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讲到北宋之“熙宁变法”与“元祐更化”者，无人能避开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凡读过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者，无人不知二人是政治上的对头。王安石与司马光持不同政见，斗争激烈，这是事实；但若真的以为二人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则未必然。
《宋史·王安石传》曰：“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同”贻“，送，致）书反复劝之（指新法），安石不乐。”这里给我们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原是“素厚”之“朋友”；二是二人因对变法持不同观点而分道扬镳。
司马光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年长王安石两岁，二人又同年去世，可谓“年相若”；司马光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王安石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并多次为同僚，如仁宗至和元年（1054），二人同为群命司判官；治平四年（1067），二人又同为翰林学士，可见二人少不了交往。王安石力主变法；司马光在仁宗嘉祐年间多次上书言事，在讲到财利之事、选人之道等问题时，观点与王安石颇有相同之处。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二人“道相似”。王安石也承认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那么，这两位“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何以长期处于对立的境地呢？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窃以为与君实游好相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关键在于“所操之术多异”，即改革社会的主张不同：司马光主要讲“省用”“节流”，反对与民争利，而王安石则重在“开源”。司马光与欧阳修等人主张“择吏为先”，而王安石则主张“择术（措施、办法）为先”。这正是二人在政治上反目的根本原因。
在二人同为翰林学士时，一次神宗召学士议政，司马光讲“救灾节用”，王安石认为“当世之务”在于“得善理财者”，这样可以“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认为这些所谓“善理财者”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二人争议不已，神宗则表示“朕意与光同”，但也并未照司马光的意见办。后王安石行新法，司马光多次写信表示反对。熙宁三年（1070）二月，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四千言的长信——《与王介甫书》，全面批评新法，王安石立即回了一封——《答司马谏议书》，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和“天下怨谤”等方面逐条驳斥了司马光的观点；接着司马光又有给王安石的第三封信，又逐条驳斥了王安石对他的指责，可见二人在政见方面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
有一次，神宗和司马光交谈后，想重用司马光，于是去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交往）尽害政之人”，如重用司马光，等于给反对派树立了旗帜。后王安石因韩琦上疏反新法而称病“卧家求退”，神宗于是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决推辞。司马光提出的条件是“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否则决不上任。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此后又居洛阳十五年，主要精力在编修《资治通鉴》。可见，王安石两次罢相，都与司马光无直接关系。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重用司马光实行“元祐更化”，尽废新法。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原来的朋友，因政治观点不同而一直对立到他们生命的终结，但司马光从未把王安石当成坏人。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病逝，司马光在《与吕诲叔简》中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之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不仅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而且以超然大度对王安石变法中的疏失予以谅解；不但建议朝廷对王安石“宜优加厚礼”，而且指出要防止“反复之徒”对王安石的“诋毁百端”。这充分显示了二人之间的深知、信赖和理解。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除政见有所不同外，都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道德文章卓著的仁人君子。《三朝名臣言行录》引《邵氏闻见录》云：“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zhi，滋生）货利，皆同……二公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此说颇为公允。在“文恬武嬉”的北宋，能够做到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聚财货者，可谓凤毛麟角。王安石熙宁变法，司马光元祐更化，二人政见不同，各行其事，但目的都是为了国家，而非各营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