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路学堂位置在三牌楼，离水师不远，坐北朝南，面临妙耳山。有两座高耸的建筑物，那是总办的办公楼和德国教员居住的小洋楼。其余校舍都是平房，整整齐齐地站在一起，显示着一种应有的秩序。
学生宿舍东西两厢各有四幢，矿路学堂的学生住在西面第一幢，周树人是宿舍总门右首第一间的主人。这所十四平方米左右的狭长居室，开着一个宽大的木窗子，每天，它最先迎来东方的晨光，每当夜色阑珊，却是最后一个抹去那橘黄色的灯影。
树人不爱游玩，不爱交际，不爱说话，他把几乎整个的夜晚都揉进保险灯的小光圈里。精神危机已经过去。此时，他是那般亢奋，勤勉，精力充沛。
最使他满意的是新学校的平等空气。不多不少，他也分得了半个房子，一张木架棕棚床，一台双斗小木桌，一张黑漆小凳和一只小书架。虽然学的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外加一点也无非是《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是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但毕竟来到了一个可以读书的地方。况且，还有不少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都是过去所未曾学习过的。还有德语。至于生理学，虽然并不讲授，却可以看到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比较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他已经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罢了。想起已故的父亲、康姑、四弟，还有那么多被骗的病人和家属，他的心中充满了怜悯。
他以非常浓厚的兴致，学习这些课程，尤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一本英国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就不知给了他多少惊奇和喜悦。无论在课堂还是在课后，他的讲义，都用毛笔抄写得十分细致和工整，插图则用铅笔绘制，也一样的精密。由于平素喜欢整洁，讲义全用毛边纸，对开折叠，再用纸捻装订；而且封面也取一例的格式：在左上角竖写讲义名称，右下角署名“周树人”。
凡是新课程，都得使用洋课本，这些课本对于中国的情况是无从顾及的。为此，他常常联系对比中国矿冶的实际，在《金石识别》一类的边页上写下批注，补订其中的纰漏和错误。纸上谈兵，照抄照搬，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他满足的。他特别喜欢采集矿石标本，不但因为标本可以加深对矿物知识的理解，而且喜欢那嶙峋而不规则的形体本身，它们以最质朴的方式，在荒无人迹的旷野间显示自己的存在。
他于物质生活无所求，穿一条夹裤，吃吃辣椒，照样过长长的冬天；而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他的心灵，似乎长驻着一个火热的季节。坐在桌子旁边，每当功课复习完了，笔记抄得久了，他便从中脱身出来，从书架上检取一部《红楼梦》，或是《西厢记》，或是别的小说杂书，徉徜于人类历史的原野和心灵的幽洞之中。那里，是无法窥觅的又一个奇妙的世界。
知识之火既然点燃起来，他就不会围着炉子取暖。比起周围的同学，他越来越热心于阅读课外的书籍。他愿意像篝火那样，在无遮的天幕下作野性的燃烧……
第二年，总办换了一个新党人物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鼓吹维新的《时务报》。考汉文由自己出题目，跟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弄得汉文教员也得惴惴地向学生打听：“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学校变得相当自由化，看新书的风气也流行起来了。校内设立了一个阅报处，除了《时务报》，还有《译学汇编》，那封面的四个字，在树人看来，就蓝得非常可爱。这时候，听说《天演论》出版了，他特地趁星期天跑到城南书店去，花五百文钱买了回来。这白纸石印的厚厚的一本，只要一翻开，就使他坐不住了：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多么优美的文字！多么恢弘的气魄！多么新颖的思想！一口气读下去，苏格拉底出来了，柏拉图出来了，斯多噶派也出来了。这些人物，各各带着自己的思想，走向纵深的历史。思想超乎一切，甚至比创造它的思想者更崇高！“物竞天择”呵，“适者生存”呵，“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呵，“保群进化，与天争胜”呵……他觉得，“天演”的思想，无不与矿石、动植，以及自己周围的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但显然有着更为炫目的光耀。他读得那么贪婪，一遍又一遍，《察变》和另外的好些章节，他都熟络得能够背出来了。
《天演论》风靡一时而成为知识界的“通币”，绝不是偶然的。时代需要思想。一连串失败的事实，把一批又一批民族出路的探索者投入更高层次的思考。从本国到西方，从科技到体制，从经济到政治，历史规定了这个有序的演变过程。如果不从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乃至民族心态方面实行全面更新，很难设想，改革将把一个积弱挨打的民族导向何处。但是，从林则徐到洪秀全，从张謇到康有为，不管他们变换怎样的角度锲入思考，都不得不借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衣钵，因而也都一例无力擎起一代思想的火炬。新时代的思想，不可能从封闭落后的小生产的土地上产生，它只能是近代工业和科学的产儿。于是，中国呼唤“盗火者”。随着戊戌政变的失败，当自立军和革命党在一片浸渍着血迹的沼泽地上先后行进的时候，严复裹挟他的译著《天演论》，乃从另一条战线冲杀而出，成为完整地引进西方哲学和科学方法，实行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开山。
《天演论》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一头猛犬”赫胥黎于1893年在牛津大学做的演讲，原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1894年，他加写了导论，并与其他三篇论文合编成集。他坚持了达尔文学说内在的真理性，把关于生物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开拓了近代科学思想的新课题。严复，这个同样曾经就学于传授驾船技能学校的人，将其中的导论及前半部意译出来，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思想，淋漓酣畅地发挥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严复立足于民族存亡的基点，以最富于说服力的科学事实和最富于煽动性的文学语言，阐述“取法于人”的中心思想，得出“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的结论，因此，《天演论》在中国的出版，首先引起的就不是自然科学的革命，而是整个思想界的“一种当头棒喝”。
每读到澳洲土蜂的沦灭，美洲红人和澳洲黑种的耗减，周树人就明显地感觉着一种危机感在压迫着自己。民族的危机。家庭的危机。个人的危机。危机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力。自力，自强，自立，自主，这就是一切。正是由于这被唤起的人类的自觉意识，推动着他奔向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前沿。
当一个受创的灵魂沉浸而且震颤于《天演论》的时候，事情让周椒生知道了。
周椒生对新学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有一回看见櫆寿的来信，外面只写公历日期，他便说是“无君无父”，训斥了一大通。在水师时，他就教训树人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倘看新书报，自然要入康党一流了。
他把树人叫了来，问过话，便沉着脸道：“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那样的东西怎么能看的？要知道，那是祸根。”
树人觉得好笑，只是不说话。
“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叔祖说罢，立即递过一张报纸来。树人一看，上边写的是：“臣许应骙跪奏……”原来是一个参康有为的奏折。
树人自然不抄也不看，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只要有空，就照例嚼他的侉饼、花生米和辣椒，看那看不得的《天演论》。
这个重精神而轻物质的少年人，对于生命以物质形式寄存的躯体并不介意；加以平时多吃辣椒，胃痛便发生了。痛得剧烈时，他不吭一声，只是把肚子顶在抽屉角上。但书是不肯放手的，仿佛新书本身就是一包止痛剂。
对于功课，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心温习了。即使这样，考试时，同学们还是看他第一个交卷出场，而且看他以优异的成绩站到班中的最前列。当时学堂规定作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优胜者发给三等银质奖章。按章程：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在全班中，得到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周树人一个人。
这个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却并不懂得爱惜荣誉，奖章到手就都变卖了。除了留一点钱给母亲，几乎都用来买严复和林纾的译著，以及其他新书报；再就是买点心和“摩尔顿”糖，邀几个要好的同学大嚼一通。
同学们发现：周树人并不只是具有处子般的沉静，他的豪侠和勇武之处，往往也是过人的。
他喜欢骑马。对于他，骑马与其说是为锻炼身体，无如说是为了锻炼意志。而今学的开矿，当兵固然是当不成了，但他仍然神往于战场上那血的驰骤与白刃的格斗。马和缰绳，可以带他去追逐那么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幻影。
最初，他曾经从马上坠落，直到皮破血流，也不间断练习，每天照例骑上一两个钟头。他常常对人说：“落马一次，就会增一次进步。”等到熟练一点的时候，便约同陆师学生一起租了马，跑到附近明故宫一带的旗营里去，同那些善于骑射的旗人子弟竞跑。有一次，在竞赛中他吃了旗人的暗算，差点儿被刮断腿脚。少年是圣战者。暗算又怎样呢？哪怕面迎旗人子弟恶毒的骂詈和纷飞的石块，他一样策马前往。穿一身黑绒镶边的酱紫色粗呢制服，快马轻鞍，风生蹄下，那是何等的英迈呀！
这期间，他刻过三枚图章：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戛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