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
在家里，鲁迅遭到了一次突然袭击。
他照例的夜深方睡，很迟才起来。正当熟睡之际，女工进来叫醒了他，说：“外边来了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说要见你。”
他立刻知道了那是杨遇夫，名叫树达的，因为邀自己讲课，曾经来访过一次。他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请进来吧。”
时钟：9点20分。
客人进来了。鲁迅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因为他并非熟识的杨树达，而是一个二十多岁，方脸，大眼，大有学生风的陌生青年。穿一件藏青色的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青色中折帽，还有一个彩色铅笔的扁匣子，咯咯咯地发出摇动的响声。
“你是谁？”鲁迅疑心刚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哦，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鲁迅想，于是问道：“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对于这样一个孤行己意的傲慢的青年，该说些什么呢？鲁迅随口问道：“你们明天放假吧……”
“没有，为什么？”
“我是接到了通知的……”鲁迅一面说，一面想，他连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可见已经许多天没有上课了，不，也许本来就是那类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奇怪！这个人怎么如此无礼？鲁迅接着又想，听口音似乎是山东人，那里的人大多率直，况且青年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礼节的也有可能……但他终于怀疑起来，问：“你是我的学生吗？”
“怎么不是！哈哈哈哈……”
“那么，你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要钱有什么用？”
“穷呀！吃饭不是总要钱的吗？我没有饭吃了！”青年手舞足蹈起来。
“怎么向我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自然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现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大约从哪里看了些上海的恐吓团之类的报道，便这么模仿起来了，还是得防着点。鲁迅想了想，便略略移动了藤椅，准备紧急时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的。”他决定地说了。
“说谎！哈哈哈，你的钱多得很。”
正好女工端茶进来，青年立即指着鲁迅问道：“他不是很有钱吗？”
女工很害怕，终于回答说：“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见状，慌忙逃了出去。这青年换过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了声“多么凉”，目光便又落到鲁迅身上。鲁迅想：该是讥刺我不肯借钱，是凉血动物了，但决计以沉默对付他。
“拿钱来！”他忽然大声叫道，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
“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鲁迅想：他或许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不喜欢我的小说的吧？或许，该是得了神经病？……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名人一做就发表，拿稿费，还说没有钱？哈哈哈哈！晨报馆的钱已经送来了吧？哈哈哈！什么东西！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马裕藻就是马幼渔，对不对？陈通伯，郁达夫。什么东西！Tolstoi，Andreev，张三，什么东西！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吗？”鲁迅心里起了新的疑惑。
“反正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连兄弟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鲁迅想：古人的凶心，的确都已遗传给了现在的青年。但他又觉得，这动机未免有点荒唐可笑；想着想着，竟自个儿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吧？”青年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因为你骂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忽而站起来，对后窗说，不一会就在床上躺了下来。
这时候，鲁迅拉开窗幔，使不速之客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果然，青年有所动作了，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每一抖都很费力，但不多时也就平静了。
说是疯人的神经性痉挛吧，颤动何以这样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这样大，这样不自然呢？鲁迅想，一定是装出来的。
他最憎厌装假。这样，先前的纳罕和尊重之意，全都消失了，只剩一种近乎作呕，或沾了龌龊东西似的心情。从语言和动作综合看来，青年的本意无非是用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施以侮辱和恫吓，使自己和他所提及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万一遇到麻烦，则又可用“神经病”作盾牌进行抵挡。——谁说现在的青年单纯而且偏激呢？
青年躺着，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鲁迅坐在一边，跟着他的歌调吹响口哨，借以嘘出心中的厌恶。
“哈哈哈！”青年翘起一条腿，指着鲁迅的鞋尖大笑。
鲁迅知道他在嘲笑自己早已磨破的鞋尖，但是并不理会。假象一旦识破，也就毫无兴味了。
青年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极灵敏地找着厕所小解。鲁迅跟在后面，也相陪着走进厕所去，回到房里，青年重又开始无止的聒噪：“吓！什么东西！……”
鲁迅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说：“你可以停止了。你的疯完全是装出来的。当然，你此来也还有着别的目的，这我也知道。如果是人，见人可以明白地说，何必装怪相呢？我说，你还是说真话吧，否则所有工夫都是白费的。”
他好像没有听见，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幅水彩画，过了一会，便指着那画大笑：
“哈哈哈！”
鲁迅厌烦极了，便伸出鞋尘一触他的胫骨，说：“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什么呢？倒不如直接说出你的来意。”
青年仍然没有听见似的，徘徊了一会，突然取了折帽和铅笔匣子，向屋外走去了。
这可完全出于鲁迅的意想之外，他追了上去，拉住青年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你自己把来意说出来，好让我更明白些……”那青年一手乱摇，闭了眼睛，拼了双手向前推挡。拉与挣之间，两个人终于到了大门口。
青年走了，傲然而且从容。
女工早已把情况告诉了鲁瑞她们，大家都非常紧张，等鲁迅进门以后，便立刻围拢来探问究竟。鲁迅把情形简单说了，判断进来的人很可能是流氓，是别人派来捣乱的。跟着，他布置说，事情还是防备点好，倘有人来，先问清楚是谁然后开门，再把门闩插上……
因为这人声言要找周作人，鲁迅心里很着急，但是又愤于日本女人的不测之威，怕传去口信会引起讨好之嫌。不过那结果，还是让人把消息捎给了八道湾。
“你不舒服吧？”
每记起白天的这句问话，鲁迅便不胜气恼。一个人无端地被侮辱，被侵害，还会是舒服的吗？对于中国的情形，他本来已经作了很坏的推断，但还没有预想到文化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使用疯子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他决意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写出来，一者暴露幕后的鬼祟，二者表示自己的愤怒和侮蔑。他不是那种冷静的人，只要情绪一来，非得把文章写完不能睡觉。
一个晚上，就放下了四回笔。女工虽然将门关了起来，听得打门声却不敢出去，总是通知他亲自去开门。
他确乎受损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
一周以后，有几个学生告诉鲁迅说，那天访问他的学生叫杨鄂生，确实是神经错乱的，来访的当天是发病的头一天，此后病情就愈加严重起来了。
鲁迅听了，心里十分沉重。
他相信学生的反映会是真实的，因为自己对于神经病患者的初发状态并没有实见，也未曾注意研究过，自然很容易看错。自己翻译过不少有关疯人的故事，也写过疯人，疯人的命运是极其惨苦的。怎么能凭了多年的世故，便平白给一个清白无辜的病人以诬陷呢？何况遭了诬陷他也不能辩白！少年时候，被衍太太放出的流言所中伤，那印象实在太深了，不料今天自己竟也成了一个诬告者！当他知道了这学生是一个疯人，这时，倒真心希望这一回是装出来的。然而事实是事实，有什么法子呢？
记事的文章已经发出去了，他只好立即做一份辨正的声明，寄到语丝社去。
声明说，在前一篇记事中，由于自己神经过敏的推断的几段应该注销，但记事本身仍然可以保留，原因是：它意外地发露了人与人之间，至少是自己与这青年之间的互相猜疑的真面目。最后，他表达了由衷的祝愿，希望病人从速地回复健康。
过了三天，文章终于出来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发表的当天，鲁迅接到署名李遇安的一封信，还有一篇文稿，那是读了文章以后，特意说明同学杨鄂生的情况的。读过之后，他觉得先前的一点辨正实在太简单，太无力了，实在不足以挽回损失的一切。他完全陷入了痛苦的自责之中，良久，才将补救的办法写信告诉了孙伏园，虽觉同样的简单无力，但也只得仍之了——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