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砖塔胡同，来访的青年并不很多，常来的有：孙伏园、常维钧、章廷谦、李秉中，以及许钦文和许羡苏兄妹俩。
在与作人决裂以后，由于精神所受的刺激，他曾声明两条定例，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当他得知章廷谦偕爱人见访，立即写信辞谢，说：“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这种遁词，不过是抗议作人夫妇的一种变态的表现罢了。
他虽然甘于寂寞，但同他们在一起时，仍然是愉快的。因为借此，他可以暂时忘却家庭的烦恼。
在这个小圈子中，过从特别亲密的是许钦文。
《晨报附刊》刚刚发表许钦文的几篇作品，就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问孙伏园“钦文是谁”，当孙伏园告诉他说“就是许小姐的哥哥”以后，他便随时要孙伏园转达对于那些作品的看法，存在些什么问题，应该注意些什么，等等。
许钦文家境贫寒，流离颠沛，在“冠盖满京华”的境地里受到这样的关怀和指导，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他很自卑，第一次见到鲁迅时显得异常拘谨。大约鲁迅看出来了，所以特意和他多说话。到了第二回，他同孙伏园一起去送戏票，并且同鲁迅一起看过新戏以后，便不再有什么顾忌，常常一个人遛到砖塔胡同里来。
这次看的新戏是由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演出的。北京很少人赞成新戏，因此这学校很受社会的鄙视。但是，作为社会教育司的科长，鲁迅是支持它的，因为它代表着戏剧改革的先声。
“今天这剧场里的空气倒不坏！”开演不久，鲁迅轻声地对许钦文说，显得很有兴致。
戏剧学校的学生，一开始公演，便是男女同台。的确，这不是爱罗先珂在时，那种男人扮女人的艺术所可比拟的。那时候，剧院就像肉菜市场一样的乱哄哄。他曾经慨叹过，像这样的剧院，即使有很好的剧本和演员，也是演不成好戏的。
“编剧本，”鲁迅又轻轻地说，“总要比小说多用些功夫。小说的读者，一般是知识分子；戏剧的观众可不同了，各方面的人都要照顾到，台词就得格外通俗和精炼。所以编剧本，就得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即‘戏剧语言’。在结构方面，写小说也比编剧自由得多，‘焦点’可以随意安排。而戏剧则要顾及主角的精力，不能每场都出台，总得有个间歇的时间，编剧本不容易，如果要编，总要有点舞台经验才好。”
有个短小的哑剧，终幕打破偶像，从那里抽出一卷纸，接着展开，现出“还我自由”四个大字。还有做市虎伤人的表演，说是能够把坐在汽车里的阔人，和跟在汽车后面吃灰尘的穷人的魂灵互相调换，使得阔人的魂灵，也饱吃一顿由汽车掀起的灰尘。
鲁迅一边看，一边说：“无论小说或是剧本，只要说出了一般读者和观众想说而不能说的话，总会受到欢迎的。对穷苦人来说，哪一个不憎恶伤人的市虎呢？哪一个不想‘还我自由’呢？让阔人也吃些灰尘，自然大快人心……”
离开剧场，走在灯火阑珊的路上，鲁迅继续对许钦文说：“对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戏剧有着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音乐，还有舞台，那高大的建筑，生动的雕刻，美丽的背景，各色的灯光，总是堂堂皇皇的。我想，利用戏剧艺术来宣传新思想，实在很不错！”
“戏剧，”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以后，鲁迅又开口了，“无论是喜剧、悲剧，都可以受到观众的喜爱，只要编得出色。比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喜剧《威尼斯商人》和悲剧《哈姆雷特》，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不过，在悲剧的种类里，我看还可以划出一部分来算作惨剧的……”
谈到喜剧、悲剧和惨剧，鲁迅认为，这类名称同样可以用到小说上来。
接着，谈起近作《祝福》里祥林嫂的命运，他说：“到后来，祥林嫂被弄得活既活不成，死也死不得，如果有鬼，将永远见不到惟一亲爱的阿毛了，悲惨到了极点。但是，这种痛苦，并不是她自己寻出来的。祥林并非她害死，再嫁本非她所愿，阿毛是狼拖去的，都出于无可奈何，所以说是惨剧。”
《祝福》无疑是一部少见的惨剧。人世间的不幸，几乎都集中到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身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与自然的，诸种因素交织而成大网罗，使祥林嫂无法挣脱。她有过追求，看过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奋飞都落在鲁四老爷的手里。当她从地主老爷那里赚得出卖劳动力的资格，平稳地过上奴隶生活的时候，曾经一度产生过满足感。她的丈夫和儿子相继死去以后，再嫁再寡的遭遇，已经使她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败坏风俗、亵渎神明的人物。于是，她被宣布说不准去拿祭品，即使用辛苦一年的工钱捐了门槛，代替她给千人踏、万人跨，也不可能改变她的非人地位。世间最残酷的，莫过于把一个人绝对地孤立起来，并且产生犯罪感！她成了乞丐。她死了。“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一个受苦的灵魂在追问人类的良心：你知道吗？你能回答么？你将施舍什么？……
结果，只有连天爆竹的近于反讽的回声……
鲁迅拿《阿Q正传》同《祝福》做了比较，一时很难确定它算不算“惨剧”。他说：“阿Q被绑上囚车拉去枪毙。因为他有抢劫的嫌疑，这嫌疑由于做了小偷，做小偷由于失业，失业由于他向吴妈求爱，好像悲惨的结果全是他自己找寻出来的，似乎是悲剧性的。但阿Q却弄得姓也没有了，连名字叫阿桂还是阿贵，也都弄不清楚，成家已经完全成了奢望，这才跪到吴妈跟前去的。总的说来，原也是很惨的……”
同鲁迅分手以后，许钦文对孙伏园说：“今天看戏只一场，关于戏剧的知识可得到不少！”
“是呀！”孙伏园应和着说，“大先生讲的这些，许多是我从前没有听到过的。今天他好像特别高兴，看得出他是有意更多地帮助你的哩！”
鲁迅第一个小说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一起由新潮社出版了。对于孤立无援的他，多少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
由于情感牵挂着已逝的时光，而理智又追蹑着前驱的战士，这样，便使得他选取故乡谙熟的人物作为国民的代表；又从现代意识获得了一种亲和力，创造出中国白话小说的第一个悲剧系列。其中，少有自然灾难和政治冲突，少有爱情和道德纠葛，少有“性格悲剧”的产生。即使偶尔笔涉英雄人物，如夏瑜，其旨也不在唤起崇高感，唤起一种仿效的冲动，而是置之于群体之中，让读者从形象的对立中反省自己。悲剧系列中的主角，大多是“小人物”，他们表演的多是“无事的悲剧”。鲁迅的悲剧观念，乃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试图唤醒关于人的一种新的价值观。
鲁迅创造的悲剧主要来自个人与其所在的世界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失调，这种不协调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表现为“大众的灾难”。人们首先要生存，要温饱，然后求得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基本的、合理的、正义的要求，都受到了强力的阻挠，几乎无一例外地变为非法的、有罪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小说旨在揭示人类的基本要求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其中所有悲剧性的角色，都成了僵死的制度和陈腐的观念的牺牲品。无论是默默的生存，还是发狂般的抗争，最后，他们都注定要担负不幸、失败和死亡。由悲剧所唤起的，未必都如亚里士多德式的怜悯和恐惧，或如高乃依式的赞美，它可以因悲愤而至于冷肃，达于非“净化”境界——对于个人或社会历史的反思。
《呐喊》突出地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出色的文体家的存在。在十五篇小说中，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小说，不但以激进的民主思想和鲜明的反专制主题，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固有格局，而且以结构大于情节、空间大于时间等现代小说观念，以及富于独创性的美学风格，启示了大批的新进作家。
《中国小说史略》首次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同样具有开拓的性质。它所以变得重要，并不只是因为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可以省去研究者的许多查考的功夫，还因为它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方向。
这部学术著作评论和涉及的作品近二百部，鲁迅从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出发，阐述小说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小说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的规律。他总是把小说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重视政治、宗教、社会风气对文学的影响。在总体上，他把握了作为东方文化和专制政体的产物之一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局限性，又不囿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发隐抉微，见解精辟。虽然，《史略》是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学术建构，但由于著者具有宏放的眼光，能够以世界文学作为参考坐标，所以在夹叙夹议中间，一样闪烁着思想批判的光芒。
《呐喊》出版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一片赞誉之声，被公认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被鲁迅严厉批评过的胡梦华，也著文称许它的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其中的讽刺性质和地方色彩，认为“不仅是时下一般小说家流所梦想不到的，从历史上找，也很难找得着可与比拟的人”。稍后，《京报副刊》以《一个俄国的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为题，发表了《阿Q正传》的翻译者王希礼致曹靖华的信，说读了《呐喊》以后，“我很佩服你们中国的这一位很大真诚的‘国民作家’！他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又说，“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
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的命运是寂寞的。然而，赞誉也罢、寂寞也罢，他都没有心思去计较这些了。都过去了。
运动退潮了。战友解散了。所谓“兄弟”又如何呢？大红色的《呐喊》封面，赫然印着“周作人编”的字样，其实，《史略》的缘起，也都跟他有关系的。然而这一切，不都已经成了虚幻的“蔷薇的梦”了吗？……
新的战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