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字19号，成了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周树人在日本的最后一个据点。
这是顺天堂医院院长的房子。东边一间十席由许寿裳、周作人同住，树人就住进西边六席的小房间。周围很安静，客人也甚少来往，实在是最适宜做事的地方。
年来，树人的工作主要放在翻译方面。早在弘文时代，他就已经着手翻译了，至于文学的译介，严格地说还是始于伏见馆的。不过，开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盛期。这时候，作人已经成了身边的得力的伙伴。由共同的血缘与意向结合起来的人，在同一时空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们酝酿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就是着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支点在北欧和东欧。还有俄国，也在介绍之列，但首先选择的仍是那些与中国现实相切近的作家和作品。像屠格涅夫，虽然为他们所佩服，却没有翻译。至于译法，由于不满于林纾的误译，就都统一为直译。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忠实，决不能丧失原著的文情。翻译，是一场艰难而愉快的历险。他们兄弟俩选定了目标，便分头前进，互相照应，然后胜利地会合。像《红星佚史》，其中的诗，就由作人口译，再由树人笔述下来；树人撰写的《摩罗诗力说》，所引述的波兰诗人的资料，都是由作人据《波兰印象记》口译转述的。从伏见馆，到“伍舍”，到波字19号，作人起草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树人修改誊正。翻译期间，不时地说说笑笑，谈论着作品中的故事，春暖冬寒也就在一种恒温的感觉中过去了。
整个翻译计划与《新生》联系在一起，《新生》夭亡了，陆续翻译出来的东西也便很难找到出路。自然也有成功的，《红星佚史》的出版就很值得欣幸。但是，更多的仍是期待的焦灼和失败的烦恼。
树人是重视翻译的。当二弟翻译，自己作序并且誊抄的厚厚三百张日本皮纸的《劲草》译稿被书店退了回来，恰如一个新兵，初临战阵就被担架送回后方医院，静静卧待黑色的死亡，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遇事每每容易激动，容易焦躁，树人自知这是很不好的，可是没有办法。
凑巧得很，波字19号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他们是蒋抑卮夫妇。
蒋的上代是绍兴人，父亲是开绸缎庄的。本人是个秀才，读过不少古书和讲时务的新书，思想相当开放，为人也仗义慷慨，很有点古代的豪侠之风。1902年自费留学，从此结识周树人和许寿裳，彼此十分投契。可惜耳朵出了什么毛病，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后，除了继承父亲的产业，兼做银行生意，成为渐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股东。因为耳疾未除，这回是专程来日本治疗的。
故人重见，是分外的亲切。蒋抑卮夫妇一时找不到房子，树人立即将房间让了出来，请他们暂住；过了好些日子，再托商人在相去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住处，这才迁移过去。
蒋抑卮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白天由他的夫人同下女看家，自己便跑到周树人这边来谈天。他们一谈起话来就没完没了。作人在一边旁听，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说话间，蒋抑卮听到译印小说的设想，大为赞同，当即答应垫出资本，促成这件事。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到稍有障碍的事，总是说：“只要拨伊铜钱，就行了吧？”因此，树人曾给他起了“拨伊铜钱”的绰号。世界上的事情真不可预料。想不到一个富有头脑的人朝夕思虑而茫无头绪的事情，顷刻间，就叫一个商人给解决了。
几曾幻灭的《新生》的梦想，很快就可以全部地付诸实现。周氏兄弟以惊人的速度工作着。2月，《域外小说集》出版了。
四个月后，续集也已经印竣。在续集的末页，登出陆续出版的篇目预告。信息表明，这对从域外偷盗天火的兄弟，将决心把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下去。
《域外小说集》两册共收作品十六篇，计英、美、法作家各一人一篇，俄国作家四人七篇，波兰作家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芬兰作家一人一篇。其中大多数是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作品，与日本大量翻译欧美大作家的情况绝不相同。这种选择，体现了周氏兄弟在战略上的一致性的追求。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译笔，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
周树人的翻译有三篇：安特莱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
《谩》描写一个钟情男子，在发现自己蒙受爱人的欺骗以后，悲痛欲绝，终至疯狂。《默》同样是关于疯人的故事：牧师目睹爱女默然死去，妻子悲恸到哑默，世人冷漠到沉默，以致自己最后也为无声的世界所压倒。人类之爱是高尚的，但也是荏弱的。虚伪、麻木与残忍，千百倍强固于真诚，这的确是国民和人类的不幸。《四日》写的还是疯人，可见出于译者特意的选择，去作主题的反复的奏鸣。它叙述一个身负重伤的士兵，在战地四天的真实见闻和个人感受。因为战争恐怖的刺激，既忧且愤，神守昏乱。原来，树人还打算把安特莱夫的反战小说《红笑》翻译出来编入集内的，这样就可以与《四日》一同构成某种穿刺力，暴露“兽性的爱国心”。
在俄国作家中，周树人特别喜欢安特莱夫和迦尔洵。他喜欢他们作品中的深刻的社会性，对社会病态的揭露，是他们的一贯主题；喜欢他们浸润在文字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喜欢他们习惯使用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手法，他们擅长于心理描写。当人物的灵魂在痛苦地呼号时，他们的心一样在疯狂地战栗；他还喜欢他们作品中的沉郁的格调与幽冷的气氛。他们都是病态的天才，当时的作品，已经透露出了现代主义的气息。
周树人一度倾心于浪漫主义文学，其实，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技法，而是浪漫主义作家们那种旨在把人从政治专制和社会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这一精神首先要求创作主体最大限度地解放自己，从而使作品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独立的思想倾向和独特的感情色彩。因此，他不大喜欢经典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如果笔下没有那么多不幸的小人物，没有讽刺的热情，没有夸张，没有冷峻的笔触，他连果戈理和契诃夫也要丢开的。
比较起来，他更加靠近现代主义是可能的。现代主义正是从后浪漫主义发展而来，它从一个极端扩大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结合病态社会的客观性，从而产生了系列充满怀疑与否定的变形的世界肖像。基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要求，作为现代主义的直接的文化渊源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们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都先后为周树人所欣赏。这样，当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刚刚兴起，他就已经在精神上与之相衔接，并且成为它的传播者；像他喜爱而且多次提到的易卜生，勃兰兑斯就称之为80年代的现代派。从周树人的哲学美学倾向，以及个人气质来看，此后创作的第一个小说乃是象征主义小说就不是偶然的了。作为一个文体家，无论是现代题材还是古代题材，他都采用了不少诸如意识流、象征和荒诞手法进行处理；散文诗《野草》更大胆地窥探了潜意识世界，充满着一种阴郁感伤的情调。他博采众家，熔铸自己，凡切合中国国情而又具有批判性质的学说或著作，都能为他所利用。专以文学而言，始而浪漫主义，进而现代主义，而统一于现实主义精神。但也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在大体显示出主导倾向的情况下，呈现为一种统一的杂多状态。
周树人对劳动者的热爱和对权力者的仇恨，长期形成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不可能混同于一般的现代主义作家，不可能因为强调“内曜”而反对理性，不可能因为有感于人们的隔膜而仇视人类，不可能因为目睹社会的痼疾而陷于颓废，反对改造和进取。他是一个有为而执著的追求者，虽或时时分析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溶化自己的。
两册翻译小说集的装帧非常讲究。封面用的是蓝色的罗纱纸，上方印着长方形图案，绘的是一个弹奏竖琴的古希腊少女，也许是司文艺的女神缪斯吧？下面是请陈师曾书写的“域外小说集”五个篆字，在异国情调中，混合着民族的古朴。版权页不记公历，也不用宣统年号，而以别一种符号标明出版时间：己酉。树人喜欢毛边书，因此，三面保留原貌，不加切削；书页天地留得很宽，没有那种压迫感。书中除了对作者作小传介绍外，对各国人名通例，详加解释，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都一一做出说明。
周树人在序言中写道：异域文求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以，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短短一小篇序言，气派多么阔大！对于能够以忠实而古雅的文笔，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弱小民族的现代文学，周树人是相当自负的。他们是第一个。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于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作了报道。“中国人兄弟俩”，作为青年翻译家的形象，迅速引起国外人士的注意。
书是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的。半年过后，先在东京寄售处结账，总计第一册卖去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册为什么多卖了一本呢？原来滞销的情况使他们颇感意外，许寿裳怕寄售处不按定价，额外需索，计议之下，便亲自去多买了一本。经过这一回试验，他们已经确知本书的命运了。果然，上海的广兴隆绸庄里，也只卖出二十册左右。更悲惨的是，后来寄售处着了火，存书和纸版也都一同化成灰烬了……
时代需要火光，需要声音，但因此也就需要眼睛，需要耳朵。如果失去了读者，文艺家算什么呢？文学固然可以创造它的读者，但是一代的读者群是可以凭借个人的力量所可创造的吗？女娲抟泥做人尚且容易一点，而读者的创造需要何等漫长的时间！开拓者的命运总是悲惨的，他们的事业开始得太早了！
——二十个！二十个！这个数字是多么的令人寒心呵！
当周树人感觉着寂寞来归的时候，明澈的理性又一次照耀着他：既然允许译者是少数，为什么不允许读者也是少数呢？在这世界上有一个知音就不错了，况且你本来就不是那种天下景从的英雄！……
——二十个！二十个！他不禁深深地感激起那在孤离的状态下默默支持自己的读者了。这时候，柯罗连科一篇记不清名目的小说，有一段话迷迷糊糊地漂上心头：“……生活依然在那阴沉的两岸之间奔流，可是火光还很遥远。于是还得再使劲划那双桨……可是究竟……究竟前面是——火光！……”
正当他准备奋力向前划行的时候，却不得不放下了双桨。他回国了。
那时候，他二十九岁。
日本是使自己迅速成长起来的地方。惟其已经成长起来，才觉得自己的积累太浅薄了。理想那么宏大，他不能不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于是也就一度产生过转往尼采和海涅的故乡——德国留学的计划。这时，作人同公寓里的姑娘羽太信子恋爱已久，为了帮助还在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结婚，并且也为了对母亲尽到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便打消了留学的念头。他必须做出进一步的牺牲。
七年，从彼岸到此岸，复从此岸到彼岸，往来之间做了些什么？以自己的力量还能继续做些什么呢？他坐在客轮上，看浪潮滚滚，遐思无已。在过去和未来的无数镜头的接续与重叠之间，蓦地生出一种身不由己的意念——他的心不禁沉下去了……人间鲁迅（上）
暴风雨很快地到来了又过去了。
作为革命的热情的宣传家，他根本不敢逆料，自己会在革命的凯歌声中被迫溃退。失败使人深刻。从此，辛亥革命以大量的感性材料，进入他的视野，构成为未来的文学创作的反思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