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在檀香山经过了这种种奋斗，把保皇党打得落花流水，夺回了革命发源地的地盘，T作已算告一段落，于是准备到美洲去，继续进行斗争。冈为致公堂总机关是在三藩市，所以孙先生这次重游美洲，他的任务是很大的。杨文纳在这时，又向孙先生建议，他说这次孙先生在檀香山和保皇党大开笔战，他们难免挟嫌报复，运动美国关员阻碍他登岸，因此主张设法取得一张夏威夷的出生证明书，以备不虞。孙先生对于这个建议，踌躇了很久，经杨文纳一再怂恿才答应。于是由德彰公托了几位老年的同乡，向茂宜岛当局代为证明，取得了一张正式文件。当时德彰公所经营的牧场，因为夏威夷政府修改土地法，取消私有制度，大受损失，已经没有从前的富裕，故于孙先生游美的旅费，不能多所供给，只送了一枝很珍贵的龙涎香，以备孙先生在途中万一发生经济困难，可以变价补充，他们手足之间的感情，何等真挚而深切。
这大概是在纪元前八年的春天，孙先生已决定到美洲去，在临行前的几天，预备在檀岛做最后一次演讲，讲台前大书特书：“孙逸仙博士演讲革命”。这一天刚巧有一个满清皇叔到美国去参观圣路易博览会，经过檀香山，檀岛的一部分侨商，设筵欢迎他，孙先生就临时停止演讲，也参加欢迎宴会，这确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有一个华侨就很率直地问孙先生：
“先生不是排满的革命家么？为什么也参加欢迎皇叔的宴会？”
“我何曾有欢迎的意思，我到这里来是要认识这个所谓皇叔的面目而已。”孙先生带着很和蔼的笑容回答他。
隔了几天，已是三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就搭高丽号邮轮从檀香山到三藩市去，一个小小的波折就发生了。
这事情不出杨文纳的预料。檀香山保皇党陈继俨等探悉孙先生赴美有期，他们就通知三藩市的同党，设法阻止孙先生入境，以为党争的报复。三藩市的保皇党人得到了这个通知，立刻向满清政府领事何佑报告，何佑认为这是向他主子邀功的好机会，于是照会美海关，谓有中国乱党孙某将于某日搭某船抵美，请禁阻其入境，以全美清两国邦交等语。保皇党的诡计居然收了相当效果，因此当孙先生坐的高丽号邮船到达三藩市时，就有几个关员登轮查验旅客护照。他们看见了孙先生的名字，立刻说道：“这个人是中国乱党，应该暂时留在船上，听候讯问，不准登岸。”
孙先生眼看许多旅客，一个个很愉快地到达了目的地，他却和几个无辜的同胞，不幸地留在船上，从海港中遥望着巍峨的三藩市，不免怅惘若失。但关员并不向孙先生故意为难，当他发现他的护照，是一张夏威夷的出生证明书以后，他们就通知何佑，准备允许他上岸。因为夏威夷是美国的属地，依照美国法律，不得阻止入境。可是这万恶的何佑极力说明孙先生是在广东香山县生长的，他的出生证明书，一定是伪造的，仍请美海关禁阻入境。于是孙先生又延长了他在船上困居的时间。这船上的水手，有很多是惠州的洪门会员，他们知道了孙先生被迫困居的消息，都来慰问致敬，并且送了很多食品。因此孙先生也不觉得什么痛苦，只有静候讯问。
不久，美海关竟把孙先生送进了码头上的木屋，使孙先生和陆上的朋友，都隔绝了消息，这便陷入了最苦闷的境状，随着经移民局讯问以后，竟判令出境，候原船拨回檀岛。这是孙先生伦敦蒙难以后，又是失去了自由的一次，他内心是如何的焦急呢？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他在羁留的同伴所看到《中西日报》上，突然发现总堂伍盘照三字，机警的孙先生就得了一条光明大道。因为他从模糊的回忆中，记起了这位伍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向来从事传教及办报事业，蜚声于时。八年以前，孙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亡命出国时，广东的教友左斗田、杨襄甫二人早曾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现在还放在竹筐中，没有用过。他在这困居时，正需要这位热心的教友来营救，于是立刻写了一封信，要求一个卖报的美国小孩子，送到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社。
《中西日报》是伍盘照经营的一种事业，他另外又兼充领事馆顾问的职务，何佑如有重要的外事件发生，多向他咨询办理。那天，他突然接到了孙先生这封信，拆开一看，只有这样几个字：
“现被移民局批拨出境，请即来木屋相见！”
他平时对孙先生早已久仰大名，知道这一定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因此立刻得到了移民局的准许，赶到码头上的木屋里去晋谒孙先生。相见之下，握手甚欢。孙先生把被迫困居，判令出境的经过告诉了他，并且说：“现距十日上诉的限期，已很迫促，请各教友竭力援助。”伍盘照很热心地答应了孙先生的要求。临行时，孙先生又拿出当年左杨二人的介绍信，交他带回，因为这信上同时又介绍了一位司徒达南牧师。伍盘照回去以后，就找到司徒达南和其他许多教友，筹商营救的方法。他们知道孙先生已经加入洪门，准备通知致公堂，请其出面向华盛顿工商部上诉。伍盘照为防备何领事老羞成怒，禀请公使，横加阻力，于是先向他警告一番。狡猾的何佑，起先不敢公然承认这是他受人嘱托而干的事情，他说这是奉了满清政府命令的。伍盘照对他说：“孙先生是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现在很多同乡人，已经决定向美政府上诉，你如果禀报公使，必将激动众怒！”他听了这个严正的警告，于是答应小心行事，不敢再捣乱了。
伍盘照阻止了何佑的捣乱以后，又去访问致公堂英文书记唐琼昌，把孙先生被阻入境羁留木屋的经过，尽情地说了出来。那时三藩市致公堂本为全美各埠洪门的总机关，但因代远年湮，大多数已经忘了反清复明的本来面目，并且也有身跨保皇党的。只有总堂大佬（主盟员之称）黄三德和这位唐琼昌，平日热心革命，尤钦佩孙先生的为人。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大为愤激。唐琼昌就陪着伍盘照去找他们的法律顾问美律师那文，请他依法相助，并且又约来同志到木屋去慰问孙先生。孤立无援尚在被困中的孙先生，到这时才看到这许多义深情重的同志的援助。
他们援助工作的进行，首先由那文向移民局声明，即向美政府工商部上诉，并依照移民法例，得以五百元保证金，保释候判。那时五百元保证金的筹措，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最后由致公堂以士波福街的一座大楼的产业，向一家保险公司具保，才担保孙先生出外，听候判决。
孙先生从木屋出来的那一天，致公堂的职员和基督教中的有志者，都到码头上去欢迎。在木屋中困居三星期的孙先生，于是在热烈的欢迎声中，踏上了美国之门。
孙先生这次入美羁留木屋的事情，实为我国一件耻辱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国际地位。孙先生曾经说起这件事，也很痛心，他说：
“记得到美国上岸的时候，无论所坐的船位是那一等，美国人便来盘问你是中国人呀，是日本人呢？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国人，便要入关（按即木屋）检查，必须麻烦好几日，始可自由上岸。兄弟有一次到美国，在关内住过三星期；但我还是很侥幸的。有不幸的，甚至空花旅费光阴和所受检查的种种痛苦，见到美国而不能上岸，由原船送回中国……就是像从前旧金山的大旅馆，也不许我们住。上海从前的外国公园，也写出招牌说：狗与中国人不准入”像这样一想，便知道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民国十二年十月对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
当时美国海关的法律，对于国际地位低落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无可讳言的是一种特别苛例，再加上保皇党和满清官吏的捣乱，使孙先生重陷于困苦的境遇，浪费了二十多天宝贵的时间。当孙先生写信给伍盘照求救的时候，他身上已一个零钱都没有，他无法酬报送信的那个卖报小孩，只得在信封上注明由伍盘照付给，他那时情况的窘迫，由此可见。
孙先生从木屋出来以后，洪门同志一致欢迎。因为照他们的惯例，谁起兵抗清的，谁就是大哥，孙先生既已加入他们的联体，当然是一个大哥，因此也就受到了这种特殊的欢迎，和纪元前十六年到美洲时的情形，大不相同。隔了几天，美工商部的判决文也送到了。这判决的内容是：“孙某既持有夏威夷出生证书，当然取得美国公民所享受之居留权利，绝无可以拨送出境之理由。”于是清领事及保皇党徒中伤计划，粉碎无余，孙先生在美国，可以自由活动了。
现在三藩市的圣玛利公园中，已经建立了孙先生巍峨的铜像，四十多年前，这个小小的波折，也许还留在若干年老的中美人士的脑海，但由于我们国际地位的增高，和中美邦交的进步，这一段故事，会变成了讲述中华民国、国父历史时一个最有趣味的资料。
我们回过来再说本题，那时保皇党在三藩市还是有相当势力，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就由康有为的门人欧崇甲把持。他看到洪门同志这样热烈招待孙先生，不免眼红，于是天天发表排斥孙先生的言论。黄三德、唐琼昌等，忍无可忍，立刻把他停职，请孙先生另荐同志担任主笔，孙先生因托冯自由转荐刘成禺，从此《大同日报》的论调，完全改变，洪门的宗旨，大昌于北美。《中西日报》也要求孙先生代聘驻香港的采访员，孙先生就推荐了陈少白、郑实公二人担任。他们更以无代价翻印邹容《革命军》一万余册，致公堂担任了寄书的邮资，向各埠大量地分发，全美华侨得此有宣传品的启导，不及半年，风气为之大开。
孙先生又得黄伍诸人之助，假士作顿街长老会正道会所，开救国会议，说明革命主义的大要，并募购革命军需债券，及征求兴中会会员。到会的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对于购券十分赞成，但要他们加入兴中会，却不免畏缩，结果认购债券共有美金二千七百余元，正式宣誓加盟者只有邝华汰一人。后来邝华汰又到卜其利埠募得一千三百余元。这次对扩张兴中会会务，可以说并没有多大成功，但已经建立了相当基础。六年以后，孙先生重来这里的时候，为发动广州起义而募款。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艰苦的革命工作。是从一点一滴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成长起来。孙先生又从各方面观察，觉得致公堂各埠分埠对于总堂的联系不够，这个有历史性的团体，已有组织散漫、精神松懈的趋势。这种情形，利于保皇党，而不利于革命党。因为革命党和保皇党对华侨群众的态度，是刚刚相反的：革命党需要华侨严密地组织起来，以自觉的精神来实行固有的反清的民族革命的任务；保皇党则不然，他们害怕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害怕华侨的组织力量，但他们又不能不利用华侨。因此当时美洲华侨那种散漫的形势，正十分便于保皇党的利用。孙先生针对着这一点，因此发起洪门总注册。洪门总注册的意义，就是把华侨会党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华侨的组织愈严密，愈强化，保皇党的欺骗和蒙蔽，便无所施其技了。致公堂的职员，对于孙先生的提议，都一致赞成，注册工作就很顺利地开展起来。在这期间，孙先生特亲自订定了一个“致公堂重新章”。这新章的唯一意义，就是把华侨原有组织的旧瓶，装追了革命思想的新酒。换句话说，就是把致公堂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团体，美华侨旧会党的力量变为一支洪大的革命力量。
新章分为“要义”和“条款”两部分。在“要义”里，首先揭出了致公堂原是民族革命的组织，但因内部散漫，宗旨渐忘，遂为保皇党所利用，而走人歧途，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重新团结起来：“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省与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合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因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宽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极大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趋人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堕矣。有心人忧之，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堂务，而惟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可以成城，此合众团体之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尽，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业务所宜急也。”
其次，便提出致公堂当前所应负起的三个重大任务：第一是“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害，惆恤同人”；第二是“联合大众，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是“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第一种是互助的任务，也就是致公堂会员彼此之间的任务；第二种是排满的任务；第三种是肃清保皇党的任务。第二三两种是致公堂华侨对国家民族的任务，也就是应负起的当前民族革命的任务。关于第二种任务，“要义”里说：“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国势积弱，疆宇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亡也；惟竞争始能独立，此美国、日本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是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
关于第三种任务，“要义”里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为虎作伥，残同胞而媚异族，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堂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盛诛哉？凡我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此败类也？本堂虽疲驽，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书于汉族也。”
在“条款”里，一则不特揭出反满反汉奸的任务。而且揭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任务：
一、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二、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三、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为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这条款中标举的四大宗旨，就是后日同盟会的四大纲领，是孙先生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到革命纲领的确立，最早的具体表现。
新章经致公堂大会通过后，即公推孙先生和总堂大佬黄三德遍游全美各埠，鼓吹洪门革命，抨击保皇党。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周游美国南北数十城市，然后到了纽约。孙先生于是年西历六月十六日，曾从加利福尼亚省途中，写信给东京的乌目山僧。可以看出他此行的收获。这信说：
“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皇）党。（该党）已到退伍，大处俱称得手。今拟遍游美埠有华人之处，次第扫之。大约三四个月后，当可成功。保（皇）毒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与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扫之想为不难，惟是当发始之初，而保（皇）党不无多少反动之力，因此有一二康徒，极恐彼党一散，则于彼个人之利益，大有损失，故极力造谣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地洪门之势力极大，但散涣不集，今已与各大佬商妥，设法先行联络各地洪家。成为一气，然后可以再图其他也。故现时正在青黄不接之秋，尚无从为力，以兼顾国内及日本之局面也。大约数月之后，当有转机也。幸致慰在东京各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
从惠州起义到现在为止，革命的形势，正走上开展的阶段，保皇党虽百计破坏，也没有阻挠了这方兴未艾的革命潮流。所以孙先生在自传中说：“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于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孙先生到纽约时，刚巧日俄战争很剧烈。他想借这个远东问题紧张的机会，指出美国上下援助中国革命的一条路线，因此发表了一篇英文宣言，题目是“中国问题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主要的意思，是说明满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的，现时中国所流行的种种不能满意的事情，都是满清政府的罪恶。中国在历史上是很能和外邦沟通的，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中国政府，才能谋中国的富强和世界和平的建立。同时又说到美洲的致公堂，是中国的爱国会，将来满清政府的下落，就可取决于这个组织和同志。最后说到“黄祸”的无稽，中国人民是天然的平和守法的人民，所以一旦中国觉醒了，对于世界的影响很大。但如果列强瓜分了它，便一定酿成像这次日俄战争一样的大祸。如果列强保全中国主权的独立，那不是满清政府所能担负得起，还须要经过一番革命。这是美国上下尤须帮助的一点。这一篇可说是革命党最早的对外宣言，是有很深刻的意义和历史价值；也是孙先生在革命进程中到另一阶段开始的一个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