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词坛虽也孕育着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却未与北宋的诗文革新同步进行，其总体上仍承袭五代时花间词和南唐词之余绪，仍袭用艳情、别情等旧有题材和传统的小令行事，为满足士大夫的歌舞宴享而创作，“诗庄词媚”的观念仍在主导词的创作。且宋初词坛，词人多为高官。他们高官厚禄，生活优游，加之最高统治者倡导享乐，举国上下，到处灯红酒暖，浅斟低唱，这样的社会环境和风气，是词走上老路的最适宜土壤。而文人们的私生活也相当自由，在家有成群的姬妾歌伎，在外有官伎侑酒唱曲，这也为他们的艳词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欧阳修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其词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受时代的濡（rú）染。
欧阳修的词，《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编》共存二百四十余首。其内容除写景、抒怀、咏史外，艳情也是主要内容之一。如其《南歌子》：“风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尽管写得真切、生动、但确涉艳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说：“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妇，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专学此种。”说欧阳修“专学”冯延巳写艳词，未免言过其实，但他看到欧阳修写了不少艳词，则是事实。宋人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中说：欧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这既说明了欧词与花间派和冯延巳词之相近，又想为欧阳修开脱，称其“鄙亵之语”为《花闻》《阳春》所混入。
宋初词人私生活放浪，他们写艳词本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但若是柳永之类的浪子词人，也就罢了；若遇到像晏殊、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大人物和正人君子，那就有些麻烦了。有人就认为像这样人品高尚的名臣是不会写格调如此低下的词的，一定是别人诬陷栽赃。对这样的问题，宋人的办法有二：一是删。就是在给这些名人出词集的时候，其子弟、门人们，认为这些词有损于尊大人的光辉形象，故有意将其删去；二是为其辩护，说明这些东西是出自他人之手。如晏几道替其父晏殊辩护（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姜明叔为司马光辩护（见杨慎《词品》），胡仔为苏轼辩护（见《苕溪渔隐丛话》），而罗泌（bì）、曾慥（zào）等为欧阳修辩护，都是显例。
罗泌在《题六一词序》中说，欧阳修“吟咏之余，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一卷，其浅近者，前辈多谓刘煇（huī）伪作，故削之。”曾慥在其《乐府雅词序》中也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窕，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去。”蔡絛（tāo）在《西清诗话》中更肯定无疑地说：“欧词之浅近者，多是刘煇伪作。”王灼在《碧鸡漫志》中称：“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我们看，手法也全不出删和辩护二门。
这里王灼所说的“暧昧之谤”，或是指《历代小史·钱氏私志》中将欧阳修的艳词和钱明逸诬其与外甥女有染的绯闻联系在一起，以证明欧的艳词是其乱伦的写实。欧词中窜入他人艳词是可能的，无聊文人所起“暧昧之谤”也可能是真的，但欧阳修写艳词也是千真万确的。
欧阳修的私生活本来就有其浪漫的一面。他不仅拥有家妓，而且还常喜上友人家观看歌妓表演：“欲向东家看舞姝（shū，美女）”便是他在《戏答圣俞》诗中的自白。而在官场和社会上，作为高官和名士的欧阳修更与歌妓们有着密切的往来。加上时代风气的濡染，以及欧阳修只把填词当作游戏小技而未如诗文一样为严肃文体，故其有此类作品，反映其人生及情趣之另一个侧面，是不该大惊小怪的。
可见，人品和词品是有联系而又不等同的两个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并非此真彼一定假，而往往具有两重性。欧阳修的人品令人称赞，但同时也在词中描摹歌妓的艺色之美，这矛盾着的两方面恰恰体现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清人昭梿（lián）在其《啸亭杂录》中有曰：“近偶阅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欧阳文忠公诸集，皆有赠妓之诗。数公皆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因偶题诗云：‘希文公气千秋在，欧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俱在，也皆有赠女郎词。’”“粉黛”无妨“名教”，这颇有点辩证思维的说法告诉我们：即使是对欧阳修这样的“忠臣义士”“文坛巨子”，也不必劳心费神去替其写艳词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