚楚用毛笔写的详细恳切的半训半导的内容，只觉得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她反复读信，不知道该怎样回复才好。对于这种心情，她仿佛已经清楚，可是推究起来却又十分模糊……
从天津到北京，追求的只是一个目标：知识和真理。在一片干裂的心田里，有哪一位师长，曾经沛然降落过为她所需要的甘霖？只有鲁迅先生。他虽然上的是小说史课，于社会仍然有剀切的批评，像他的文字一样。但是，听讲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一周之内才只有一个钟头！出于内心的这种亲近的企求，上课时，她便偷偷地把他的肖像速写下来……
给先生写信，曾几番踌躇，然后才做出决定的。事情虽然与同乡同学林卓凤商量过，写好以后也曾给她看过，但是在寄出之前所添加的一段话，即关于在学生二字上应不应加一“女”字的议论，显然透露了个中的一点情愫。
有了先生的此番答复，这回写信时，她也就款款地说了：“十三早得到先生的一封信，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内而邮政的交通要阻隔到前后三天之久；我更不解，何以巧巧的也隔前后三天（13—15），我才能拿起这管笔陈述我的所要说的话，而于我读来信三天中给我感应最深时，乃不能写得只字于片纸中。”在辩说“兄”字的称呼妥当与否时，她写道：“先生之意何居？弟子乌得而知也。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游戏欤——游戏欤？此鲁迅先生之所以为‘鲁迅先生’吾师也欤！？”从此以后，她在通信中也都常常在称呼和具名上闹点小花样，借以戏谑未免太严肃了的先生。
一连几封信，许广平都谈了教育问题，自然还有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26日晚间，她向先生报告了自己单独进行的“个人的驱羊运动”。
18日，她用“持平”的笔名在《妇女周刊》发表了《北京女界一部分问题》一文；两天后，又以“正言”为笔名，在《京副》发表题为《评现代评论〈女师大的学潮〉》的文章，批驳了自称“局外人”的关于风潮是“有人在那里主使”的荒谬论点。风潮初起时，由于怀疑“各有复杂的背景”，她曾袖手作壁上观；及见群情低落，杨荫榆及其拥护者飞扬跋扈，不由得挺身而出，施以总攻击了。她认为，女师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斗争，用“铁血”换取胜利和幸福。
早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她已经是学潮中有名的活跃分子。五四运动后，该校学生领袖邓颖超、郭隆真等联合其他女校，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任会刊《醒世周刊》编辑。此外，她还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以及各种演讲宣传。这样一个富有头脑和热血的青年，一旦置身于斗争的漩涡，怎么可能甘于寂寞呢？
可是，当她回首往事，举目四顾时，却不禁发出知音难遇的慨叹。
在信里，她这样写道：“今日青年，尚复何望！！？暗沉沉天日无光，惨淡之神州陆沉。同志同志！天壤何处寻？……”由于鲁迅的前信有“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话，所以使她狂喜万分，当即表示：“愿作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忠于一种我以为对的主义之下，不管这团体是直接间接，成立与未？总之建设与努力，学生是仰望于先生，尤其愿得作一个‘马前卒’以冲锋陷阵，小喽啰虽然没大用，也不防令他摇几下旗子！”
对于教育，鲁迅开始就向她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结果都变成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国是没有希望的。直至现在，他仍然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许广平对鲁迅表示说：“先生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仍自往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
有多少人能够这样理解自己呢？虽然只是通信几回，鲁迅已经多少有一种知己之感了。然而，说到要做自己的“马前卒”，却是万万不能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早就向她作了说明的吗？以自己的失望、多疑、世故，根本不是那种做领导的材料，为什么她总是要说呢？他认为有必要说得明白一些，以便打消她对自己的幻想。他说：希望我做点什么事的人，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许广平第一次反驳了鲁迅。
她认为，领导的人只须用“仔细”的观察处置调剂“勇猛”分子即可，而本身未必一定须“勇猛”的。同时，她也不同意鲁迅的“牺牲”说，因为这一面是牺牲，对于另一面来说就是建设，只是观察点的不同。前信所以有“马前卒”之请，是自己愿意做出牺牲的缘故，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写信至此，她再次表示了追随鲁迅的决心：“现在先生既不马而车，那么我就做那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跟在车后推着走，尽我一点小气力吧！”
在这一点上，学生真是“韧”得可以。
由于许广平在信中把鲁迅和孙中山一并论列，而且都落到“无拳无勇”四个字上面，对鲁迅的某个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启发。
作为创造民国的第一人，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尤其难得的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安逸过，仍然不懈地坚持了革命的工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他的遗言。当他完成了生命的全程以后，对他的品质，思想，事业，就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了。《京报》有一条新闻，曾经深刻地感动过鲁迅，说是当西医已经宣告无效的时候，有人主张孙中山服用中药，但他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物固然也有有效的，但是缺乏科学的诊断。不能诊断，如何用药？于是决定不服用了。鲁迅以为，他对于自己的生命始终怀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是很可佩服的。
正是这样一个永远的革命者，当他于3月间在北京病逝时，惹动一群苍蝇般的论客如梁启超之流，对他实行各种诬蔑和诋毁。为此，鲁迅写下《战士和苍蝇》，断言“完美的苍蝇”总不会超过“有缺点的战士”，捍卫孙中山和他的战友的事业。
北方军阀及其走狗文人的攻击，使鲁迅在感情上必然地倾向于南方革命政府。长期以来，鲁迅一直执著于思想革命，因此对武装革命的意义估计不足。收到许广平的来信以后，他认真反省和调整了自己的思想，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符号记录下关于改造中国的最新结论。信中，他不无感慨地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
由于政府的压迫，鲁迅近期时有“宣传”无效的想法，现在觉得也不尽然。鉴于前车，充实党人实力确乎是第一要图，但各种言动，仍然可以作为辅佐力量而存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他也不会轻视自己的工作，而是把攻击传统的思想习惯继续当成神圣的使命来进行。他有一种计划，先前攻击的是旧党，现在还要攻击青年，并且还得准备“钻网”的法子，——他对于改革的前途是怀有充分的警觉的。这些攻打病根的工作，他知道即使有效，也恐很迟，甚至怀疑自己生前不会看见，但是还是不想放手，不能放手，且要寻找握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联合起来一试。一面觉得可为，一面又觉得无聊，他对自己的暮气很不满。
他转而问许广平：“小鬼年轻，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吗？”
在具名“小鬼”的复信里，许广平果然说了一个“有聊的法子”，就是：暗杀！
她同鲁迅一样，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官宦之家，女性的地位和家庭的困境培养起她的叛逆性格。她以大哭拒绝缠足，以机智争得跟男孩子一起用蓝青官话读书的资格，还曾以死反抗过包办婚姻。从小时候起，她便接受了兄长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平民报》和《妇女周刊》的热心读者之一。与世家儿女不同，她不穿绸衣，不戴耳环，不涂脂粉，志在移风易俗，除旧布新；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锄强的故事，幻想习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在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她认为这是为国效命的机会了，于是私自给一位女革命者写信，希望能够投入到反袁斗争中去，只因不慎泄密，遭到家人的阻挠，以致成为平生的一大憾事。
她告诉鲁迅：“火与剑”的说法自然是不错的，然而太慢了，何况头脑较新的军人也未必有大建设！因此，她极想物色若干同志，暗中进行“博浪一击”。
信中说：“仗三寸剑，杀万人头，饮千盏血，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殉，虽碌碌诸子，或且不足污吾之剑，然以此三数人之牺牲，足以寒贼胆使有所畏而不敢妄为！然后迫得他不敢不稍从民意，此时再起而联络国中军民各界，昭以大义，振以利害，加以舆论鼓吹，缓急先后或取于此。”字里行间，的确很有一股豪气！
说实在话，这样的牺牲精神和侠义性格，是鲁迅所欣赏的，但是冒险方式却绝不足取。“博浪一击”，还是秦天下，即使代之以汉还是秦法，算得了什么好法子呢？民国的一些先烈，其中还有些为自己所认识的人，以暗杀白白做了牺牲，至今思之怃然。鲁迅知道，他自己还有一个“死症”：虽然常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却又怕见他的冒险。这时候，他不能不把这一层意思直白说出：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的……4月12日，许广平约同林卓凤一起，第一次来到西三条。从此，鲁迅家里便成了她经常来往的地方。在这里，除了聆听鲁迅的教诲以外，还可以无拘束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谈天，说笑话，或者孩子似的和同学们一起分吃主人的糖果，抢走他桌面上的小摆设。
对他们师生两人来说，这一天揭开了关系史上簇新的一页。此后的通讯，虽然一样地谈政治，谈教育，谈职业，谈“假名”，谈社会人生种种，却多出一份深情，一份梦幻，一份愉悦，明显地带上“情书”的性质。
16日晚，许广平在信中把鲁迅的“老虎尾巴”称作“秘密窝”。信的开头，是一段声色俱佳的文字：“‘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个多个多’！‘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是味为何？——在丝丝的浓烟卷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
结合访问的印象，她悬想起鲁迅夜间工作的情景，内心不禁充盈着一种隐秘的喜悦。
鲁迅随即给调皮的学生出了一道试题，俨然师训，问：“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似什么样子的？后园已经去过，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仰即答复可也！”
许广平答曰：“那‘秘密窝’的屋顶大体是平平的，暗黑色的，这是和保存国粹一样，带有旧式的建筑法，在画学中美的研究，天——屋顶——是浅色的，地是深色的，如此才是适合，否则天地混乱，呈不安的现象，在‘秘密窝’中，也可以说呈神秘的苦闷的象征……”
完后，她也出了一道考题，这回自然要让先生当学生。“问曰：我们教室天花板的中央有点什么？如果答电灯，就连六分也不给，如果俟星期一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那就更该处罚（？）了！其实这题目甚平常而且熟习，不如探险那么生硬，该可不费力吧！敢请明教可也！”
没法子，鲁迅只好交白卷，说，“这次试验，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现在也只好任凭占卦抽签，不再辩论，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
然而缴械还不行，许广平穷追不舍，抓住“少爷”的称号，自称“老人”，倚老卖老道：“加以‘少爷’二字于老人身上呢，要知道，叫老人为‘小姐’，自然免不了辱没清白，但是尊之为‘少爷’，也觉不得是荣幸的，现时所急需的，就是注重在一撇一捺上打地基，如其舍去了空间呢！自然地基在抛弃之列，那时人们都觉得地基的龌龊范围的可厌了！那么就大家一同毁灭这地基自然更好，现在呢！这地基姑且算是桥梁舟车之类的过渡品吧！至于红鞋绿袜，满脸油粉气的时装‘少爷’我还是希望‘避之则吉’，先生何苦强人所难，硬派他做个老莱子七十戏彩呢！”
鲁迅说：“试验题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没有补救之法的。其法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则效力之大，也抵得记大过二次，现在果然慷慨激昂的来‘力争’了，而且写至九行之多，可见费力不少。我的报复计划，总算已经达到了一部分，‘少爷’之称，姑且准其取消吧。”
最后的徒手反击非常有力。他简直以胜利者和仲裁者的双重身份，宣告结束这场迁延旬日的笔战。
世界上的文字，未必一定是写给所有的人看的，有时候读者也可以少到一个人：爱人、朋友或自己。这类文字，对大众来说可以是无聊的，但对个人来说却都是“有聊”的；写法也许称得上平直散漫无技巧，但也惟其如此，才见得出质朴的形式美。与许广平的通信，使我们在人间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的身上，同时发现了最温柔的微笑。
据说，爱情的最高形态是灵与肉的结合。灵魂的发现，并不仅仅在于彼此在性格和品质方面的认同，共同追求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契合点。如果这事业同人类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爱情就会找到最稳固的基础和最大的动力。
正是共同的斗争成了他们的媒介物，鲁迅与许广平，这对年龄差距十八岁的师生终于在人生的道路上携起手来了。
爱情，别一种火焰。当它一旦燃烧起来以后，便如同斗争的火焰一样炽烈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