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苏洵认定王安石奸佞祸国，坚决不见王安石，王安石母亲去世，苏洵也不去吊唁，故使两家关系相当紧张。
苏轼和王安石，可以说都出于欧门。欧阳修对他们都非常器重，但二人因政见不同，几乎反目成仇。苏轼上万言书反对新法，王安石手下人千方百计要整苏轼，最后罗织罪名将其下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一般人看来，苏与王乃冤家对头，其实大谬不然。他们政见不同是事实，但他们都是襟怀广阔、光明磊落的仁人君子，互相仰慕对方的道德、文章，晚年私谊很深，同样是事实。
苏、王初次交往在何时，已无从考证。但嘉祐五年（1060）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的制词却是王安石起草的。制词称苏轼“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华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可见，此时王安石对苏轼已有相当了解。
苏轼被下御史台大狱，当权者必欲置之死地。而此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坚决反对，曾发出“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的呼声，力救苏轼。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阳县）团练副使。七月，抵达金陵。已经罢相退休的王安石，一直闲居于此。听说苏轼来了，亲自到码头上来看望苏轼。据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五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王安石）野服（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二人同游蒋山，谈天说地，相得甚欢。王安石还在自己家中几次款待苏轼，相处如老友，毫不见外。
蔡绦（tāo）《西清诗话》称：“元丰间，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州）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与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对苏轼称赏备至。《潘子真诗话》中还有苏、王二人手书诗作互相奉赠的记载。苏轼在金陵流连数日，二人唱和颇多。苏轼的《次韵荆公四绝》第三首有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前联写王安石闲退半山园时骑驴访胜的情况，后联表示接受王安石的劝告，在此买田定居，与王安石同隐钟山。事虽不果，但二人真情相处，友谊之深，不难想见。
金陵分手后不久，苏轼就致信王安石：“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苏轼行至仪真，又致信王安石，表达了经常往来的愿望。王安石在《回苏子瞻简》中也说，分手之后“俯仰逾月，岂胜感怅！”
金陵相会是苏王交往中最快意的一次聚会，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一年多以后，即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便在金陵与世长辞。当时正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奉命起草了《王安石赠太傅敕》，称王安石“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金陵相会，不但在二人友谊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给人们留下了乐道的文坛佳话。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三中说：“两公名贤，相逢胜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耀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
苏轼与王安石金陵相会，时王安石六十四岁，苏轼四十九岁。这两位熙宁变法时的政治对手，此时已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时间可以化解一切矛盾和恩怨。苏王金陵相会，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