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周恩来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周恩来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周恩来曾对造反派说：我这样的身体一年就搞得这个样子，你们总应当让我为党和人民多作一点事吧！邓颖超支持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造周恩来的“反”。
1967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
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忙？忙什么？是他闲不住喜欢忙吗？只要我们稍稍了解一下“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工作状态就很清楚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按毛泽东的意图，党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权的事，其他日常事务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给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除了主持召开国务院的会议外，还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会，后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周恩来召集。
——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和大多数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无法工作，本来是这些人承担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来身上。周恩来曾说过：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部长。
——运动中此起彼伏的社会乱子，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还到处煽风点火。这个地方武斗打死人了，那个地方的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个城市的煤支撑不了几天了，那个城市的粮食快供应不上了，等等，这些中央文革一伙视而不见，闻而不动。周恩来哪能坐视不管呢，他不得不疲于奔命，四处“救火”。为此，中央文革一伙还攻击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没日没夜地为各种问题找各级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以及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笔者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还不完全）：仅在1967年1月份，周恩来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88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组织代表114次。照一个月30天算，一天平均下来就是将近7次。
光这项工作就已经够呛，还不要说处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为了给他们讲政策，说服他们不要做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事情，周恩来耐着性子，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人的嘴巴是肉长的，如果是铁打的，恐怕也磨了个大缺口。而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常在有些问题上无理取闹，无休止地纠缠，一次接见时间有时长达7、8个小时。有些造反派不接见他们还不行，不接见他们，他们就在社会上采取一些极端行动，逼周恩来接见。
——每天的各种请示、报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来的面前，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的，国务院的，中央军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该不该周恩来处理，全都推到周恩来手中。一次（1967年10月11日），周恩来实在是累得难以忍受了，在一份军委总政治部报送的文件上批道：“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这些堆到周恩来面前的文件，都是周恩来每天深夜在外头忙完回到西花厅后处理的，有时，批着批着就实在支撑不住了，头一低，手上拿着的毛笔就戳到了额头上。
“文革”期间在周恩来身边任秘书的张作文回忆说：
革命博物馆中不是有总理用过的一个小炕桌吗？这个小桌子是总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在“文革”最紧张的日子里，为减少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冲击，总理整天陷在各种会议里，根本没有时间批阅文件。就是那些必须限时发出的外交文件，他也只好在开完各种会议后，已到了凌晨再批。身体已到了疲惫不堪的程度，很难再坚持坐在办公室批阅这些文件，为了不误事，总理只好把这些限时发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靠在床头上，两腿躬起来，把文件放在两个腿上。这样批不了几份文件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卫士同志就找来了一块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工作，减少点疲劳。这样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这样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劳，后来，邓大姐见总理用硬纸板也太累了，就让木工同志为总理做了一张小桌子。许多内政外交的大事，总理就是利用这张小桌子处理的。它可算是总理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了。
总理本来是喜欢用毛笔批阅文件的，可是由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超负荷运转，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尽管这样，总理也不得不坚持把工作处理完才休息。所以批阅文件中，有时就是老是打盹了，文件都被毛笔点了一些墨点，或划了一些道子。后来，总理就改用铅笔。但太累了，用铅笔也不管事，照样打盹，仍然在文件上划了些道子，连字也写不工整，有时连写的什么字都很难认。我们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这一点要不是亲眼所见，总理那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是难以想像得到的。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看见总理那种疲劳的样子希望他早点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须立即处理，有时真是硬着头皮提醒总理还有几个文件必须处理。那种复杂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自1967年起，明显垮下来了。
周恩来的身体素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好得出了名的。国际舆论曾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
1960年，周恩来赴印度新德里同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会谈。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女记者问周恩来：“你作为一个已经62岁的人，看起来气色仍然非常好。你是如何保养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
周恩来敏捷而含蓄地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的确，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走路一阵风，卫士和秘书跟在后面还要不时小跑几步才能紧跟上。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从一个厅到另外一个厅，中途还要停下来歇一会喘口气。
1965年3月，周恩来去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在凛冽的风雪中，周恩来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甚至连毛衣毛裤都没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5个小时！引起在场许多外宾的惊奇。同年11月23日晚上，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欢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回国时，在场的领导人都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唯独周恩来还是穿着单衣，连夹衣都没穿。这有11月24日《人民日报》的照片为证。
然而，到1967年，周恩来的感冒增多，并开始出现心脏病。
1967年，周恩来曾对造反派说：我这样的身体一年就搞得这个样子，你们总应当让我为党和人民多作一点事吧！
对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颖超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说也无大效。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身体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次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万般无奈之中决定用当时常用的一种方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办公室的门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除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外，还有常去周恩来那里的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共20个人。
周恩来看到大字报后，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8个字。
邓颖超也提出了5点补充建议：（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
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写是这样写了，但要做到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疲惫至极的周恩来何尝不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呢！然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要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造反派扬言要砸烂“广交会”。周恩来紧急飞往广州，连续工作长达84个小时没有睡觉。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1967年的广州，夏天来得异常的早。刚进入4月，天气就有点闷热。
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云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盯在了即将举行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争着要在砸烂“广交会”上一显身手。
在他们看来，交易会展出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许多工艺品，如描绘山水风景、花鸟虫鱼、古装人物、古代仕女等的雕刻、刺绣、陶瓷，都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他们打着灯笼四处寻找要破的“四旧”。
1967年4月12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砸烂广交会。4月10日，中山大学的学生20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干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4月15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二）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和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及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三）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商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四）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作必要的说明。
秘书起草完后，周恩来又审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条后面又加了一条：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为了增加通知的权威性，周恩来又在原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署名处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而后，周恩来批示：特急件。请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剑英、萧华同志核阅后送林彪同志审阅，再送主席批示。
4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通知。同日，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往广东省军管会、中南局财委、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
天高皇帝远。尽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4家联合发出的明令通知，但云集广州的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广州的局势依然难以控制。
4月13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造反派要冲内蒙古军区，军区在大楼上架起了机枪，局势一触即发。
周恩来正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秘书送来一份广东省军管会的急电。急电说：
（一）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对交易会的领导工作没有以他们为主表示不满，他们已经有3个人参加了常委，还不满，又要求参加政治部的领导。他们与外面的造反派组织串联，准备搞掉现在的“工作委员会”，另外成立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二）工作人员要求开展“四大”（主要是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鼓动起来的），参加常委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支持开展“四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搞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陈列馆的玻璃上和柜子上。各宾馆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还责问是谁指示不让搞“四大”的？军区的讲话和劝说，他们根本不理，而且态度还极为蛮横。
（三）就展品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到各馆的领导班子。五金交电馆的领导班子被搞垮了。工艺品陈列馆的辩论也很激烈，外贸学院的造反派反对把拖鞋、雕刻、刺绣等展出。有个价值2万英镑的玉雕也不让展出。
过度的劳累，难言的愠怒，使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拿着铅笔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颤抖。
他知道，如果广州的局势再不立即遏止，“广交会”非砸在造反派手里不可。
就说搞“四大”吧，这个口子一开，可不得了。仅就大辩论一项而言，到时就可能闹得工作没人管。那一次，北京饭店的员工也造反了，搞大辩论，拒绝给外宾做饭吃，说是要“饿死帝修反”。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去解决的。
怎么办？
关于开好广交会的通知也已经发过了，该说的话都说到了。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自己去广州一趟，亲自坐镇，以保证广交会的如期顺利开幕。
时间紧迫，离广交会开幕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周恩来毅然决定自己立即飞往广州。
14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在解决完内蒙古问题后，又找外贸部和外贸学院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立即派人去广州，协助解决好问题。
而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
主席、林彪同志：
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斗，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15）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7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如顺利，今夜可飞回。
胡老（指胡志明——作者注）今晨5时抵穗，住从化，如有空，当去看他一下。如抽不出工夫，即为他组织当地会诊。因目前各医院多难互相调动，非打一招呼，不易保密。
谨报，请转中央文革一阅。
周恩来
四月十四，六时
周恩来还把广东省军管会的急电附上，交秘书以特急件送林彪和毛泽东。
14日早7时半，周恩来拖着疲惫的步子登上飞机的舷梯，气喘吁吁。
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12日晚上，因为解决内蒙古问题开了一个通宵的会，天亮以后连轴转。
13日，又是一个通宵。这一天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上午12时约赵毅敏、孙正、黄树则谈问题。
下午1时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下午3时3刻约黄永胜、郑维山、傅崇碧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下午4时军委扩大会。
下午8时到钓鱼台6楼办公。
下午9时见内蒙古代表。
晨2时半同外贸系统造反派谈话。
到达广州后，周恩来马不停蹄，片刻都没有休息，形势也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
上午11时1刻到达广州，11时半就召集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国家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德等开会。
而后，周恩来分别找参加交易会领导的造反派头头和担任广交会翻译任务的40名工作人员谈话。
晚9时半，周恩来在中山堂接见在广州的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明天，在广州就要举行春季商品交易会，中央很关心这件事。
今天，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广东省军管会，并通过他们向你们传达了5点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很重视，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签发。我到广州来，就是来加以说明。”
“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交易会的5点通知。他着重强调：广交会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外来的客人，对这些客人要一分为二，要允许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我们做贸易，也要一分为二，有的完全是为了做买卖的，那就根据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交易会期间，不能开展“四大”，串联也不要进行了，交易会的陈列馆、宾馆、旅馆、剧场，都不要贴大字报。如果开展“四大”把工作抛开了，大家观点不同争论起来了，那怎么行？
这种情况北京出现过，正是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观点不一样，就抛开工作去争论了。把辩论暂时停一下，没有什么损失。
接见完群众后，已是15日凌晨了。周恩来又前往交易会现场视察展品陈列馆。
又是一夜通宵未眠。
15日白天，周恩来继续找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开会，找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11点半，周恩来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旨在解决广州各派之间的矛盾，稳定广州局势。
会上，各组织代表“倾盆大雨”，轮番向周恩来提出各种问题。
“华工红旗”的代表：我们认为，我们与“八·一八”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周恩来：一切都归到两条路线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不能把每一种思潮都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些意见是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华工红旗”代表：目前广州存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军区不相信我们。周恩来：军区对你们没有怀疑嘛！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上纲，不要把斗争庸俗化。如果什么都上纲，矛头就会指错，大方向就要受到干扰。
“八一八”代表：我们认为，“华工红旗”不是真正的左派。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立？
“八一八”代表：“北京来信”中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这是怀疑一切的观点。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们想一想，把广大群众和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落空了吗？
“广医红旗”代表：据我们所知，“广州的谭震林”在积极活动，到处扶植广州的保皇势力。
周恩来严肃地责问：你说扶植保皇势力，拿出证据来！“广州的谭震林”是谁？有什么证据？线越摸越长，不能这样搞嘛！
二月抗争中，谭震林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被诬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一伙借机煽动造反派四处揪斗老干部，什么揪“武汉的谭震林”、“广州的谭震林”，等等。周恩来多次批评过这种做法。
北京工业大学的另一代表说：那怎么理解军管会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周恩来说：跨行业的组织是应该取消，这也是中央的精神。反革命的组织更应该取缔。如果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只有少数坏头头，可以把头头抓起来，对群众还是要进行教育。
“广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反映：“广医红旗”公开提出：“思想兵是大老保，老保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周恩来说：对一个群众组织这样说是错误的。一个群众组织不能用这样的口号去压另外一个群众组织。把专政口号到处滥用，是很不严肃的。你们对自己的做法，对每一个行动，都要力求符合毛泽东思想。提口号要慎重，尤其在华南地区，口号更要提得恰当。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结果又没倒，久了就不灵了。这是你们自己的信誉问题。
针对各派之间派性对立情绪严重，周恩来要求：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各派之间的争论，要通过大批判联合起来。我给你们作报告，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说的。不管哪一派，都要认真地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造反派更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绝对化。
这次座谈会，从15日晚上11时30分开始，一直到16日早晨7时30分才结束，整整8个小时。
这样，周恩来到广州后又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加上来广州之前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没休息，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84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当时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就这样，他（周恩来）上午下午连着晚上，先干部后群众不停地开会，倒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搞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
整天在屋子里开会，电灯总是亮着，室内温度比较高，会场里又没有空调机，房顶上几个电风扇不停地转仍不解决问题，大家依旧觉得太热，许多人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折叠纸扇。
周恩来在礼堂内开会，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敢离开会场到户外去散步，所以，甚至连白天和黑夜有时也搞不清楚，也记不得我们一天内吃过几顿饭。因为睡眠太少，实在没有胃口吃东西，接待部门特意为我们煮面条，面条吃得多了，大家就觉得好象每天只是吃夜宵，没有吃正餐。
我们担心周恩来太疲劳，怕他累垮了，曾多次给周总理递纸条，劝他早点散会，或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的纸条不管用，又将纸条递给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同志，请他们说服总理稍稍休息一会儿，但我们的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周总理吃的东西比我们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气色有点不对头，肯定是疲惫不堪。他起身去卫生间时双手叉着腰，走得比较慢，不那么潇洒而有风度了。
他这是在硬撑着，没有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5月16日上午，结束与广州各群众组织的座谈后，周恩来才去睡了他到广州后的第一觉。
在周恩来的亲自坐镇下，广交会如期开幕。
周恩来本来是专为解决广交会问题到广州的，解决完后就回北京。但后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既然到了广州，就帮助广州军区解决一些问题。广州的两派打得厉害，军区拿他们没办法。
17、18日两天，周恩来继续召集广州各群众组织座谈。
17日的座谈从凌晨0时35分至早晨8时半，还解决不了问题。各群众组织之间派性严重，互相告状，各不相让。周恩来不得不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晚上再开。大家发言一定要节省时间。你们尽是倾盆大雨，也要下点毛毛雨嘛！我不可能在这里呆得太久。
17日晚上11时，继续召开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会议又一直开到18日上午9点才结束。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具体环境，一般人可能难以理解领导艺术如此出类拔萃的周恩来为什么总是开这么长的会。到时间就宣布散会嘛！这样做可是可以，但解决不了问题，搞得不好，还会激化矛盾，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事情更糟糕。你想想，周恩来面对的是受“文化大革命”保护，被极左思潮“武装”，蛮不讲理、一味纠缠的造反派，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为了解决问题，只有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耐着性子跟他们磨。这也是周恩来的特殊素质和本领，换了别人，很难做到。
18日晚上10时，继续开座谈会。凌晨2时，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晨4时，回到宾馆。晨6时，离开广州回北京。上午9时半，回到北京。
这样，从周恩来的工作日程上可以看出，17日至19日，周恩来又是连着3个晚上通宵达旦。
在连续84个小时工作没休息之后，又连着3个晚上通宵未眠。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一个69岁的老人了。
而这种工作状态对周恩来来说，绝不是偶而为之，而是家常便饭。
这种长时期超负荷又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对人的身体的损害程度，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何况还是对一个年迈的老人！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请周恩来题写国庆横幅。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周恩来自己多次谈到过文化大革命对他身体的损害。
1970年10月，他在会见斯诺时说：“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1975年，周恩来病重住院时又对卫士乔金旺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文化大革命对周恩来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难以想像的。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凭周恩来的身体底子，他的生命历程绝对不止78岁。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周恩来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