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出身于贫贱之家，其青少年求学求仕之不易，使其深知才德之士要想为国家所用，必须有得力之人的引荐。国家处于积贫积弱之时，官僚中冗吏庸吏太多，而宋仁宗为改变国家的困局又表示要广开言路和材路，这也为欧阳修引荐奖掖后进之士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欧阳修重视人才，首先表现在他对苏氏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的引荐和拔擢上。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他在痛抑“险怪奇涩之文”、弃黜刘几之流的同时，写质朴之文的苏氏父子及曾巩等格外受其青睐。这一榜，他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同时，在此前后，又大力推荐苏洵和王安石，使苏氏父子一时名满京都。相传他录取了苏轼之后，十分兴奋，连呼：“快哉，快哉！”“可喜，可喜！”并对他的儿子欧阳发说：“再过三十年，就不会有人说起我了。”显然对苏轼抱有极大的期望。欧阳修利用执掌文坛的机会，大力提拔才德之士，大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味道。一次知贡举，录取了三人，推荐了二人，这样，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就聚齐了，为其开展诗文革新运动组建了基本的班底。
欧阳修一生，以举荐贤才为己任，凡其所知道的，不论认识与否，都极力举荐；凡有一点长处者，皆随其所长而称之。如福州处士陈烈，“素不与公相识，公闻其名，知其行义，屡荐于朝，乞赐召用。朝廷即召烈，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五《事迹》）。此外，如其《荐布衣苏洵状》《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举丁宝臣状》《举司马光札子》《举宋敏求同知太常礼院札子》《举刘义叟札子》《举陆询武札子》等。所荐之人，不胜枚举。而这些被称荐者，后来多为一时名人。另据神宗《重修实录本传》哉：“嘉祐间，朝廷进人之路狭。修建言以馆多蓄人材。后诏韩琦、曾公亮各举六人，欧阳修、赵概各五人，一时得士为多。”
欧阳修不愧为伯乐，举人之多，看人之准，一时无出其右者。他不仅为朝廷举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而且也为自己的诗文革新运动组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贤臣，成为文坛无可争议的领袖，出于公心举荐贤才，奖掖后进，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